音乐人为何西进？台湾市场的「饱和」危机与转机 https://pse.is/7muwa6 报导者 「在台湾只能饿不死自己，去中国才能真的赚钱，再把钱拿回台湾做音乐。」一名出身独 立音乐界的经纪人向《报导者》吐露的现况，也是我们在采访数十名台湾乐坛人士後，他 们的共同心声。 他们说，台湾音乐界竞争愈趋激烈，音乐制作成本和行销花费都大幅增加，否则不易被听 见。为了拓展市场，旅运费成本低、语言相通、乐迷基数又庞大的中国，自然成为不少人 内心困难的抉择。 这股挣扎和压力从何而来？《报导者》从金曲奖报名件数、音乐产业工作者的人数增长和 薪资中位数试着找答案，并进一步试问，台湾音乐人如何透过中国累积资本与经验，又能 在中国的政治时局下自保？台湾乐团是否还有别的可能，若想进军世界，我们的音乐产业 又缺乏什麽？ ------------------- 全职经营一组摇滚乐团一年需要多少成本？台湾中生代乐团「装咖人」去年（2024）的经 验是新台币250万元──这笔钱用来支付五名团员薪资、拍摄MV和制作各式行销文宣，装 咖人的主唱张嘉祥必须身兼多职，亲自管理乐团的社群媒体，帮团员们处理行政庶务，尽 力减少多余的人事开销。 装咖人自2017年成立，2022年以首张专辑《夜官巡场》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张嘉 祥却仍在每天烦恼生存，底线是每个月都让团员靠表演赚到「2万元固定收入」，毕竟先 养活大家，才有时间继续创作。假设未来要开始录制新专辑，五人组还得再筹出至少100 万元的制作预算，这是他们的下一目标。 不断累积新作品，把作品当成名片争取登台机会，接着投资更好的硬体设备，让演出「更 精致」吸引新乐迷，这理应是音乐人的正常成长之路；然而多数台湾独立乐团、创作歌手 却在过程卡关，就像一间又一间获利停滞的中小企业，虽能维持运作，却难有突破，因为 整体市场已趋近饱和。 百花齐放之後是市场饱和？台湾音乐产业隐形危机 以金曲奖报名件数为例，可看出音乐市场百花齐放：2025年第36届共1,648张专辑报名， 远多於2014年的398张。加入音乐产业的人也增加很多，文化内容策进院2022年的统计年 报指出台湾音乐产业该年总产值为243亿元，比10年前高出103亿元，而全台6,094名全职 音乐产业工作者，也较10年前增加近4,000人。 从数据明显可见，10年来音乐总产值倍增，让舞台上的表演者、创作者，以及舞台下的硬 体技师、经纪人与行销企划共食大饼，不必担心「玩音乐没饭吃」，玩音乐成了合理职涯 选择。 但在2022年，文化部报告揭露全台「创作及艺术表演业」工作者的每月总薪资成长率仅有 0.1%，远低於其他行业。2023年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也委托劳工政策智库「共力 研究社」进行分析，发现台湾艺文工作者近10年的年薪中位数维持在新台币45万元至53万 元之间波动，未有显着成长。 产值提升、从业人数增加，收入却不见明显好转？共力研究社指出，最关键因素便是市场 饱和，作品数量高於消费者需求，造成「产值乍看变大了」，然而僧多粥少，每名创作者 、每间厂牌的「获利率」持续下滑。 「现况只是让人饿不死。」 投身独立音乐界十余年的鼓手黄堂轩曾感叹，由於市场竞争激烈，不够精致的作品会被迅 速淘汰，甚至缺乏被听见的机会，於是录制专辑、现场演出的硬体成本都在持续上升，导 致音乐人的收支更难平衡，收入都得投资在下一部作品上。 此外，发行实体专辑并非当代音乐人的主要收入来源，真正获利来自现场演出，所以社群 经营、拍MV、设计海报和周边商品，打造「人设」行销乐团的重要性倍增。音乐人必须把 资本投入「音乐以外」的事情上，才可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装咖人去年便投资120万元制作3部MV，张嘉祥解释，拍MV的用意是「把故事讲得更完整」 ，让乐迷不只用耳朵听，也能看着影像，进一步融入音乐。这张《夜官巡场》专辑以台语 唱出乡野奇谭与民俗文化，而且在摇滚乐之外，张嘉祥还把专辑内容写成小说，获得2023 年台湾文学金典奖。 先从音乐跨入文学，再用影像替《夜官巡场》世界观画下句点，同一套概念以三种形式呈 现，每种形式都可能触及到不同兴趣圈的群众，最後汇聚成装咖人的现场票房。张嘉祥认 为，音乐好听只是音乐人的基本功，当代听众们倚赖社群媒体，大量观看影音平台，他们 会期待音乐人做出更多「音乐以外」的创意，让他们得到「多重的感官体验」──包含MV ，还有现场演出中愈来愈高级的音响、LED墙幕、灯光特效，以及操作这些设备的技师们 ，硬体和技术到位，才能玩出更多新花招。 这些让体验「更丰富」的每项元素，背後都是钱，张嘉祥只好替乐团不断寻找接案机会和 补助，他自嘲，为了活下去，「我们愈来愈像活动公关公司。」 前有市场饱和的收入僵局，後有竞争激烈导致成本提升，台湾音乐人正面临双重夹杀。该 如何在僵局中创造更多机会？一批音乐人选择朝海外发展，只要能站上日韩与欧美舞台， 回台湾就有机会争取更好的演出酬劳。还有另一批人则选择「更大的中文市场」，例如东 南亚华侨社群，或者旅运费较便宜、近年展现对台湾独立音乐喜爱的中国。 「自由的味道」？台湾音乐何以成为中国青年的共鸣窗口 从天团「五月天」到各色独立乐团、歌手，近年台湾音乐人不断西进中国。根据一名热爱 台湾音乐、经营自媒体「小岛音乐速报」的中国网友定期统计，2023年约有120组台湾乐 团或创作歌手曾在中国登台演出。该年最常前往中国的台湾乐团「椅子乐团」，便在全中 国举办和参加了至少54场表演。 同样成绩斐然、出道逾10年的台湾中生代乐团「deca joins」，在2024年共举办12场演唱 会，其中9站位於中国北京、成都、长沙的千人等级场地，最大场攻进可容纳18,000人的 上海市梅赛德斯─宾士文化中心；至於台湾的2场，则选在满场约5,000人的台北流行音乐 中心。於是同一套表演以票价新台币1,500元计算，中国累计约售出26,000张票，台湾为 10,000张票，两岸市场相差近两千万元收入。 再以五月天为例，他们自2023年起跑《回到那一天》世界巡回演唱会，截至2025年4月为 止共安排71场，其中17场在台湾，11场分散於香港、新加坡及美澳，剩下43场全在中国。 旧艺名「张悬」的创作歌手安溥，其《潮水箴言》演唱会预计举办7场，5场也在中国。 为什麽台湾乐团、创作歌手在中国如此受欢迎，多年不减？一位长期外派中国的音响工程 师肯尼（化名）观察到，中国政府自COVID-19疫情後加强对内控制的力道，吸引更多中国 青年将具有反叛性的「摇滚乐」和「独立音乐」视为情感寄托，台湾音乐人们在其中代表 一种「自由的味道」。 《报导者》也联系上一名来自中国南方省分的唱片业企划程宗昊（化名），他聆听台湾独 立音乐十余年，刚开始由陈绮贞、苏打绿等人领军的「小清新」 热潮入坑，接着迷上中 国乐迷俗称「台北三摇」的民谣、英伦摇滚、後摇滚等乐风，喜欢音乐成为他「翻墙」的 动机。 面对高压且「内卷」的升学和职场环境，经济下滑与政治因素的不稳定感，听乐团成为中 国青年摆脱现实的重要娱乐。长期浸润在音乐和墙外网路世界，程宗昊自认：「我知道共 产党在做什麽、是什麽样子，或许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是少数，但的确存在。」 程宗昊分析，台湾音乐的流行正好都符合了中国社会变迁，例如2017年「草东没有派对」 爆红，他们唱出当代青年对大环境的无力感，打中正在追寻「厌世风」的中国乐迷，从此 掀起台湾乐团的西进高峰。疫情後中国年轻人寻求慰藉，改由「落日飞车」、deca joins 为代表的「浪漫派」和「松弛感」占据播放榜单。 此外，近年「方言摇滚乐」也成为中国乐迷的新嗜好，来自哈尔滨的「二手玫瑰」、从广 东省乡村发迹唱进大城市的「五条人」等乐团，他们操着不同於标准华语的腔调和词汇吸 引年轻人，中国官媒《新华社》还刊出专题报导《方言音乐响起来》介绍此热潮。 於是一批认真的中国乐迷循线发现「闽南语」和「台语」的差异，开始听起台湾的台语音 乐，装咖人因此意外收获中国粉丝。另一组同样透过音乐传递台湾历史的台湾乐团「珂拉 琪」更是爆红，在中国的串流音乐平台网易云累积了上万笔留言、千万播放数，不少中国 网友还在这两组乐团的页面中低调、隐晦地讨论政治议题。 赴中国练经验、赚票房的「不低头」生存之道 有别於台湾各城市都可在一天内来回，假设一组乐团在中国展开巡回演唱会，最常见首站 是中国南方的广东和深圳，接着前往中部的长沙或西部的成都，再把东部的南京、苏州、 上海当成最终站，一趟巡回可能得趁两个月内跑完，成员们必须密集搭机逾4,000公里， 过程中持续开会与排练，并在压力下保持身体健康。 对肯尼而言，「想玩音乐、想做一名职业音乐人，这两件事是不同的，」职业音乐人必须 证明自己能撑过高强度的巡演，认真看待这份工作。他举例，就像运动员成为职业选手之 前，也要在各地的小型比赛磨练，忍受舟车劳顿、职业伤害，才能掌握站上大舞台的机会 ，「在这过程中，我们也会不断扪心自问：『是不是够喜欢这件事情（做音乐）？愿意继 续撑下去吗？』」 到中国巡演还有另一好处是，幕後团队能趁机练兵。肯尼透露，「那里的主办单位都很敢 砸钱，音响灯光都用最高级的设备，」工作人员们常能碰到台湾没有代理商引进的硬体。 经常往来两岸的经纪人李扬轩（化名）也强调： 「在台湾市场虽有局限却『饿不死』的情况下，就是靠中国提高收入後，把经验、资源带 回台湾，设计出更精致的舞台。」 《报导者》本次采访十余名产业人士，他们全都抱持类似心态。在中国大量巡回既能赚钱 ，还能累积团队的表演功力，甚至向当地乐迷偷渡一些「自由」空气，乍看一石三鸟；但 实际上，这批台湾音乐人永远绕不开「政治」一事，他们又如何应对？ 李扬轩便嗅到，2024年五月天阿信、安溥的表态事件後，业界人士正担心将失去「不表态 的自由」。然而中国舞台对李扬轩仍有必要性，他现在的答案是「减少比例」和「慎选舞 台」，例如会在字幕上被中国後制单位吃豆腐，介绍团员时写着「来自中国台湾」的电视 节目，他绝不让自己的艺人去，这是他们公司的内部共识。 为了不同时得罪两岸乐迷，这批经纪人仔细管理旗下艺人的社群平台，Facebook、 Instagram只发给台湾人看；微博、小红书才会公布在中国的演出资讯，而且至今坚持用 繁体字发文。这是李扬轩维持平衡的小小底线，「我会把中国市场定义为bonus，如果主 要收入都倚赖那里，我们就会被绑住，无法脱身，」他如此强调。 演唱会制作人米妮（化名）表示，她和每一名音乐人合作前，都会反覆确认对方的「创作 核心」，了解对方的目标是想名利双收？或者单纯想让更多乐迷听到自己的作品？那在题 材选择上，是否愿意透过作品传达一些议题与价值观，或者不希望作品太严肃，只想娱乐 大众？她主张： 「先确认玩音乐的核心，就能知道遇上难关时该如何选择。尤其是被迫表态後，你一定会 失去某批乐迷，结果是好或坏，都要概括承受。」 米妮认为，面对中国市场的政治因素，这是每位音乐人必须事先和团队沟通的第一关，尤 其他们背後乘载数十、甚至上百人的工作团队，绝不能轻忽这责任。 举例而言，米妮会评估：「假设表演因为政治问题得取消，对方要求违约得罚款时，我能 赔多少钱？」如果合约上的数字大到公司无法负荷，她便会拒绝那机会。但米妮也感叹， 多数音乐人都是「大难临头」才开始思考，对风险控管的意识严重不足。 「我们不会去问主流艺人这些问题，但独立音乐人是不同的，因为你来自一个重视创作理 念的环境，」米妮笑说，就像偶像歌手会被要求保持良好形象，甚至不能被拍到谈恋爱， 独立音乐人的「精神」才是他们有别於主流艺人的「卖点」。 长年协助摇滚乐团设计演唱会与专辑企划，米妮曾多次赴中工作，也经常和「台派」色彩 浓厚的音乐人合作，她坦言「我太可以理解两方的想法，已经没什麽情绪了」。米妮自认 是台派支持者，从不避讳政治议题，不过西进中国一事对她而言，只是种商业选择，重点 是「大方承认你为何而去，选了就别後悔」。 根留台湾或西进中国之外，进军世界不是梦？ 另一名经纪人蔡净彤（化名）带领的乐团在串流平台上享有多首百万点阅名曲，但在近3 年间，他们前往中国演出的次数只有个位数，全是数百人等级的小型场地。对蔡净彤来说 ，中国巡演更像为了锻链艺人的表演技巧，况且去过才能知道自己「会不会被诱惑」。 因为行事够低调，蔡净彤和旗下乐团可随时抽身，既不怕遇上政治问题，在台湾也未曾自 我局限创作和言论。她透露，该乐团收入的5成来自现场演出，其中又以「政府补助、标 案」型的小型音乐祭或会展活动居多，另外5成则是串流的播放数分润、代言收入和周边 商品。 目前台湾一年约有300余场音乐祭，根据《报导者》统计，台湾六都加上也经常办演唱会 的花莲县、台东县，有独立音乐人登台的音乐活动至少有126场，其中40场为售票演出， 比例仅3成，其余86场背後都有政府资金，或由大型财团赞助。 政府主办的大规模活动包含各县市跨年晚会，以及花莲县夏恋嘉年华、高雄市Tako Rock 打狗祭、摇滚台中、台北市大稻埕夏日节等。有财团资金挹注的活动则像是台北「TOYOTA 毛毛总动员」、地产商第一大国际开发公司在台中主办的「好日音乐野餐市集」、 7-ELEVEn「高雄樱花季」等。 音乐人们会将这些活动分级，由独立乐团为核心设计的活动，例如大港开唱、火球祭、浪 人祭等，在他们眼里才是真正的音乐祭；其余活动多半只是「为了酬劳」而去的商业演出 。也因为纯商业演出的核心并非音乐品质，音乐人用同一套歌单按表操课演出即可，表演 者无法从中锻链技巧、参考舞台设计，让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层楼。 「矛盾的是，台湾音乐人就是要靠这些『不是音乐祭的音乐祭』养活自己，」蔡净彤指出 ，若单纯为了赚演出费，听众多半是随机路人的场合，她们就降低旅宿和宣传成本，只求 固定曝光、持续累积案源；假设是能聚集大批认真乐迷的售票型活动，「赔钱也要做，尽 力把舞台效果撑到最好，因为这会成为很多人第一次看见我们的现场演出、成为之後愿意 买票的起点。」 从小舞台一路唱到大舞台，从乏人问津的中午时段变成晚上压轴，乐团演唱会开始一票难 求，「你可以很明确感受到这群孩子在成长，」蔡净彤强调，能够登上的舞台愈大，代表 商演机会愈多愈稳定，音乐人才有办法真正「靠演出维生」，为乐迷提供更好的作品。 由於市场竞争激烈，蔡净彤会替旗下艺人设定阶段性目标，「每过3到5年就有可能被新人 淘汰，大家最怕演唱会卖不动了，必须事前预测风险并调整，不能用太浪漫的方式经营乐 团。」由於经营策略明确，她们成功将重心维持在台湾，甚至扩展了非中文圈市场，在日 韩与东南亚国家都有演出机会。 在中国以外寻找机会，是近年台湾音乐人的新课题。例如2023年在中国演出数量位居所有 台湾人之冠的椅子乐团便积极向欧美开拓市场，他们成为了落日飞车、大象体操等「国际 赛前辈」之後，第三组登上美国知名音乐频道「Audiotree」的台湾乐团。 如同发专辑像发名片、上音乐祭表演是为了後续发展铺路，在数位时代，音乐人渴望登上 「非母语」的串流平台、社群媒体，成为争取国际舞台的第一关。蔡净彤便会时刻盯着旗 下乐团的Spotify和Instagram後台数据，分析最近有哪些曲子红到中文世界以外的国家， 由哪里开始被转发？是否有可能出国表演？ 蔡净彤并非唯一的实践案例。即使是长年西进中国的台湾音乐人，也有不少受访者向《报 导者》透露，他们正试着减少中国市场比重。 不过签约多名日、泰歌手的音乐演出仲介公司「九踢文化」总监洪维宁分析，目前能站稳 非中文市场的台湾音乐人都有「跨语言」性质，例如椅子乐团和落日飞车的歌词多是英文 ，大象体操和另一组在欧洲受到追捧的台湾乐团Mong Tong则是纯演奏音乐。 「音乐能打破语言的隔阂吗？说实话，从市场表现来看很难。」 洪维宁强调，她合作的日本歌手青叶市子、泰国歌手 在网路上都有百万粉丝追踪，除了 演奏技巧纯熟，最大推力仍是该两国的文化广受世界欢迎，西方或台湾观众都会好奇他们 究竟是谁，既减少了聆听时的语言障碍，乐迷甚至把「听不懂歌词」当成一种魅力── 但台湾文化尚未建立起如此卖点。 市场再进化：看见表演者以外的音乐工作者 台湾歌还唱不进全球市场，所以前往中国最方便，多数人眼里这是「相对安稳」的取舍， 毕竟语言门槛卡在那，在台湾也缺乏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为何陷入此困境？长期以笔名「因奉」写作的乐评人陈延硕说明，台湾音乐市场自21世纪 初受到盗版兴起、日韩流崛起等影响，产值不断滑落，直到2015年起才因「数位销售」和 「现场演出」营收回温，此时填补上市场空缺的主力，就是2010年代崛起的独立音乐浪潮 。 然而音乐市场已进入「你听你的、我听我的」分众化世代，「不可能再出现下一个像五月 天一样的巨星，」陈延硕说，但独立音乐界在近10年内尝到甜头，大举投资、开设公司， 台湾市场迅速饱和，最後造就产业僵局。他认为，无法提高演出酬劳的音乐人，宛如陷入 「中小企业困境」，经常落得两头空：行销资本不足、作品和技术也难提升，最後只能追 求薄利多销，或靠补助撑起生计，在各自的分众里求生存，无力培养出更健全的产业结构 。 洪维宁也呼应：「我们打的不是组织战，一直在走非常单打独斗，而且土法炼钢的路。」 她指出，才华和名气虽是一名音乐人成功的必备条件，然而音乐人若遇到发展瓶颈，想要 提升自我，甚至拚个海外机会，台湾其实没有够多的工具、人才去辅佐他们。 洪维宁口中的「工具」意指补助。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简妙如分析，文化部注重扶持M 型化顶端的音乐界明星选手，这方向形同「重点培养有能力夺牌的运动员去国外参赛」， 她能理解，补助政策必须向全民端出政绩，这样做比较快速、简单，只是长期运作後却造 成少数先锋掌握资源，多数人紧跟着「容易拿补助」的路径保守行事。 产业也未成熟到人才专业分工的地步，像负责向国际市场引荐音乐人的Promoter（演出买 家、发起人）和处理商业事宜的Booking Agent（活动仲介、代理商）两名关键角色，台 湾从事这工作的产业人士寥寥可数，造成音乐人光有作品，商业执行面却严重不足。 此外，目前政府补助多集中在「录制」作品，让台湾每年的专辑出版量飙升，但从业人士 们不一定能分食到大饼，他们纷纷挂念着台湾只「培养作品」却未「扶持产业」。蔡净彤 强调，补助只是补上一部分资金缺口、提升作品品质，让音乐人和团队走更远的辅助工具 ，「并不是让你靠补助餬口饭吃。」 而在音乐人和市场推手之後，还有大量硬体工作人员、经纪人、行销企划支撑这产业，他 们负责把音乐人拱上舞台，自身前途却极少被关注。 简妙如表示，从「实质薪资未增长」和各音乐厂牌的「获利率降低」这两点可见，补助政 策下一步，应是提升这批「中间层」音乐工作者的待遇，才能吸引新人才投入，并让既有 人力进修。她期待着，台湾音乐在近年成功百花齐放後，接着必须「找到自己的不可取代 性」，先从健全产业结构做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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