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勞委會主委陳菊昨日在貴刊發表「華磐因主動撤銷告訴」一文，將華磐違背「不秋後算 帳」的承諾作為指責重點，並間接為勞政部門的失職以「人力不足」脫罪。但我們要指出 ，高捷泰勞面對的主要壓迫，結構性根源正是外勞政策中「不得自由轉換雇主」與不當的 「仲介制度」，讓華磐公司得以對一群動彈不得的外勞奴役控管，也逼得外勞不得不以肉 身抗暴！ 如果，外勞仲介得以落實「國對國直接聘僱」，仲介管理的費用與內容就相對可以納入有 效監督；如果，外勞遇到不肖雇主，可以辭職、轉換雇主，高捷泰勞也不必忍受工資被苛 扣、薪水用代幣、護照被強押等違反人權的勞雇關係；如果，外勞可以自組工會，一千七 百多名高捷泰勞就有一個正常的勞資協商管道，甚至可以依法使用罷工權進行談判而不必 放火、丟石塊．．．。但陳菊說：「根本問題在於社會對外勞冷漠，導致政府對外勞勞動 條件檢查的投資不足」，一個結構性壓迫政策，變成技術性的人員調派不足。想當然爾， 地方勞工局對泰勞申訴信函置之不理、或中央勞委會對高捷外勞申請案的放水，因此都是 情有可原的了，人力不足嘛！ 去年九月五日陳菊以「負起政治責任」、「善後已告一個段落」為由，含淚請辭勞委會主 委，並表示，泰勞事件對她的打擊直比美麗島事件。至今，全力衝刺參選高雄市長的陳菊 女士，若對高捷案的認識還停留在「台灣國家形象蒙羞」的抽象字眼上打轉，就是完全規 避了泰勞抗暴所暴露的政策缺失，一如她對華磐的批判：「無非是想模糊焦點，藉此逃避 責任而已」。 我以為，陳前主委若真還關心外勞人權問題，就應該公開檢討、反省自己任內的不當外勞 政策，如「不得轉換雇」、「不得籌組工會」、「私人仲介制度」、「居留年限」等，促 使高雄地檢調署重新偵辦高捷案，不以單一事件、而從整體結構面來了解，泰勞是在什麼 樣的制度性壓迫下，不得不行使「抗暴權」以求自保，整個台灣社會也才有機會嚴肅面對 泰勞抗暴的原凶。 事實上，陳菊在勞委會主委任內五年多，大有機會將外勞政策朝「人權化」修改，但很遺 憾的是，她只將凍結、或解凍外勞輸入當作台灣外交談判的籌碼，並在任內通過「外勞工 資內含食宿費」，全面壓低外勞整體勞動條件、默許中國信託壟斷及強迫印尼勞工借貸仲 介費、拒絕以「家事服務法」保障13萬家庭類外傭及看護工、大幅限縮外勞轉換雇主的條 件…….種種外勞惡法，都是陳菊主委任內違反人權之舉。這是「含淚請辭」也無法抹去 的政治責任。 「血汗工廠」的奴工制度，不在十九世紀，而在當下台灣。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泰勞抗暴法律後援會成員　顧玉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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