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轉錄自 Chinese 看板] 發信人: [email protected] (清一), 看板: Chinese 標 題: 六經源流概述 發信站: 水木社區 (Thu Oct 20 12:24:43 2005) 轉信站: ptt!news.newsmth.org!NEWSMTH 六經源流概述 雲塵子 一、《周易》 《易》始於伏羲氏《連山》﹐神農氏承之而創《歸藏》﹐黃帝承之又創《乾坤》﹐周文王綜合以上“三墳”﹐在被拘羑裡時而推演六十四卦卦辭﹐其後﹐周公旦趕卦爻象推演爻辭﹐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可能就是其本。孔子對此加以整理、潤色﹐排定卦序﹐並以此授徒﹐形成今本《周易》﹔孔子結合前人的說法﹐對弟子講解﹐弟子以及再傳弟子據此而作《易傳》十篇﹐以詮釋《易經》（具體包ａ骸斷盪譴□飛舷隆Ⅰ斷蟠□飛舷隆Ⅰ跺璐□飛舷隆Ⅰ端地源□貳Ⅰ段難源□貳緞蜇源□貳Ⅰ對迂源□罰□Ｔ諳惹厥貝□□嗣撬□檔摹噸芤住分恢浮兌拙□罰□捍□□螅□嗣前丫□□顯諞黃穡□吵莆□兌拙□坊頡噸芤住貳?br> 孔子之後傳授《周易》的情況是﹕ 1. 秦以前﹕孔子……魯‧商瞿（子木）……魯‧橋庇（子庸）……江東‧馯臂（子弓）……燕‧周醜（子家）……東武‧孫虞（子乘）……齊‧田何（子莊）。 2. 漢代﹕有四系﹕ （1）漢初立淄川楊何叔元為博士﹐其傳承情況是﹕田何（子莊）……東武‧王同（子中）……楊何（叔元）……京房、司馬談。 （2）漢宣帝立施、孟、樑丘之《易》為博士﹐其傳承情況是﹕田何（子莊）……丁寬……田王孫……施仇、孟喜、樑丘賀ꄿ （3）漢元帝立京氏《易》為博士﹐其傳承情況是﹕孟喜……（﹖）……焦延壽（贛）……京房（君明）（非上面的京房﹐東漢傳《京氏易》的以陸績為代表。） （4）民間所傳﹐有費直和高相之《易》﹐費直之《易》不知所出﹐東漢時﹐馬融、劉表、王肅為《費氏易》作章句﹔鄭玄（康成）以及荀爽從《京氏易》轉治《費氏易》﹔高相自稱出於丁寬。到東漢﹐費氏《易》興而高氏《易》衰微。 其中﹐施仇、孟喜、樑丘賀、京房（君明）四家之學為今文《易》﹐以孟喜、京房為代表﹐此派的特點有三﹕第一﹐以象數解《易》﹔第二﹐以卦氣說解釋《易》理﹔第三﹐講陰陽災變。費直之學為古文《易》﹐以《易傳》解經﹐重視義理。鄭玄則兼通今古文。東漢末年﹐又有魏伯陽的《周易參同契》﹐以《易》來解說煉丹術﹐對後來的道教影響很深遠。 3. 魏晉南北朝﹕西晉永嘉之亂時﹐施《易》、樑丘《易》亡﹐孟氏《易》、京氏《易》、費氏《易》無傳者。惟鄭玄（康成）的、王弼（輔嗣）所注行於世﹐最被人看重的是王弼﹐他將老莊與古文經學相結合來解《易》。鄭玄是漢學象數派的代表﹐通行於北朝﹔王弼是玄學義理派的代表﹐佔絕對優勢。 4. 唐代﹕唐代《易》學呈現出綜合性的趨勢﹐有兩種發展傾向﹕ （1）以孔穎達為代表的《周易正義》﹐宗王弼、韓康伯注﹐同時也汲取其他各家的《易》說﹐對玄學派《易》學加以改進和發展。 （2）以李鼎祚為代表的《周易集解》﹐針對《周易正義》崇尚玄學派《易》學的傾向﹐以匯集京房、荀爽、虞翻等三十余家“存象”的象數派《易》注為主﹐而於“忘象”的王弼抗衡。 5.宋元明代﹕宋代疑古之風盛行。在疑古風尚的影響下﹐宋《易》學既異於漢《易》象數派﹐也不同於魏晉時期王弼的玄學義理派。鄭玄注大約亡於南宋﹜椔犑I住房梢災饕□治□腳桑閡晃□際榕桑□晃□謇□傘? （1）圖書派﹕附會“河圖”、“洛書”﹐以“先天”、“後天”、“太極”、“無極”等解《易》﹐代表人物有陳摶、劉牧、邵雍。尤其是邵雍﹐著作頗豐﹐其中《皇極經世書》最好﹐其理論特色是“‘尊先天之學﹐通畫前之《易》’﹐突破了《周易》原來的框架結構﹐依據他所發明的先天象數重新編織了一套井然有序層次分明的易學體系”﹐博得了朱熹的高度推崇。（余敦康《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第１７６頁）明代象數派易學中來知德、黃道周的影響很大﹐他們的著作分別有《周易集注》十六卷﹐《三易洞璣》、《易象正》。 （2）義理派﹕始於胡瑗﹐他作《易傳》﹐排斥漢《易》象數學和王弼《易》學的玄理﹐而探討性命道德之理。“范仲淹不僅是宋仁宗時期推行慶歷新政的領袖人物﹐也是宋初儒學復興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其為學‘泛通《六經》﹐尤長於《易》’”﹐他“認識到經世致用與心性修養不可割裂﹐治己治人﹐內外一體﹐而在儒家的經典中﹐唯有《周易》完備地體現了這種‘明體達用’的精神﹐可以把這兩種不同的傾向有機地結合起來而不致陷入一偏。”（余敦康《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第２頁）胡瑗之易學﹐正是出於范仲淹的提倡﹐並以此與慶歷新政配合。其後﹐程頤作《易傳》﹐不宗其師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力主以理學家的義理解《易》﹐不涉及象數。有張載、蘇軾、楊萬裡等。南宋朱熹作《周易本義》、《易學啟蒙》﹐欲調和“圖書”、“義理”兩派﹐以補程頤《易傳》之偏﹐解《易》既用“圖書”（亦言“象數”）之學﹐又言義理﹐未免進退失據。元明《易》學﹐大抵信守程朱《易》學。（楊成孚《經學概論》﹐第３１頁）陸九淵可屬此派。此派應該是代表《易》學正袪鵅撳紊ⅷ擰寣慼慼樂蛂撬k謇斫岷掀鵠唇狻兌住罰□饈怯Ω玫摹Ｃ鞔□跋熳畬□囊籽□□魘淄啤噸芤狀□宕筧□罰ａ段寰□筧□分械囊徊濬□□猿討□□滴□鰨□硬芍羆乙姿刀沖傘＠鈮蕖毒耪□滓頡吩蟯ｕ□浴噸芤住肪□□芾淼奶教擲媳硐炙□男濾枷耄□安宦燮涫欠窈蝦酢噸芤住肪□□腦□跡□□謁枷朧飛希□涔食勻詞且□說摹﹗保□蚊□旱取噸芤籽芯渴貳罰□塚常常耙常? 5. 清代﹕清代《易》學出現了一次回歸﹐同時也再次繁榮起來﹐蔚為大觀。他們駁難宋《易》學﹐而重倡漢《易》學。“明清時的所謂宋易﹐包括兩部分。一是從宋代承襲和發展而來的義理易學﹐二是從宋代承襲和發展而來的象數易學。象數學派以圖書解易﹐義理學派反對圖書之學﹐著重據《周易》經傳文辭去探討其中的義理。盡管這兩派解易的方法不同﹐但他們都具有同一的特征﹐即都是因經傳以明道﹐不追求經傳文字訓詁方面的解釋﹐不停留在圖書象數上﹐而是借《易》而闡發其性理之學”（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第３２３頁）﹔“明清時期的漢易﹐是用文獻學、考據學的方法治易﹐它固然與用哲學方法治易的宋易不同﹐但也有異於歷史上的漢易。漢易中充斥了陰陽災異和天人感應說﹐理論上的創新也很突出。而明清時期漢易的主流卻排斥迷信﹐它提倡實事求是﹐雖然它免不了講漢易的他一套讖緯之學﹐但僅僅是祖述﹐目的隻是為了恢復歷史之真。因此﹐將它稱之為漢易﹐是很不妥當的﹐容易將它與歷史上的漢易混為一談﹐正確的稱呼最好用考據易或樸學易。”（同上﹐第３２３－３２４頁）。清代《易》學主流是樸學《易》。 （1）官方《易》學﹕康熙命李光地修《周易折中》﹐以義理《易》折中諸家﹔乾隆時期﹐傅恆等人奉敕撰修《周易述義》﹐將漢宋《易》學糅合摻雜在一起。 （2）樸學易﹕形成於雍乾時期﹐但源頭可上溯到清初。 Ａ.發軔階段﹕顧炎武《易》本音等著作開考據易學之先河﹔黃宗羲、黃宗炎兄弟著《易學象數論》、《圖書辨惑》﹐首開圖書辨偽之風﹕毛奇齡、胡渭繼之而起﹐著《河圖洛書原舛編》、《太極圖說遺議》、《易圖明辨》﹐完全否定了圖書之說。現在看來﹐這種完全的否定也是不完全可取的。 　　Ｂ.形成階段﹕樸學易形成之後﹐言易合不僅不尊邵（雍）、周（敦頤）﹐就是對王（弼）、韓（康伯）、程（頤）、朱（熹）也深為不滿。他們分為二途﹕一派以發掘、整理、推演漢易為重點﹐可稱之為漢易文獻派﹔一派以數學、語言學的一些新成就來研究《周易》經傳本身﹐可稱之為象數創新派。 a.漢易文獻派的代表首先是惠棟﹐他篤信漢學﹐故其說《易》一以漢人為標準﹐所著《易漢學》闡述孟喜、虞翻、京房、鄭玄、荀爽之說﹐用力至勤﹐部分恢復了漢代易學的原貌。但是他以偏概全﹐未考慮漢代治易各自的家法﹐以為個個都是如此。……其後張惠言繼之而起﹐他於易專治虞翻﹐將虞氏一家易說發揮盡致﹐於別家則作為附庸﹐分別搜擇﹐不相雜廁﹐其長處是家法明了﹐其短處是述而不作﹐無創作之可言也。清末的姚配中可謂為樸學易的殿軍﹐他在所作之《周易姚氏學》中﹐謂漢易研究惟有鄭玄學最優﹐至於鄭氏間取爻辰、征之星宿為後人所駁斥者﹐悉皆刪去﹐一字不留。因此其注頗受人歡迎。 b.象數創新派的主要代表為焦循﹐他長於算理、音韻、訓詁﹐治易主張“實測”﹐對漢人糾纏不休的飛伏、卦氣、爻辰、納甲之類批判尖銳﹐得到阮元、王引之等樸學大師的高度讚賞﹐但他對《周易》的研究免不了有緣木求魚之嫌。 　　Ｃ.衰微階段﹕乾嘉以後﹐樸學易著作雖豐﹐但值得稱道的自由輯佚﹐著名者為孫堂、馬國翰。這時﹐通過否定宋易而崛起的樸學易﹐也將面臨著被否定的命運了。 7.現代﹕“現代易學﹐時間上起民國初年﹐下迄八十年代末期。這近八十年的《周易》研究﹐較之古代任何一個時期﹐研究方法更為科學多樣﹐領域更為廣泛﹐標新立異者更為繁多﹐成果也更為突出。這一時期的易學流派﹐按治《易》方法﹐可大致分為三派﹕一是義理派。現代易學中的義理派﹐雖然不乏囿於傳統者﹐但主流是用歐風東漸以來的新思想、新學說為工具去闡發《易》理﹐因而在《周易》哲理的探討上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這一派的主要代表有金景芳、郭沫若、蘇淵雷等人。二是象數派。這一時期的象數派﹐既有同於傳統象數學者﹐其代表為尚秉和等人﹔更有以新的自然科學知識治《易》﹐即所謂‘科學易’者﹐其代表為薛學潛、沈宜甲等。而且後者時下癒演癒烈﹐有海外﹐台灣而大陸﹐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勢。三是考據派。這一時期的易學考據派﹐既有同於乾嘉學派用訓詁、考訂的樸學方法治《易》者﹐其代表為高亨等人﹔更有用現代考古學方法研究《周易》﹐從而在易卦的起源、傳本等問題上作出了重大突破的考古工作者﹐其代表為張政烺、於豪亮、李學勤等人。總隻﹐現代易學中的義理、象數、考據﹐較之古代易學﹐無一不具有嶄新的內容﹐呈現出鮮明的現代色彩。”（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第399頁） 二、《尚書》 章太炎《國學講演錄》﹕“楚靈王之左史﹐通《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今《三墳》不傳﹐《五典》僅存其二。楚靈王時﹐孔子年已二十余﹐至刪書時而僅著《堯典》、《舜典》二篇﹐蓋期於本已佚矣。”（第53頁）此說近是﹐但不盡然。孔安國《尚書序》﹕“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又說﹕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應該說《尚書》的一部分來自《五典》﹐另一部分來自夏商周之書。 蓋少昊、顓頊、高辛之書﹐年代久遠﹐故孔子不取﹐唯取唐堯、虞舜之書﹐即《尚書》中的《堯典》《舜典》。另外從夏商周之書中取其《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貢》為夏書﹐取《甘誓》《湯誓》《盤庚》《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微子》為商書﹐取《泰誓》《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滕》《大誥》《微子之命》《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冏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為周書。 金景芳《〈尚書新解〉序》對《尚書》的流傳情況有段極簡括的介紹﹕“考《尚書》秦火後﹐書雖殘缺不完﹐並不是無人研究﹐隻是漢代惑於五行災異﹐六朝以後﹐又受《偽古文尚書》的騷擾﹐清人用力較多﹐成就亦大﹐但缺點是注意一字的訓詁考証﹐而對於全句全章的了解不夠。至於晚近以來﹐則由疑古而薄古﹐在全國范圍內﹐治《尚書》者已寥若晨星。當然有少數青年人能勇敢地把全書譯成白話﹐我看譯不如不譯﹐徒費人力物力。《尚書》詰屈聱牙﹐古奧難懂﹐很難翻譯準確。你不譯﹐人家讀原文﹐慢慢體會﹐雖一時不解﹐但不至於錯﹔你譯了﹐一旦譯錯﹐貽害無窮。”（《尚書‧虞夏書新解》﹐第2頁） 《尚書》的流傳情況如下﹕ 1.漢代﹕分為今文和古文兩派。 (1)今文尚書﹕“所謂《今文尚書》﹐是由原秦朝博士伏生於漢初傳授出來的。秦始皇焚書時﹐伏生把原為小篆字體書寫的《尚書》藏在屋壁裡﹐漢初從屋壁取出時﹐竹簡已有斷爛﹐整理後﹐共有二十八篇”（楊成孚《經學概論》﹐第35頁）。“今文《尚書》學有歐陽（生）、大夏侯（勝）、小夏侯（建）三家。三家同出於伏生之學﹐武、宣之世相繼立於學官﹐皆為‘章句之學’﹐不注重經文本身的意義﹐而把經文陰陽五行化。尤其是大夏侯最善於以陰陽五行推論時政得失西晉末年永嘉之亂﹐三家今文《尚書》皆亡佚﹐致使伏生之學失傳。同時﹐由兩漢中秘所藏的古文《尚書》也完全被毀﹐故顧問《逸篇》的內容無從得知。”（楊成孚《經學概論》﹐第42頁） (2)古文尚書﹕“西漢時﹐孔安國開創了古文《尚書》學派﹐但他並未傳授全本古文《尚書》﹐隻講授用隸書改寫的二十九篇古文《尚書》。 成帝時﹐讖緯流行﹐《尚書緯》杜撰孔子曾將《尚書》三千余篇刪為一百二十篇﹐其中《尚書》經文為一百零二篇﹐余者為《尚書中侯》。《漢書‧儒林傳》雲﹕‘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這部偽古文《百兩篇》曾一度立於學官﹐對後世流傳的所謂《尚書》原有百篇說﹐殆有一定的影響。西漢末年﹐孔安國的《古文尚書》本﹐經劉歆提倡﹐盛行於民間。”（楊成孚《經學概論》﹐第42頁） “東漢古文《尚書》學﹐雖仍屬於孔安國所開創的古文《尚書》學的系統﹐依然是民間私學﹐但卻風靡一時﹐已有所發展變化。……杜林大力倡導、傳授《古文尚書》。賈逵作《尚書訓》……﹐馬融作《尚書傳》﹐……馬融的弟子鄭玄作《尚書注》﹐異於賈逵、馬融之學﹐他兼采今文《尚書》學並喜用緯書解經﹐是通學派大家。盧植（亦為馬融弟子）作《尚書章句》。鄭玄《尚書注》從漢末至南北朝影響甚大。”（楊成孚《經學概論》﹐第42頁） 2.魏晉南北朝﹕ 這個時期主要是古文《尚書》的天下﹐東晉元帝時出現了《孔傳古文尚書》。 (1)傳古文尚書的主要有四家﹕賈逵、馬融、鄭玄、王肅。賈逵、馬融之學到東晉時衰微﹐鄭玄與王肅之學互相爭鬥十分激烈﹐王肅《尚書解》曾在魏晉之際一度得勢﹐但總的說來﹐鄭玄之學仍居主導地位。北朝後期和南朝由於《孔傳古文尚書》的出現﹐鄭學衰微。 (2)《孔傳古文尚書》﹐自南朝樑陳時大興﹐蔡大寶、費甝為之作疏﹐其後﹐為之作疏、標注音義者不乏其人﹐陳代的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以《孔傳》本為定本﹐後來到隋唐時期便成為官方定本。由北朝入隋的劉炫又為之作《尚書述議》﹐從此《孔傳古文尚書》盛行於隋。 3.唐代﹕ 唐初﹐顏師古考訂五經﹐其中新訂《尚書》即以劉炫本為定本﹐其後孔穎達等撰集《五經義疏》及其修訂本《五經正義》﹐仍是如此。楊成孚先生認為﹐選用《孔傳古文尚書》是《尚書正義》的最大失誤。（《經學概論》﹐第44頁） 4.宋元時期﹕ 宋元經學是疑古派的經學。北宋初年的蘇軾等學者尚未懷疑《孔傳古文尚書》。至南宋初的吳棫著《書稗傳》﹐開始認識到今文尚書原有篇目和古文尚書後出的篇目之間文字差異很大。朱熹進一步懷疑《孔傳古文尚書》的全部內容。其弟子蔡沈奉師命所作的《尚書集傳》將今古文的篇目標注了出來。元代吳澄著《書纂言》則隻注釋《今文尚書》的篇目﹐而對其中沒有而隻見於《古文尚書》的篇目不注釋。 5.明清時期﹕ 此期繼續懷疑《孔傳古文尚書》。宋元時期隻是懷疑而未加以考據論証﹐至明代梅鷟作《尚書譜》、《尚書考異》﹐認為《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是皇甫謐偽作﹐漢人無孔安國為《尚書》作傳的記載﹐漢代古文家的本子就是孔安國所得之古本﹐贗品所綴輯的文辭都源於先秦古籍。其論証雖尚不甚確﹐但為清人最後判定《孔傳古文尚書》的偽書性質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清代閻若璩撰《尚書古文疏証》﹐力主“梅賾上偽書”ㄐ樟e?128條証據﹐一一從客觀方面加以証明﹐盡管其系統性尚有不足﹐但其判語已被清代以來的學者視為定論。隻是尚未說出作偽者是誰。其後﹐惠棟作《古文尚書考》﹐亦主張是梅賾所偽造。程廷祚《晚書訂疑》認為是劉宋元嘉時期的人所偽作。 其後﹐古文《尚書》學的名著有﹕王鳴盛《尚書後案》、江聲《尚書集注音疏》、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丁晏《尚書余論》。丁晏以為孔傳古文尚書》是王肅偽作。 但是﹐清代也有今文尚書學﹐劉逢祿《尚書今古文集解》、魏源《書古微》、陳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等﹐都是今文尚書的要籍。 三、《詩經》 古詩據說原有3000余篇﹐章太炎《國學講演錄》雲﹕“《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賦比興與風雅頌並列﹐則為詩體無疑。……賦比興之外﹐又有《九德之歌》﹐《左傳》卻缺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合為十五種。今《詩》僅存風雅頌三種。”（第85頁）“九德、六詩合十五種﹐今《詩》僅存三種﹐已有三百篇之多﹐則十五種當有一千五百篇。風雅頌之逸篇為春秋時人所引用者已不少﹐可見未刪之前﹐太史公三千篇之說為不誣也。”（第52頁）《經學入門》曰﹕“《詩》之源起於中古﹐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即三百篇之權輿。古詩本三千余篇﹐孔子最先刪錄﹐既取周詩﹐上兼商頌﹐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皆口以相傳﹐未有章句。戰國時﹐幾為鄭衛所亂。遭秦焚書﹐而得全者﹐亦以其人所諷誦﹐而不專在竹帛之故。”（第6頁）但是﹐刪詩者絕非孔子。 關於六詩與六義﹐本是千年聚訟之學案﹐如今所采者﹐率皆朱熹之說﹐即以風雅頌為三種吽撚F□□願潮刃宋□□直硐址椒ａ□□慫導炔緩嫌諏□□□嗖緩嫌諏□澹□導噬鮮欠穸□肆□□肓□逯□怠Ｈ粢粵□□災□□蚍繆潘談潮刃聳橇□質□澹蝗粢粵□逖災□□蠣恐質□甯鞅硎霾煌□乃枷□星椋□□嗽蛄□□肓□□輝儐嗝□芰恕Ｖ熳鄖濉妒□災頸紜吩疲骸胺紜８場１取12恕13擰７趟坪踉□炊際搶指璧拿□疲□涎浴□□□□□□且隕□□謾﹗妒□笮頡犯奈□□□濉□□閌且砸邐□昧恕﹗保ｕ?79頁） 以下是漢代以後《詩經》學的發展演變情況。 1.漢代﹕ 西漢時﹐今文學派的齊、魯、韓三家都被立為學官﹐三家詩都以史解詩﹐多附會之見。作為古文學派的毛詩流傳於民間﹐至章帝時才立於學官而盛行於東漢﹐東漢的鄭眾、賈逵、馬融、鄭玄等皆為傳《毛詩》的大家﹐尤其是鄭玄《毛詩傳箋》﹐以宗毛為主﹐兼采三家﹐禪師補充訂正《毛詩》﹐在訓詁上不乏創見﹐亦以史解詩﹐亦時有附會之說。 2.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時﹐王肅作《毛詩解》﹐駁斥鄭玄而宣傳毛詩﹔又有王基駁斥王肅而肯定鄭玄﹐兩家相爭﹐但鄭學仍然風靡於世。南北朝時﹐北朝兼宗毛、鄭﹐南朝篤信《毛傳》﹐當學者對毛、鄭的異同仍有爭議。 3.唐代﹕ 孔穎達作《毛詩正義》﹐調和毛、鄭之說﹐同時﹐以“詩篇之異體”、“詩文之異詞”來區別風雅頌與賦比興的類型﹐對“六義”作進一步研究﹐並提出“美刺具有比興”以糾正鄭玄“比見今之失”、“興見今之美”的失誤。唐至宋初﹐明經取士以此書為標準本。 4.宋代﹕ 在《詩經》研究方面﹐宋人的疑古精神也表現非常突出。宋人的疑古是為了擺脫舊說的束縛﹐從而開創新學說﹐所以﹐他們的疑古是全面的、系統的。 最先懷疑《詩序》、辨駁毛鄭之失的是歐陽修《詩本義》。其後﹐蘇轍作《詩集傳》隻信《詩序》之首句。南宋痌騏D妒□嬙□罰□昊髏□＃□狻妒□頡貳敖允譴逡巴□慫□鰲保□□約閡飩饈□? 朱熹深受鄭樵影響﹐作了《詩序辨說》一卷批駁《詩序》﹐自己作了《詩集傳》﹐成了宋學《詩經》的代表作。 朱熹《詩經》學的功績主要有三﹕一、疑《傳》、《箋》﹐抨擊《詩序》﹐已對《詩序》、《毛傳》、《鄭箋》有所取舍。他認為《序》作者“恥其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而“傅會書史﹐依托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必使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以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詩集傳序》）二、從總體把握上還《詩》以本來面貌。他說﹕“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裡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同上）三、首倡“淫詩”說。他提倡“淫詩”說﹐雖然是從衛道的立場出發﹐意欲警世﹐但他畢竟承認“淫詩”關涉男女之情﹐毫無疑義﹐比漢儒妄談美刺更切近於詩篇的實際內容。同時也應看到﹐朱熹的《詩經》學仍然未脫離毛、鄭的樊籬﹐亦不乏附會曲解的詩說。如將《關雎》視為宮女之作﹐把《葛覃》、《卷耳》看成後妃之作。 王質《詩總聞》﹐亦能對漢代漢代經學家的詩說有所突破﹐而自出新意。維護《詩序》者以呂祖謙（作《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作《詩輯》）為代表。 宋末朱熹的三傳弟子王柏做《詩疑》﹐從翼《詩序》發展為主觀武斷地懷疑《詩經》本身﹐刪除所謂“淫詩”三十二篇。（此段全是楊成孚《經學概論》語﹐見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頁） 5. 元明時期﹕ 元明兩代是《詩經》學衰落期。元代劉瑾作《詩傳通釋》﹐闡發朱熹《詩集傳》。明人胡廣等作《詩經大全》仍以《詩傳通釋》為藍本。陳第著《毛詩古音考》﹐以糾正宋人葉韻說的謬見。（同上﹐第57頁） 6. 清朝時期﹕ 清代是《詩經》學的振興期﹐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乾嘉之前、乾嘉時期和乾嘉以後。 （1）乾嘉之前﹐主要趨勢是抨擊以朱熹為代表的宋學。在《詩經》學上﹐人們主要把矛頭針對朱熹。專門抨擊朱熹《詩經》學的代表人物有陳啟源、姚際恆、牟庭等。陳啟源針對朱熹《詩集傳》和劉瑾《詩傳通釋》﹐作《毛詩稽古編》﹐宗《詩序》和《毛傳》﹐兼采《鄭箋》﹐此是以漢代古文學派為主的。姚際恆《詩經通論》﹐是異軍突起另辟蹊徑之作﹐他認為“漢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鑿”（《詩經通論‧自序》）﹐屏棄漢學、宋學之詩說﹐力主解詩應涵詠篇章﹐尋繹文義﹐此是以自出手眼為主的。牟庭《詩切》﹐上承漢代今文學派的三家詩說﹐又不拘泥於三家詩說﹐力求從《詩經》本身探求詩旨﹐但仍未徹底擺脫漢儒的詩說影響。 （2）乾嘉階段是古文經學的復興階段。胡承珙作《毛詩後箋》﹐宗毛駁鄭﹐廣征博引﹐以征毛義精審﹐推論亦甚細密。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辯正毛鄭異同﹐而不專宗毛鄭﹐注重本字本義假借義的探求﹐時有獨見﹐但因刻意求新﹐有時未免失之穿鑿。陳奐作《詩毛氏傳疏》﹐篤信《詩序》﹐宗《毛傳》﹐貶抑《詩集傳》﹐從文字、音韻、訓詁入手﹐闡發《毛詩》的詩旨﹐引據賅博﹐是疏釋《毛詩》的集大成之作。但也有反對古文經學的﹐如魏源作《詩古微》﹐攻擊《詩序》﹐專主今文詩說。 （3）乾嘉以後﹐輯佚之風盛行﹐范家相、阮元、馬國翰﹐尤其是陳壽祺、陳喬樅對三家詩說的鉤沉﹐成績斐然。王先謙撰《詩三家義集疏》是輯錄三家詩說的集大成之作﹐於三家詩說的疏釋﹐菠菜前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對乾嘉以來樸學的精見﹐廣為征引。 四、《禮經》 《經解入門》雲﹕“禮源肇於伏犧。孔疏雲﹕‘自伏犧以後﹐至黃帝﹐五禮始具。帝王質文﹐世有損益。周飽撕畍慼m□由悖□飼□□□疲□試瘓□袢□□□□僑□□Ｖ芩□□詈釷假裕□勻□浼□□量鬃傭□巡瘓咭印７德澈螅□聳忌徑ａ﹕籩嫡焦□徽□□厥峽臃□□獨窬□繁闌堤厴□□菏浪□□□齟妗噸芾瘛貳兌搶瘛貳獨竇恰啡□槎□眩□喚暈奕□欏﹗噸芾瘛繁久□噸芄佟罰□抖□佟范楞塚□犢脊□紡似□蟛埂﹗兌搶瘛芬幻□妒坷瘛罰□渡□□芬黃□□酉氖迪卻□□﹗獨竇恰反韉麓幼郵□盡洞蟠骷恰肺□氖□□□□捎置□緞〈骷恰罰□洹對鋁睢貳Ⅰ睹魈夢弧貳Ⅰ獨旨恰啡□□罰□砣謁□右病﹗噸芤住貳Ⅰ兌搶瘛罰□災芄□鰨□□轡□砝鎩﹗獨竇恰吩蚣匆約俏□□﹗保ｕ?6頁） 《國學講演錄》﹕“三禮之名﹐自鄭氏（玄）始﹐今若以《大戴禮》合之﹐當稱四禮。稱三禮者﹐沿鄭氏注也。” 《五經全譯》本裴澤仁注譯《禮記‧引言》﹕“《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之名﹐始見《莊子‧天運》。其中﹐《禮》經所指為何已無從知曉。而漢時立於學官的‘五經‘﹐其中的《禮》是指《儀禮》十七篇而言。而《禮記》則隻是關於《禮》的‘記’。清人邵懿辰的《禮經通論》說﹕‘禮經有記﹐猶易之有翼﹐春秋之有三傳﹐雖各自為篇﹐實相比附。’可知《禮記》是解釋、說明《禮》的﹐而非經本身。” “自東漢學者鄭玄為《禮記》作注後﹐《禮記》擺脫了《禮》的附庸的地位﹐而獨立成書。但在東漢﹐《禮記》始終未能列入經的行列。從鄭玄以後﹐《禮記》的地位逐漸上升。到唐代已與《周禮》、《儀禮》抗衡﹐列入‘九經’之中。在明代的‘五經’中﹐《禮記》已取《儀禮》而代之了。” （1）《周禮》﹕《國學講演錄》雲﹕“《周禮》初出曰《周官經》﹐劉歆始改稱《周禮》﹐然《其略》猶曰《周官》﹐《漢書‧藝文志》仍之。馬融訓釋之作﹐亦稱《周官傳》﹐至鄭康成以▽楫鳽歲X□□□稀兌搶瘛貳緞〈骼瘛肺□□瘛﹗保ｕ?94頁） 《經子解題》雲﹕“周禮》則本為言國家政制之書。雖亦被禮之名﹐而實與《儀禮》之所謂禮者有別。故至後世﹐二者即判然異名。《周禮》一類之書﹐改名曰‘典’﹐《儀禮》一類之書﹐仍稱為‘禮’。……《周禮》究為何人所作﹐說者最為紛紜。漢時今學家皆不之信﹐故武帝謂其瀆亂不驗﹐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信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東漢時﹐賈逵、馬融、鄭興、興子眾皆治之。而鄭玄崇信尤篤。漢末鄭學大興﹐此經遂躋《禮經》之上。……古書中獨《管子》所述制度與《周官》最相類。《管子》實合道、法、縱橫諸家之言他﹐固所謂陰謀之書矣。故此書與儒家《禮經》﹐實屬了無幹涉。亦必非成周舊典。蓋系戰國時人﹐雜采前此典制成之。……然竄亂則有之﹔全忍偽撰﹐固理所必無﹔則固足以考見古制矣。……當二千余年前﹐而有如《周官》之書﹐其條貫不可謂不詳﹐規模亦不可謂不大。此書之可貴﹐正在於此。”（第47-48頁） 《經學概論》雲﹐《周禮》學為古文學。《周禮》學始於西漢末年的劉歆。東漢杜子春、鄭興、賈徵等皆傳其學﹐鄭眾傳《周官經》﹐賈逵作《周官解詁》﹐其後馬融作﹐周官傳》﹐盧植、張恭祖等亦皆治《周禮》。及鄭玄作《周禮注》﹐集兩漢《周禮》學之大成﹐盛行於世﹐至隋唐亦未衰微。晉代雖以王肅《周禮解》為主﹐但學者仍推尊鄭注。唐賈公彥撰《周禮義疏》﹐宗鄭玄《周禮注》﹐鄭學益盛於唐。宋代王安石信奉《周禮》﹐撰《周官新義》﹐以此作為取士的標準﹐《周禮》學始改變鄭學獨尊的局面。迄清﹐漢學復興。如沈彤《周官祿田考》、王鳴盛《周禮軍賦稅》、戴震《考工記圖》、阮元《車制考》等皆為《周禮》學的名作。清末孫詒讓撰《周禮正義》﹐博才眾說﹐材料豐富﹐疏釋審慎。（第78-79頁） （2）《儀禮》﹕《經學概論》雲﹐《儀禮》學為今文學。共十七篇﹐《經子解題》雲﹐“孔子所以獨取此十七篇者﹐以此八者為天下之達禮也。”（第45頁）《經學概論》雲﹕“漢初魯國高堂生傳《儀禮》學﹐至後蒼授學後﹐又分戴德、戴勝、慶普三派。東漢鄭玄打破今古文門戶之見﹐兼注《儀禮》、《禮記》、《周禮》﹐而成《三禮注》﹐是通學派的《禮學》。晉初王肅作《三禮解》﹐更加混合今古文學而與鄭玄《三禮注》抗衡。鄭、王二家之學使《儀禮》學失去今文學真貌。 西晉時王學盛行。至南北朝﹐北朝篤信鄭玄《儀禮注》﹐南朝兼采鄭玄、王肅之注。至唐﹐賈公彥撰《儀禮義疏》專宗鄭玄《儀禮注》。宋人首治《儀禮》者為張淳﹐他作《儀禮識誤》﹐訂正注疏之誤。南宋朱熹雖然以為《儀禮》未備﹐多為士禮﹐而無天子諸侯的喪、祭之禮﹐但仍視其為經﹐以《禮記》、《周禮》為傳﹐與其弟子黃榦撰《儀禮經傳通解》﹐混合《三禮》而研治《禮學》。李如圭《儀禮集釋》﹐備載鄭注﹐兼采宋時善本之注﹐可補《儀禮》之脫誤。原本久佚﹐今存輯佚本。元朝時期的《儀禮》學並無創見。清代漢學重振﹐如張爾歧撰《儀禮鄭注句讀》、張惠言撰《儀禮圖》……等。而堪稱名著中的代表做則有凌廷堪《禮經釋例》、胡培翬《儀禮正義》、黃以周《禮書通故》。其中胡氏《儀禮正義》不墨守今古文學的門戶之見﹐今古文兼采﹐雖以疏釋鄭玄《儀禮注》為主﹐但亦有駁正鄭注者。黃氏《禮書通故》是貫通《三禮》的綜合研究之作﹐博采漢唐迄清的禮說而不拘泥於一家之言﹐卓有發明。闡說鄭注﹐亦訂正鄭注。書中之《儀禮圖》、《名物圖》﹐較張惠言《儀禮圖》更為精審。”（第78-79頁） （3）《禮記》﹕《經學概論》雲﹐就學派而言﹐《禮記》屬於今文學﹐就內容而言則雜糅今古文學。“《禮記》學始於西漢戴勝。東漢傳《禮記》學的有橋仁、曹褒﹐漢末馬融亦傳《禮記》學﹐及鄭玄作《禮記注》﹐與《儀禮注》、《周禮注》並行於世。南北朝時﹐南朝皇侃﹐北朝熊安生皆為鄭玄《禮記注》作疏。唐孔穎達撰《禮記正義》﹐推尊、疏解鄭注﹐使鄭注盛行於唐﹐並以小戴《禮》配《易》、《書》、《詩》、《左傳》為‘五經’。宋人治《禮記》始於衛湜。衛湜撰《禮記集說》﹐以鄭注和孔穎達《正義》為主﹐博采漢至宋一百四十四家經說﹐博而不經。元陳澔亦作《禮記集說》﹐簡明淺顯。明胡廣等修《禮記大全》﹐屏棄原注﹐而采用陳氏《禮記集說》﹐並定為科舉取士的程式﹐鄭注式微。清人《禮記》學的成果不及《儀禮》學和《周禮》學。主要有朱彬《禮記訓纂》、孫希旦《禮記集解》。前者簡約而不詳審﹐後者對鄭玄《禮記注》和孔穎達《禮記正義》及宋元有關《禮記》之經說﹐博觀約取﹐而不恪守門戶之見。對名物制度﹐考辨甚詳而精審不足。此外﹐康有為《禮運注》、皮錫瑞《王制箋》﹐皆為今文學家的托古改制之作。”（第79-80頁） 五、《樂經》 樂的地位﹐在先秦時代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北方﹐祭祀神鬼以及祖先﹐都需要樂的伴奏。當然﹐歌舞樂可以統一﹐但是﹐我們不能否認﹐樂也有獨立存在的情況﹐所以﹐不能把樂看作禮的附屬形式。既然如此﹐《樂經》的存在便不是不可能。 《漢書‧藝文志》雲﹕“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見《孝經》）二者相與並行﹐周衰具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亂病Ｎ淶□保□蛹湎淄鹺萌澹□朊□□裙膊傘噸芄佟芳爸鈄釉怖質掄擼□宰鰲獨旨恰罰□住□速□□□瑁□脛剖喜幌□丁Ｆ淠謔墳┤醵ｕ□□□允誄Ｉ酵跤恚□沓傻□蔽□蘇呤□雲湟澹□錐□□木砑恰Ａ蹕蛐Ｊ椋□謾獨旨恰范□□□□□胗聿煌□□淶瀾□砸嫖Ⅰ﹗蔽頤強梢醞蒲裕□洞笏糾幀貳獨旨恰方浴獨志□返囊徊糠隻蛘咂湟乓狻﹕捍□保□杏脅糠至鞔□□撕笤蟯耆□□□耍□災劣諶嗣欠穸ａ獨志□返拇嬖淞? 六、《春秋》 《經解入門》雲﹕“古王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而諸侯之國亦有之﹐惟魯《春秋》﹐則孔子手定之。公羊家說﹐則謂孔子得百十二國之寶書﹐乃修《春秋》。”（第8頁） 《國學講演錄》雲﹕“魯之《春秋》﹐一國之史也。欲以一國之春秋﹐包舉列國之春秋﹐其事不易。當時之史﹐惟周之春秋最備﹐以列國紀載皆須上之周室。孔子之作《春秋》﹐如欲包舉列國之史﹐則非修周之春秋不為功。然周之《春秋》﹐孔子欲修之而不可得。魯為父母之邦﹐故得修魯之《春秋》耳。然魯之《春秋》﹐局於一國﹐其於列國之事﹐或赴告不全﹐甚或有所隱諱﹐不能得其實事﹔既魯史載筆﹐亦未必無誤。如此則其紀載未必可信﹐不信則無從褒貶﹐不足傳之後世。以故﹐孔子不得不觀書於周史也。既窺百國之書﹐貫穿考核﹐然後能筆削一經爾。”（第１１４頁） 從《春秋》的傳承來說﹐孔子以此授徒﹐後有公羊傳、谷樑傳、左氏傳、鄒氏傳、夾氏傳。《漢書‧藝文志》雲﹕“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但是其中又列有“夾氏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之書目﹐可見﹐不是“無師”、“無書”的問題﹐而是後來未傳下來或者劉歆、班固當時未見其書。影響最大最深遠的隻有《公羊傳》、《谷樑傳》和《左氏傳》三家。 （1）《公羊傳》﹕ 間撩~渦蕁洞呵錒□虼□□頡誹菩□濉妒琛芬□骱輟緞頡吩疲骸白酉拇□□蚋擼□嘰□肫渥悠劍□醬□肫渥擁兀□卮□肫渥癰遙□掖□肫渥郵佟Ｖ樑壕暗□保□倌斯駁蘢悠肴撕□闋傭賈□謚癲□﹗毖畛涉讜疲骸敖銜□俠淼耐貧ㄊ牽嚎詼□啻□摹豆□虼□罰□謖焦□逼誥鴕殉醪秸□懟18□加謚癲□□詿□兄杏植歡嫌腥思右越饈汀２鉤洌□沖晌□撼踉□嫻畝ｕ盡Ｗ庸□蜃又皇遣鉤洹13饈駝咧□唬□□蜃雍笱□□涫槲□豆□虼□貳﹗保ａ毒□□怕邸罰□?95頁） 陳其泰《清代公羊學》雲﹕“傳中又有子沈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這些人也都應是傳授之經師﹐故《公羊傳》應視為一個學派的著作。”“細審《史》、《漢》所載﹐則董仲舒公羊學亦受之於公羊壽﹐董、胡二人同為公羊壽弟子。”（第8頁） 《公羊學》屬於今文學派﹐“始於漢初的胡毋生和董仲舒。董氏現存《公羊》學著作有《春秋繁露》。西漢時傳董氏《公羊》學的有嚴彭祖與顏安樂兩派﹐皆立於學官。東漢時最著名的《公羊》學家為何休。休專攻《公羊》學﹐排斥《左》、《谷》二學﹐撰《公羊解詁》﹐迄今傳於世。 東漢末年﹐《左傳》學盛行﹐而《公羊》學日漸衰微。唐徐彥撰《公羊傳疏》﹐疏釋何休《公羊解詁》﹐維護漢代今文經學。 清代《公羊》學的著作甚豐。孔廣森撰《公羊正義》、凌曙撰《公羊禮說》等、曙弟子陳立撰《公羊義疏》。他們並未嚴守兩漢今文經學家的立場。莊存與撰《春秋正辭》﹐以復興今文經學為職志﹐探求微言大義﹐而不專事訓詁。劉逢祿撰《公羊何氏釋例》﹐據何休《公羊解詁》發揮微言大義﹐是清代今文經學的名著。又撰《公羊何解詁箋》及《左氏春秋考正》﹐排斥《左傳》。其後宋翔鳳、魏源、龔自珍、戴望、王□運、廖平、皮錫瑞等﹐以《公羊》大義闡說群經﹐癒加提高了《公羊》學的地位。”（《經學概論》﹐第106頁）據我所知﹐當代有王維堤、唐書文撰《春秋公羊傳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蔣慶著《公羊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等。 （2）《谷樑傳》﹕ 唐楊士勛《春秋谷樑傳序‧疏》雲﹕“谷樑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按﹕尚有名喜、嘉、寘、俶之說）。受經於子夏﹐為經傳﹐故曰《谷樑傳》。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谷樑》﹐又傳蔡千秋。漢宣帝好《谷樑》﹐擢千秋為郎﹐由是《谷樑》之傳大行於世。” 一般說來﹐人們認為《公羊傳》、《谷樑傳》用隸書寫成﹐都是今文學派的。但《經學概論》卻雲﹕“近人崔適《春秋復始》認為《谷樑傳》是古文學﹐且為劉歆之偽作。我認為《谷樑傳》決非劉歆所能偽造﹐此書原為古文﹐後改成今文。 有人認為《谷樑傳》成書於景帝時寫定的《公羊傳》之後。謂《谷樑傳》成於《公羊傳》之後﹐無可爭辯﹔但《谷樑傳》並非成書於景帝之後的武帝之時。”（第95-96頁） “有些學者認為無論公羊高或者谷樑赤﹐都未必是子夏的學生﹐托名子夏﹐隻借以自重罷了。這一論斷﹐我們認為是比較可信的。”“蓋自孔子傳授《春秋經》之後﹐其弟子憑自己所接受到的一些知識並摻和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各自口說流傳﹐弟子再傳弟子﹐輾轉口傳﹐至於若幹年後才著於竹帛﹐沿傳至今。至於公、谷二傳中的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之處﹐我們認為這也是古書流傳過程中的必然產物﹐歷代傳授《春秋》的經師﹐他們都會受到當時社會的各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因此二傳在成書過程中必然會兼收各自在傳授中的一些見解和主張。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公羊傳》與《谷樑傳》﹐其中就有一些對《春秋經》文解釋的不同之處﹐甚至有些還利用解釋《經》文而相說慼熨插T保ㄖ遊臒A《春秋谷樑經傳補注‧點校前言》﹐第5-7頁） 《經學概論》雲﹕“《谷樑傳》漢宣帝時立與學官﹐但東漢以來《谷樑》學不及《左傳》與《公羊》二傳盛行。漢魏以來治《谷樑》學的有尹更始、唐固、廉信、徐邈等十余家。東晉時﹐范寧輯漢、魏、晉十余家舊說﹐撰《谷樑集解》﹐諸家舊說皆廢。唐代楊士勛以范寧《集解》為主﹐撰《谷樑義疏》。清代以鐘文烝《谷樑補注》（全名《春秋谷樑經傳補注》）較為詳明。”（第106-107頁） （3）《左傳》﹕ 據說《左傳》的作者是左丘明﹐但是對於左丘明其人其事﹐卻歷來爭論不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雲﹕“魯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對此﹐劉歆、班固、杜預、孔穎達等均無異議。據《論語‧公冶長》所記﹐似乎左丘明是孔子的前輩﹐起碼和孔子是同輩人而決不會是孔子的學生。班固《漢書‧藝文志》說他是“魯太史”﹐未提及與孔子的具體關系。《四庫書目提要》認為“左丘明受經於孔子”。（以上見《經學概論》第92-93頁） “孔穎達《春秋左氏傳序疏》以為姓‘左’﹐朱彝尊《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九主張以‘左丘’為復姓﹐而俞正燮《癸巳類稿‧左丘明子孫姓氏論》則認為﹐左是官名﹐丘是姓。如此分歧﹐……有人否認左丘明確有其人﹐而是別人的假冒。”章太炎《春秋左傳讀》、錢穆《吳起傳〈左氏春秋〉考》等認為是吳起。馬勇認為﹐左丘明者﹐即為子夏晚年之自號或別號﹐似可定論。過去學者於此似乎也是心知其義﹐不言自明的事。如《晉書‧荀崧傳》載崧上書曰﹕‘孔子作《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既沒﹐丘明推撰所聞﹐而為之傳。’在荀崧心目中﹐左丘明與子夏為一人﹐似為人所共知的事實。”“子夏既傳《公羊》與《谷樑》﹐為什麼不能傳《左氏》呢ㄚT保塩□噸泄□逖□返諞瘓淼?55-57頁） 我認為子夏傳經之事不可否定。樑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認為﹐孔子之學未見重於時君﹐至子夏西河傳經才大行於西河﹐魏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教之始。東漢學者徐防說﹕“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後漢書‧徐防傳》）南宋洪邁《容齋隨筆》說“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於《易》則有傳”﹐《春秋》三傳中﹐“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谷樑赤者﹐《風俗通》亦雲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所撰定”。如此說來﹐“由於子夏得到孔子的學術真傳﹐因此﹐儒家的一些重要經典不僅差不多都經過他的傳授﹐而且許多重要典籍甚至可能還是由他和他的弟子一起整理成定本。”（《中國儒學》第一卷﹐第53頁）至於說《春秋》三磚皆子夏所傳卻差異很大﹐甚至相互抵牾﹐也不是不可理解的事情﹐同門弟子的師承是一回事﹐其分化也是必然﹐後來當各自分立之後﹐各家為了突出自己而攻擊別接則亦常事。因此﹐在沒有非常充足的証據之前﹐不能輕易否定子夏傳經之事。 東漢時期﹐“《左傳》有兩種本子﹕孔壁本和民間私授本。孔壁本《春秋左氏》和《逸禮》、《書》‘皆古文舊書’。民間私授本﹐從戰國末年直到漢代傳授於民間。《左傳》學的傳授﹐《史記‧儒林傳》並未記載。《漢書‧儒林傳》涉及《左傳》學的傳授系統﹐從漢初的張蒼直至西漢末年的劉歆﹐但不足信據。子劉歆授學後﹐治《左傳》學的名家輩出。劉歆弟子賈徽撰《春秋條例》（即《左氏條例》）﹐徽子賈逵撰《左傳長議》、《左氏解詁》。鄭興（劉歆弟子）之子鄭眾撰〈左氏條例章句〉。馬融等亦治《左傳》學。東漢末年鄭玄撰《針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以抨擊《公羊》學家何休所作的《左氏膏肓》、《公羊墨守》、《谷樑廢疾》﹐使《公羊》學日漸衰微。鄭玄弟子服虔撰《左氏章句》﹐風靡於世﹐服氏與賈逵皆為治《左傳》學的大師。” “三國時﹐《公羊》學、《谷樑》學已癒益式威。當時治《左傳》學以王肅、李譔為代表。肅撰《左氏解》﹐譔撰《左氏傳》。” “西晉杜預撰《春秋經傳集解》、《春秋條例》﹐迄今流傳於世。 南北朝時﹐南朝以推尊杜注為主﹐北朝以崇尚服傳為主。” “唐代孔穎達撰《春秋左傳正義》﹐擇取杜注﹐賈、服傳注﹐湮沒無聞。其後趙匡、啖助、陸淳等棄傳自悟經義﹐陸淳撰《春秋集傳纂例》、《春秋微旨》﹐抨擊《三傳》﹐以己意解經﹐布景對長歷以後的唐代學術深有影響﹐且開宋學疑古思辯的風氣。” “宋學的《春秋》學﹐以棄傳解經為時尚。宋人治《春秋》學始於孫復。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排斥傳注﹐專講書法義例。劉敞撰《春秋權衡》﹐臆斷《三傳》得失。其後﹐胡安國撰《春秋傳》﹐以經文評說時政﹐而背離經傳之義。比後宋元明時期的《春秋》學﹐大抵步胡氏的後塵。” “清代治《左傳》學的代表作有﹕李貽德《賈服古注輯述》、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征》（其子毓鬆、孫壽曾相繼撰寫﹐未竟﹐止於襄公五年）、洪亮吉《春秋左傳詁》。這些著作的宗旨是駁難杜注﹐闡說賈服古注。”（《經學概論》第105-106頁） 當代學者則以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影響最大（中華書局﹐1990年版）。 參考文獻﹕ 《經學概論》﹐楊成孚著﹐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經子解題》﹐呂思勉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版。 《尚書‧虞夏書新解》﹐金景芳、呂紹綱著﹐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國學講演錄》﹐章太炎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中國儒學》﹐龐樸主編﹐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經學通論》﹐皮錫瑞著﹐中華書局﹐1954年版。 《內聖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余敦康著﹐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 《周易研究史》﹐廖名春等著﹐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中國文化史》﹐柳詒征編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 《周易題解及其讀法》﹐錢基博著﹐上海書店﹐1991年版。 《經解入門》﹐江藩編著﹐天津古籍書店﹐1990年版。 《春秋左傳注》﹐楊伯峻編著﹐中華書局﹐1990年版。 《公羊學引論》﹐蔣慶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清代公羊學》﹐陳其泰著﹐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 《春秋谷樑經傳補注》﹐鐘文烝撰﹐中華書局﹐1996年版。 《春秋公羊傳譯注》﹐王維堤、唐書文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中國文化史》﹐柳詒征編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版。 《五經全譯‧禮經》﹐陳襄民譯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國學概論》﹐錢穆著﹐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尚書‧虞夏書〉新解》﹐金景芳、呂紹綱著﹐遼寧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文化價值論》﹐司馬雲傑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諸子通考》﹐蔣伯潛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 失即佚也﹐此活用法。 ※ 來源:‧水木社區 http://newsmth.net‧[FROM: 59.66.82.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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