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一年(1885) 19世紀50年代以來，英、美、俄等國為了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紛紛擴大對華侵略，把鐵路作為侵華的工具，企圖在中國修筑鐵路，引起朝野一片嘩然。當時洋務派首領李鴻章以自己多年辦理對外交涉的經驗，洞察時局的變化，他深切地体會到鐵路對社會發展的巨大影響，禁止修筑鐵路是不明智的。他“贊成鐵路電報及許多外國的發明，并承認它們的用處”[3](P337)。當時外國洋行也希望能在華修筑鐵路。李鴻章看出外國在華修路的企圖，他冷靜地分析道：“与其讓洋人在內地開設鐵路電線，又不若中國自行仿辦，權自我操，彼亦無可置喙耳。”李鴻章在抵制洋人在華修렊籅漲P時，主張自己修建，把鐵路与主權有机聯系起來，其思想遠高于當時的朝臣之上，而朝廷上下紛紛阻撓，和者寥寥。 就在朝廷為是否修筑鐵路爭吵不休時，在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卻擅自組建公司修筑了吳淞碼頭至上海的窄軌鐵路，全長近30里。此舉引起清廷的強烈不滿，清政府于1876年10月不惜花去白銀285000兩將其贖回并當即拆毀。這一事件使李鴻章看到鐵路這一新生事物要想在中國大陸誕生，阻力太大，只能從長計議。 19世紀70年代，日本在我國東南沿海不斷進行武裝侵扰，清廷感到加強台防已迫在眉睫，便及時起用淮軍將領丁日昌為福建巡撫，以鞏固和加強台灣的戰略地位。丁日昌到任后，親自到台灣實地考察，精心籌划台灣防務，很快便向清廷提出在台灣修筑鐵路和電報的建議。丁日昌分析說，“台灣四面環海，內山未及開辟，無鐵路既難以防敵，亦難以安內”。“目前情形，不在兵力之不敷，而在餉需之不足；不患番洋之不靖，而患聲气之不通”。“該處路遠口多，非辦鐵路、電線，不能通血脈而制要害，亦無以息各國之垂涎”[4](P27)。丁日昌還進一步分析說，如果台灣不辦輪 路（鐵路）、礦務，對台灣防務存“十害”，辦之則存“十利”。對丁日昌的此番道理，李鴻章极為感興趣。李鴻章大力支持丁日昌在台灣興建鐵路，正所謂“輪路（鐵路）宜于台灣而不必宜于內地”[5](P346)，指出“鐵路、電線相為表里，無事時運貨便商，有事時調兵通訊功用最大”[6](P83)。不久丁日昌奏請在台灣修筑鐵路建議很快得到清廷的“密旨准行”，這是近代史上清廷最早批准的建造鐵路計划。清廷要求丁日昌“審時度勢，妥速籌策”，并決定從1877年下半年籌辦台灣鐵路經費。然而清廷雖號稱每年撥銀200万兩，但實際不過40万兩，建路經費嚴重不足。為此 李鴻章曾試圖向上海英商麗如銀行借款60万兩，終因利息太高而作罷。在1877年，丁日昌已將清廷贖回的的吳淞碼頭至上海的鐵路拆毀，將可用設備都運到了台灣，只因台灣鐵路建設經費無著，至1881年這些“鐵路設備机件，車廂仍然堆在台灣府，現在几乎成為廢料。枕木已逐漸被白蟻蛀空，机件和路軌很快地蓋上一層鐵鏽，車廂正在朽爛”[7](P105)，李鴻章、丁日昌大力倡導的台灣鐵路只得“俟礦利大興再行舉辦，擬先設馬車路以利師行[3](P372)，台灣鐵路計划以無果而終。 　（二）劉銘傳上折請修 台灣鐵路的興建未能善終，然其開端為劉銘傳日后興筑台灣鐵路打下良好的基礎。 自19世紀70年代起，劉銘傳憤于清政府的昏聵，借口生病辭官回家，自言“解甲還鄉去，入山种翠薇”[8](P405)，實際上是利用官場難有作為的空閑時間“靜研中外得失”，閱讀中外書籍，洞察時局變化。其間一項重要的心得便是認識到洋人修筑鐵路的重大意義，指出在中國只有“下造鐵路之詔”，方能“顯露自強之机”。 劉銘傳是中國近代鐵路的倡導者与實踐者，他先后于1880年和1887年兩次上奏，請修筑鐵路，表現出過人的膽識与眼光。 俄國自1858年5月簽訂愛琿條約后，先后奪去我國300多万平方公里領土，在我國的北邊興修鐵路，作為進一步入侵時運兵急用。此后，由于邊境局勢驟然緊張，清廷急召賦閑在鄉的劉銘傳進京議事，劉銘傳見此机會，1880年上奏《籌造鐵路以求自強折》。劉銘傳指出，中國幅員遼闊，邊境防不胜防，只有修筑鐵路，使南北東西呼吸相通，遇事時“無征調倉皇之慮，無轉輸艱阻之虞，從此裁兵節餉，并成勁旅，一兵可得十兵之用”。還強調，“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机括則在于急造鐵路”，只有如此，方能“權操之上，不為疆臣所牽制，立自強之基礎，杜外 人之凱覦”[8](P520)。他不僅呼吁修鐵路，還對全國的鐵路布局作出規划，提出以北京為中心修造四大干線，南到漢口，北到盛京，西達甘肅。這一主張同樣得到李鴻章的大力支持，李鴻章也急上4千言奏折，論及鐵路有9大好處，稱劉銘傳修路的主張“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者”，在中國勢在必行。可是清廷臣僚“妥議具奏”的結果是一片封殺聲，尤以內閣學士張家驤、道政使司參儀劉錫鴻反對聲最高，“廷臣諫止者多，詔罷其議”[2]（交通一）。1881年，清廷以上諭“劉銘傳所奏，著無庸議”作罷。 中法戰爭后，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便于1887年4月13日又一次奏請在台修筑鐵路。劉銘傳實地考察了台灣島全境，從防務和商務的角度強調在台灣修造鐵路的重要性。首先他從防務的角度分析說，“台疆千里，四面濱海，防不胜防，鐵路一成，則骨節靈通，首尾呼應”，“若能就基隆開修車路……于海防所裨甚大”[8](P46)；其次從商務的角度強調指出，“分省伊始，极宜講求生聚以廣招徠，現在貿易未開，內山貨物難以出運，非造鐵路不足以繁商務，鼓舞新机……若能就基隆開修車路以達台南，可以使全台商務繁興”[8](P202)。劉銘傳的奏折分析中肯，再加上大陸已有 津沽鐵路修筑在先，國內形勢已非7年前可比，因此，劉銘傳此次所請獲得清廷批准，“旨准其開辦”。這樣劉銘傳修筑鐵路的理想歷經7年的努力爭取，終于在台灣有了實現的机會。 （三）御侮圖強所急需 劉銘傳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的過渡時期，正向亞洲進行瘋狂的掠奪和侵略，中國首當其沖。他目睹外國侵略者對我國“欺凌挾制”，深切感到不富國強兵無以御侮圖強。“中國自与外洋通商以來，門戶洞開，藩篱盡撤，自古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強也”[8](P43)。劉銘傳拿中國的貧弱与俄日的富強作比較，認為其中的不同點在于是否修造鐵路，俄國“自歐洲起造鐵路，漸近浩罕。又將由海參崴開路以達琿春，此時之恃滿不發者，非畏我兵力，以鐵路未成故也”。而日本“一彈丸國耳，其君臣師西洋之長技，恃有鐵路，動欲遙揮螳螂之臂，邈視中國 ，亦遇事与我為難，臣每思竊嘆，以為央今不圖，恐無不及矣”[8](P43)。當然，國家的強弱并不在于有無鐵路，這不是問題的根本，但劉銘傳把鐵路上升到這一高度來認識是難能可貴的，尤其將鐵路看作防范日俄入侵的“御侮”措施，与同時代的政治家相比，其思想境界略胜一籌。 如果說劉銘傳1880年上折奏請修筑鐵路是以“御侮”為要義的話，那么1887年的奏請更傾向于“圖強”之所急需。台灣自古屬中華，“孤懸海外，四傍無依，由北而南，長竟千里，由西而東，寬五六百，兩頭百數十里不等”，從“御侮”的角度看，“台灣四面皆海，防不胜防……新竹，彰化一帶，海口分歧，万難遍布軍隊……如遇海疆有事，敵船以旱隊猝登，隔絕南北聲气，內外夾擊，危迫將不忍言。若修鐵路既成，調兵极便，何處有警，瞬息長驅”。從“圖強”的角度看，台灣歷來交通落后，對發展經濟很不利，只有修筑鐵路，才是“富強至計”，因為“鐵路是國家命脈 ”[8](P202)，這才是時代賦予台灣發展的商机。 （四）地利人和促其成 如果說清廷允准劉銘傳在台灣興建鐵路是“天時”的話，那么台島的“地利”与“人和”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否則，劉銘傳在台灣修建鐵路的事業也難以開展。台灣遠踞東南邊陲，与大陸隔海相望，大有“天高皇帝遠”之勢，受大陸習俗的影響較輕。島內居民大多是大陸沿海移民，他們在新的創業環境中更富有冒險与革新精神，而且台灣的商紳与海外聯系較多，較早具備開放的觀念，与大陸居民相比，對新事物有著較強的适應性与接受能力，強烈的重商觀念促使他們不懈地追求物質財富的積累，使劉銘傳在台灣興筑鐵路阻力較少。 正如劉銘傳所言，“台灣与內地情形不同，紳商多涉外洋……興修鐵路，商民固多樂從，紳士亦無异議”[8](P202)。當大陸興建鐵路之議屢提屢休、鐵路存廢之議爭執不下時，劉銘傳已在台灣以求同存异的方法和力排非議的魄力將台灣鐵路鋪設起來了，也使台灣的近代化呈現新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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