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CrossStrait 看板] 作者: qilai (人生何處不糟糕) 看板: CrossStrait 標題: [轉錄] 當代中國精神的深層構造 時間: Fri Nov 9 20:45:27 2007 http://magazine.sina.com.tw/nfcmag/200718/2007-10-08/ba40690.shtml 作者 賀照田 　　　　李珍景是韓國1980年代學生運動中湧現出的重要理論家。他從馬克思主義、列寧 主義和20世紀社會主義的思想與實踐中汲取資源，展開了他80年代一系列的思想、理論活 動。80年代後期他被捕入獄，其間發生了蘇東巨變。巨大的衝擊與困惑使他90年代一出獄 便動身到中國來，他要親眼看看社會主義。這次中國之行最讓他印象深刻的就是：社會主 義實踐並沒有相應產生社會主義的主體。這一印象與問題讓他如此不能忘懷。這也是2004 年以來我們幾次見面交流中的重要話題。 　　　　我對他這一問題的高度共鳴，不是因為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挫折和這一問題 的關聯，而是因為這一問題和困擾我思考的如下時代課題密切相關： 　　　　一、中國傳統上本是一個高度關注倫理的社會(梁漱溟更是把中國社會此種特點 稱為「倫理本位」)，中國社會主義教育又是一種強理想主義教育，那為什麼在改革開放 啟動不到20年的時間裡，中國社會表現上卻變成了日常生活最被商業邏輯穿透、日常心態 最受商業氛圍干擾的社會了呢？ 　　　　二、中國人向來被認為是有很強享受生活、承受苦難能力(此點被李澤厚命名為 「樂感文化」)的民族，那為什麼在短短的時間內，中國的自殺率卻如此高速攀升呢？所 有這些，只是其它民族亦共同具有的資本主義問題、現代性問題和社會不公正問題所導致 的？還是在資本主義、現代性和不公正問題之外，還和李珍景所注意到的中國社會主義歷 史有關？ 　　　　站在歷史的視角，我們當然會覺得李珍景的問題不夠準確。因為中國明確努力打 造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相配合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新人，主要是在1950~1970年 代，而李珍景敏銳看到的則是1990年代中國人所表現的狀態。這兩者間有關聯，但其關係 到底如何則需要引進歷史分析維度。 　　　　革命的遺產 　　　　中國的坎坷，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對作為中國革命成果之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 國抱持了高度的期待與熱情，而建國後新國家在治理遺留問題方面和開創新局面方面的成 效與新氣象，更使得大多數中國人對當時的國家領導者毛澤東與共產黨有著熱烈的信任乃 至信仰。而中國正是在領導者對自身所選定的邏輯、所認定的理想有著高度自信，社會、 民眾有著對毛澤東、共產黨的高度信任乃至信仰的情況下，社會被國家高度統合，國家、 社會一起展開對中國傳統倫理的批判與破壞，以期用當時所理解、認定的共產主義倫理取 代中國傳統倫理，以期造就全面擁有這些倫理的社會主義新人，以承擔共產主義在中國乃 至全世界實現的歷史重任。 　　　　對比中國傳統倫理情操和1950~1970年代強調的共產主義倫理情操，重要的不僅 在兩種倫理情操內容要求上的差別，更在這些被提倡乃至教導的新倫理、情操，實被置於 當時所講述的意識形態正確之上，置於國家領袖與黨的領導正確之上；而非像中國傳統倫 理那樣，被置於宇宙、天地的構造、日常生活組織情境和此宇宙、生活情境中個人的責任 與義務，及由此所界定的人生境界，個人身心狀態、行為所獲得的價值感和意義感。 　　　　而新倫理情操這種過分依賴意識形態正確、國家領袖與黨的領導正確之上的倫理 構造方式，在出現類似「文革」這樣的災難和重大挫折後，必然使得對先前狂信的許多東 西的不信，連帶產生了對先前試圖獲得與擁有的被推薦的倫理和情操的不信乃至反感。這 種心理，加上先前傳統倫理被強烈打擊後的虛弱，使得「文革」結束後在一部分人群中瀰 漫著因狂熱而虛脫，因熱烈而冷漠，因狂信而虛無的社會精神狀態與心理。 　　　　與這種虛脫、冷漠、虛無相對，在相當一部分人群中，雖然先前高漲的理想主義 精神受到歷史挫折的打擊，但卻沒有影響到他們認為人應該對歷史、對國家、民族、社會 承擔責任這一精神取向所構成的理想主義內核。而這本來是先前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 實踐留給「文革」後的中國最寶貴的遺產之一。 　　　　當時如果能清醒意識到一方面虛無情緒、心理蔓延，一方面理想主義猶強的精神 史局面；而一面考慮如何轉化此理想主義——在不放棄它試圖為歷史、國家、民族、社會 承擔責任並於此獲得意義感的精神動力內核的情況下，能夠令它對歷史、政治課題的關懷 在日常工作、生活情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從中獲得意義感；一面考慮如何轉化、吸收 當時的虛無心理虛無情緒——也即進一步把對大歷史、政治課題和對日常生活、日常工作 情境的意義植基，與克服個人在歷史挫折的遭際中所形成的身心問題結合起來，中國當代 精神史的局面肯定會和我們後來看到的歷史局面大不相同。如此說，是因為「文革」結束 時的虛無心理很大程度上還只是一種情緒，一種因受挫折而對先前狂熱狀態的反彈反應， 也即當時虛無者的心情底裡其多數並非真以沒有責任感、沒有擔待的生活為好。而所有這 些，都在為當時可能的精神史新局面開展提供著有利的歷史條件。 　　　　令人遺憾的是，當時不僅國家，而且知識界亦對上面所述的這樣一種精神倫理狀 況沒有清醒思考與意識，否則一方面正視現存資源與問題，以張大轉化此現存資源、消弭 現存問題，一方面謹慎對待傳統倫理資源的復甦和轉化問題，並尋找和引入可配合這樣一 種歷史問題意識的外部相關資源，中國今天的精神倫理狀態一定是完全不同的一種局面。 　　　　然而，事實上卻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樣一種歷史展開，從隨後國家和知識分子對 「潘曉討論」的反應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潘曉討論」 　　　　「文革」中許多問題乃至罪惡是在盲目理想主義的推動下出現的，以一代人理想 的破滅為背景，在80年代初出現了高度撥動社會心弦的「潘曉討論」。在相當意義上，「 潘曉討論」可說集中表露了當代中國大陸精神倫理所以演變至今天這樣一種狀況的歷史和 觀念背景。 　　　　從討論展開主要場所《中國青年》介紹的情況和發表的討論文章看(分別刊於《 中國青年》1980年5~12期和1981年的第3期、第6期)，其時無論是官方理論家還是知識界 ，都未能找到有足夠說服力的方式準確把握、整理此討論所以產生、所以如此表現的歷史 、觀念原因，更遑論通過討論把此討論所深切展現的精神問題、主體問題開展為中國當代 史展開中必需時刻特別加以省思的歷史基點。 　　　　因此，當時不論是阮銘的文章《歷史的災難要以歷史的進步來補償》，還是經過 中宣部組織修改審定的署名本刊編輯部的文章《獻給人生意義的思考者》，其核心都在呼 籲青年投身他們認為正確的歷史進程中。這樣呼籲當然沒有錯，但卻不能真正深入進此討 論精神、主體方面的深層含蘊，當然也就不能準確理解「潘曉」所以從她的經歷中引出如 下結論——「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只要每一 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麼整個人類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的了」——背後 真正的歷史與觀念機制。當然也不可能真正貼近、解決潘曉的問題。因為潘曉的問題不可 能僅僅通過政治、經濟路線的調整加以解決。 　　　　當時沒有能足夠有力地洞識與揭明「潘曉」結論背後的歷史與觀念機制，一個重 要的後果便是「潘曉」的結論「主觀為自我，客觀為他人」脫脈絡的流行，而這一基於自 己經歷和對先前歷史反彈的結論所以能脫脈絡流行，所表徵的時代歷史和時代主體的問題 ，不僅未能成為焦點，反而在接下來改革的歷史展開中，被「人是自私的動物，但人只要 理性地追求自利便可導致好的現代社會」這類有關現代社會構成想像的思潮所強化。 　　　　相比潘曉討論沒能充分明確意識到其時理想主義轉化和虛無主義吸收的課題，對 理想主義所造成的傷害，焦點便在於處理主體問題時，文學藝術和相關思想領域廣泛的對 先前極端集體主義強調的反彈與反動，在事實上可看作是對理想主義釜底抽薪式的毀棄。 因為不論是「潘曉」被抽離脈絡的結論，還是那些有問題的關於現代社會如何構成的想像 ，其實都還為有關主體問題的思考展開留有相當的餘地，「何謂自我？」「何謂自利？」 「何謂理性？」等問題本身便充滿著可能性。 　　　　可時代密切關涉主體問題的思潮，卻主要是在對先前極端集體主義進行反動的心 理動力下展開的，這一反動並不是超越轉化先前的集體主義，而是直接反對此前的集體主 義。這樣一種對集體主義的簡單反動，導致了1980年代中期前後各種相關思潮的背後，充 斥著沒有真正思考理想自我如何才能形成，以為只要忠實地堅持自我便是為自己為時代負 責任的個人主義邏輯。 　　　　也正是在這樣一種意義上，我認為80年代中期前後這類有問題的思潮，開始在中 國當代史佔據關於自我思考的霸權地位，等於在思想上關閉了轉化先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 義實踐所遺留下來的理想主義精神遺產的可能性。並因忠實於自我的律令，使得在文學藝 術中用以反對先前有問題的集體主義、理想主義的虛無、懷疑、犬儒、頹廢姿態和情緒審 美化、意義化，在事實上推動了革命與歷史的挫折所遺留下的一時虛無心理真的往價值虛 無方向轉型並定型(大家只要重新翻翻80年代中期關於劉索拉《你別無選擇》和徐星《無 主題變奏》的評論，就可明白)。 　　　　而這種過於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反而導致墮入此種個人主義的個人缺少真正思 考自我、充實自我、保護自我、承受自我的能力，更容易受到各種社會邏輯、商業、大眾 文化等所挑動的氛圍、慾望、矛盾的直接衝擊。 　　　　同時，沒有如何轉化的觀念，而只有不利邏輯的蔓延與斫傷，使得中國革命和社 會主義實踐遺留下來的理想主義在1980年代的延續仍以參與大歷史的方式存在。1980年代 參與大歷史的主要形式就是支持改革開放，反對反改革開放。這樣一種對歷史的責任感在 80年代使得理想主義雖有不斷被削弱、蛀空之勢，但在知識界，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中， 卻一直是制約虛無主義、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蔓延的重要力量。可惜，這種力量在1980年 代末受到了沉重打擊，而正是在這種精神倫理情勢下，人們迎來了比80年代更劇烈的1992 年以來的中國全面經濟、社會、文化變動。 　　　　精神生活的潰敗 　　　　從精神史的視角看肇端於70年代末並於1992年充分舖開的當代中國改革，一個需 要首先關注的現實便是：大多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都是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在某種 意義上是現代進一步、傳統退一步的過程，這使得相對完整的傳統形態在相當長時間內可 以和現代形態共存，而這些條件使得人們有相對充裕的時間較從容地基於經驗省思的立場 ，來轉化傳統，調適現代。 　　　　而中國當代的改革則是由有高度緊迫感和操控能力的現代國家主控的，短時間內 從一種現代形式轉向很多方面差別極大的另外一種現代形式，時間上的急劇、空間上的同 時展開和內容的廣泛、幅度的強烈，都使得在此歷史進程中，很難有相對平穩的心態、相 對從容的時間、相對可靠的思考支點，來面對自身面對歷史，並以相對充分的整理為基礎 ，思考自己的生命連續感、生活意義感和身心的安定感諸問題。 　　　　另外，中國的改革雖然確乎是從一種現代性轉向另一種現代性的改革。但由於在 城市，這意味著無數的個體被從除經濟維度外尚包含政治、倫理、精神、文化意涵的社會 主義單位共同體中釋放出來，在鄉村，也意味著無數個體被從組織嚴密、管理嚴格，同時 規劃設計亦包含政治、倫理、精神、文化內涵的農村集體經濟共同體中釋放出來；中國的 改革，便必須承受從傳統直接邁入以市場經濟為經濟主體形式的現代型社會所要承受的精 神-主體問題。 　　　　因此，中國當代的改革就精神-主體層面言，其所遭受的問題便是雙重的，這意 味著處身於此境遇中的中國當代個體必需同時承受從傳統到現代和從一種現代到另一種現 代的雙重重負。 　　　　其次，中國傳統精神倫理既已在中國改革前30年中遭到長期嚴厲、全面的打擊， 而中國革命和30年社會主義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理想主義又沒有被有意識地順承、轉化；不 僅未能被有意識地順承、轉化，而且遭到70年代末以來一系列社會、文化思潮的侵蝕甚至 狙擊，並在1980年代末遭到致命一擊。 　　　　所有這些，都使得在90年代最需要理想主義來平衡市場意識形態和簡單利益邏輯 的時候，理想主義自己先潰不成軍。凡此，都使得1992年中國大幅度邁向市場經濟的時候 ，有關經濟的感覺與邏輯不僅得以迅速左右著人們的經濟行為，而且得以迅速籠罩乃至一 時左右了人們有關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覺與想像。 　　　　顯然，沒有先前30年過於自信的社會主義對中國傳統精神倫理的激烈行為，沒有 接下來改革時代對中國革命和前30年社會主義實踐所遺留下的精神遺產的措置失當，沒有 80年代末對這雖然越來越弱但力量猶存的理想主義能量的致命一擊，我們很難想像，此一 被視為有著幾千年倫理本位傳統的中國，有著幾十年理想主義強調和教育的中國，會在市 場的降臨中潰敗到如此地步。且是如此一種潰敗方式——不僅多少年積累下來的日常感覺 和日常倫理感覺如此容易地被商業邏輯、商業媒體關於生活的理解與想像所穿透；有關何 謂人生成功、充實的感覺與想像也迅速變得如此貧乏，以致在太多人那裡主導此感覺與想 像的只是可計算的經濟擁有，和商業文化、大眾文化給定的享受理解所對應的享受的多少 ，及可方便轉換為這些計算與享受的相關進展，等等。 　　　　而這種關於人生的單一感覺氛圍，對於那些通過其它目標更能找到生命充實感和 意義感的人們，除了誤導之外，基本提供不了積極幫助資源，反而因為造成了使他們的追 求不易被理解和欣賞的語言和感覺環境，更使他們的人生取向遭致多餘的壓力和誤解。 　　　　其三是，1980年代以來主導了社會文化基本走向的人文社會思潮，或對精神主體 問題關注不夠；或其意識、無意識的中心在和先前過分強調的集體主義論題對反；或在此 問題上延續過去有效，但今天效果相當有限，乃至招人反感的分析模式、語言模式；或感 覺到當代的精神倫理問題的重要性和複雜性，但不能釐清它們產生的社會、歷史、觀念、 心理機制，因此雖感不安，卻找不到自己的有效介入方式。 　　　　因此，當個體被從單位共同體中釋放出來拋入此市場出現身心焦慮和意義危機感 時，他從時代思潮中並不能得到有效的幫助，不要說從中得不到直接對治的資源，甚至得 不到使自己的身心焦慮感、虛無感在一定程度上被對像化把握的認知幫助資源。 　　　　廣泛的人格分裂 　　　　所以不避冗長地談論中國當代個人主體所處身的歷史條件與文化、觀念、氛圍， 是要從歷史的維度揭明，中國當代的虛無情緒與意義危機感受扎根於中國前30年社會主義 實踐的挫折，而這30年中對中國傳統精神倫理多方面的沉重打擊，使得通過社會機制的自 然運轉吸收這些情緒和心理的能力大為削弱；這種情況下如何措置、轉化和在有力措置、 有效轉化基礎上張大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歷史遺留下的理想主義，用理想主義來克服吸收 虛無情緒和心理，便變得極為重要。 　　　　而理想主義必須經過轉化後才具有吸收、克服虛無情緒、虛無心理的功能，是因 為理想主義和虛無情緒、心理是同一歷史的兩面，本身並不直接具有洞識歷史、克服相關 問題機制的能力。可惜當時的多數思想者對這種精神、主體局面不僅沒有清晰的認識，而 且不少人在實際效果上提供的是削弱而不是轉化理想主義，張大和合法化虛無心理的思潮 氛圍和觀念邏輯。 　　　　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實踐遺留下來的理想主義，由於在1980年代仍然沿用的是掛 靠大歷史責任目標並以之為自己支點的前30年社會主義時期形成的慣性模式，因此在1989 年中國的歷史頓挫中受到致命打擊，而這就使得相當程度上被合法化與進一步張大的虛無 心理、缺少必要社會連帶感的個人主義觀念、氛圍、市場邏輯幾方面的包圍中，再加上被 商業理解所操控的舖天蓋地的大眾媒體，都使得這種氛圍中產生出的主體自我意識和主體 狀態，大多深陷這種缺少社會連帶感的、試圖只以自我感覺為中心線索的個人主義。 　　　　而這種個人主義由於沒有面對真實問題的能力，亦很少能開創植根自己真實狀況 、真正配合自己實際需要的環境與氛圍，因此，個人在不得不面對外界時，便不得不是分 裂的——一方面以自我感覺、自我利益為中心；一方面又強烈追求外在承認，並以外在主 導性氛圍所規定出的路徑和標準為承認指標。這事實上便意味著不顧自己的精神-主體狀 況無批判地隨順外部氛圍、外部邏輯。 　　　　確實，沒有這種廣泛的人格分裂作為背景，實在很難解釋，向來被認為具高度享 受生活能力的中國人，何以在短時間內自殺率急劇攀升到如此地步。相比自殺表徵的此種 自我意識、主體狀態對自我生存的損害，它對社會行為，特別是政治行為的影響同樣巨大 ，而這種影響的根源看起來雖是高度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在不得不面對外界時，卻反而 是最容易隨順外界氛圍、外界邏輯的。 　　　　不過，反過來也可讓我們清楚看到人文研究對這一歷史中人的迫切意義——即在 今天，人文研究絕不是時代錦上添花的裝飾，和文明要較好維持不可或缺的環節，而是時 代、歷史、歷史中人要真正走穩走好的關鍵條件。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時代已為人文研 究發揮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意義舞台。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期待著，人文研究、人文思 考在70、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有力地參與了歷史推動之後，能重新出發，成功揭明今 天精神-主體困頓的歷史與觀念機制，並尋求出充分安置此精神-主體的康莊大道。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 -- 長白山綿綿山嶺 沾滿血印 鴨綠江水曲曲彎彎 漂著血痕 今天的自由朝鮮光榮花環上 燦爛地放射著神聖光芒 啊～ 英明的將軍 敬愛的金日成！ 啊～ 偉大的將軍 我們的領袖金日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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