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的恐懼與台灣御醫（下） 【2007/01/23 聯合報】 打罵的對象除了侍從之外，也包括他的「妻子、弟弟和妹夫」。「打人的花樣很多，都是 叫別人替我執行」。那時大家最怕溥儀說的一句話，就是「叫他下去！」意思就是到樓下 去挨打。打傷了再趕快「把醫生叫來搶救」。因此，家父的醫護工作，不僅要照顧皇帝的 健康，還包括後宮及宮內侍從的醫療診治。根據家母的說法，家父的御醫工作十分繁重， 每天早上去，下午回來，有時候甚至晚上還得再進宮一次，忙到深夜兩、三點鐘才回到家 。 「祥貴人」之死 到了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崩潰的跡象越來越明顯，溥儀更是怕日本在垮台之前，會殺他滅 口。 1942年，溥儀的第三位妻子「祥貴人」譚玉齡罹患疾病，據中醫診斷是「傷寒」，但並不 是什麼絕症。吉岡要家父介紹市立醫院的日本醫生來診治，自己則破例搬到宮內府的「勤 民樓」來「照料」。日本醫生開始治療時，表現得非常熱心，給她打針、輸血，忙個不停 。但是吉岡把他叫到另外一個房間，閉門長談之後，日本醫生態度便整個改變了。他不再 忙著治病，反倒變得沉默不多說話。當天住在勤民樓裡的吉岡，整夜不斷地叫日本憲兵給 病室的護士打電話，訊問病情。第二天清晨，譚玉齡便死了。更奇怪的是，溥儀剛聽到譚 玉齡的死訊，吉岡便拿來關東軍司令官致送的花圈，說他代表關東軍司令官前來弔唁。這 件事使得溥儀更加害怕：日本人可能隨時對他下毒手。 父親的命運 溥儀的體弱多病以及他對醫生的依賴，在冥冥中決定了黃家日後的遭遇。1945年8月9日， 蘇聯向日本宣戰，到了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吉岡向溥儀報告：關東軍已經和 東京聯繫好，決定送他到日本去。「不過，天皇陛下也不能絕對擔保陛下的安全。這一節 要聽盟軍的了。」 8月16日，吉岡要溥儀挑幾個隨行的人。因為飛機小，不能多帶，溥儀挑了溥傑、兩個妹 夫、三個侄子、隨侍李國雄和一名醫生，也就是家父。溥儀的第四個妻子「福貴人」李玉 琴哭哭啼啼地要跟他一起走，溥儀卻堅決不肯帶她：「飛機太小，你們坐火車去吧。」 載著他們的飛機從通化出發，飛往瀋陽換乘大型飛機。不料在瀋陽等候飛機的時候，飛來 的一隊飛機卻載來了蘇聯的軍隊。飛機著陸後，蘇軍立即將機場上的日軍繳了械，溥儀一 行也從此淪為階下囚。 溥儀等人其後大部分時間都被拘留在西伯利亞伯力城的收容所。1950年7月，蘇聯把他們 移交給中國政府，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7年2月25日，最高檢查院判決家父免於起訴 ，獲得釋放，被安置在遼寧鐵嶺勞改醫院任職醫師。兩年後，罹病去世，得年五十九歲。 我的「反帝情結」 在我長成的過程裡，經由家人口中所獲得的父親形象，是破碎而殘缺不全的。在白色恐怖 時代，在「偽滿洲國」任職的官吏一律被國民政府打成「漢奸」，僅有少數親友知道家父 是溥儀的御醫，我們對這件事也不敢多加張揚。直到1972年，我考取「教育部與美國東西 文化中心」合設獎學金，到夏威夷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才從夏大存藏的圖書檔案裡，慢慢 拼湊出父親的故事。 回顧這一頁歷史，我深刻感受到台灣人作為「亞細亞孤兒」的悲哀，然而，由於我是以研 究社會科學作為專業，偏好以一種全球性的宏觀角度來看社會問題。在知道父親跟溥儀的 故事之後，我並沒有成為一個狹窄的民族主義者。相反地，卻成為主張以「歐盟經驗」解 決兩岸問題的和平主義者。在我的深層潛意識裡，有一種根深柢固的「反帝國主義」情結 ：不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我在學術研究的領域裡，以三十年的 時間，提倡並發展「本土心理學」；在政治運動方面，於1995年出版《民粹亡台論》； 2003年，出版《教改錯在哪裡》，發起「反思教改」運動；2004年組織「民主行動聯盟」 ，發起「反六一○八億軍購」、「反修憲」，以及去年的「秋鬥阿扁」，都是出自同樣的 「反帝情緒」。這是後話，將來有機會再作自我的心理分析。（下） 【2007/01/23 聯合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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