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是一個舊與新、黑暗與光明、混亂與希望的交界。一穿過那條界線，美好的未來在望。 那是解嚴的前一年。黨外人士在前輩的犧牲與血淚中成立了民進黨、朱高正跳到立法院主席台上、龍應台的野火繼續延燒、好幾個才30歲的年輕人分別成立了藝文團體、李遠哲得了諾貝爾獎、台積電創立、鹿港居民反杜邦，以及原住民少年湯英伸被判死刑，意外展開了環保運動與原權運動…… 那個年代是，即使社會動盪，但年輕人相信，只要努力，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氣氛肅殺，但人們覺得，只要爭取，就會嘗到民主甜美的果實。 1986，它究竟預告了什麼？20年過去，我們得到了什麼，忘記了什麼？2006年，我們前面也有一條線。我們是否依然能充滿信心地跨過去？還記得生命中的1986嗎？ 這戲更要大聲唱 吳興國53歲，當代傳奇劇場藝術總監 二十年前，我還在陸光國劇隊，感覺社會就在光明與黑暗交接處。當時，所有京劇團都是軍中劇團，演出是為了勞軍，長官只想看詼諧的戲。一次，我們演出《陸文龍》，裡面有段說書：「有道是忠良不絕後…」誰曉得底下聽戲的總司令正好沒小孩，侍衛官馬上警告：「這戲以後不能唱了！」 但外面世界已經變了，隨著經濟起飛，許多中小企業主拎著黑皮箱到處打拚，社會瀰漫著一股有志竟成的樂觀氣氛。我和幾個三十幾歲的年輕人偷組劇團，為了躲過傳統的壓力，我們不演傳統戲，反而將莎士比亞的《馬克白》改編成《慾望城國》。 大家都不拿錢，連服裝、舞台都是藝術家自掏腰包贊助的。我想：這次若不成功，每個人回傳統劇團，再不會有第二次機會了。大家是抱著這樣的危機意識，拚了命的努力著。 現在，創作的自由空間更大，但行政院長、文化首長不停地更換，每次喊新口號，都在打擊前一個口號。難怪，整體文化愈來愈弱智化，文藝團體生存愈來愈難。 以前，創作者只要有夢想，現在最需要的則是意志力。我們就像站在八掌溪中的人，只能手牽手、靠意志力撐著，才不會被政治惡流沖掉了。 再怕也要創團 李國修五十一歲，屏風表演班創辦人 一九八五年我演《那一夜我們說相聲》，在〈記性與忘性〉那幕的結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我和李立群在台上演得一把冷汗，那時還沒解嚴，我們在威權禁忌邊緣試探，還好僥倖過關。 也拜戒嚴之賜，我對舞台劇的視野，被悶到三十歲才引爆。原本學校畢業後我想出國學戲，但父親沒錢供我，雖然後來在電視台賺了錢，我這種怕死的草民又太守法，當時法律規定男人三十歲前不准出國觀光。一熬到滿三十歲第二天，我就辦簽證去美國和日本遊學。 東京的劇場表演太過癮了，一天二百場表演，燈光一暗、音樂乍響，我場場哭得要死，看看別人，再回頭想想台灣在搞什麼啊，簡直一片荒蕪。我們的小島是被蒙蔽、封閉的，井底之蛙跳出世界，會有想要革命的怒氣和使命。 一九八六年，我回到台灣，跟一群年輕人成立了「屏風」，一邊摸索一邊摔跤，沒有官方補助，學者打壓鄙視，說搞笑的人不應該做劇場，還好我意志夠堅強，二十年來證明了我自己。 回想三十一歲的我去創一個劇團，心裡雖然害怕，但那時的環境訓練我再怕也要上，我們離開學校，就要硬著頭皮走進社會拚搏，沒有退路。二十年過去，物質環境變好了，年輕人的戰鬥力卻不如昨，大學生再念研究所多數是為了逃避進入社會，這是我最憂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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