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年爆發的黃巾之亂，過往都強調主要是167、169年兩次黨錮之禍後，靈帝與 宦官集團的政治亂象引起的，雖然也都會提到水旱疾病的因素，但似乎少有申論 天災意義的論述，本文試圖從自然災疫的角度，探討黃巾之亂的自然因素，以及 漢末太平道運動的本質。 想法的動機來自於許倬雲在《萬古江河》提到，漢武帝之後北方人口大量南遷的 主因，是為了逃避瘟疫和賦稅，因此造成東漢時代南方（華中長江流域）漢人的 高度增加，當中特別寫了這麼一段：「漢人在北方的人口，移向南方的最大一波 ，很可能是在公元一世紀晚期到公元二世紀初期。這時候北方有相當多的瘟疫流 行，許多北方漢人往南方逃亡。但更可能的原因是，在北方管理嚴密的行政組織 之下，老百姓不能逃避稅賦，而他們遷移到南方，就可以遠離政府的控制。」 這不禁讓我思考，當華北發生大瘟疫的時候，人民除了逃往南方以外，還會有什 麼反應？套入許倬雲喜歡提到的兩漢城市網絡體系，以及日本學者川勝義雄提出 的東漢後期「豪族領主化」（又稱「私權化」）運動，又會有怎樣的結果？ 在許倬雲的理論架構下，兩漢的華北人口集中居住在郡縣的城市附近，彼此延著 交通幹道聯絡，政府的控制力與抽稅能力，就集中在這些人口集中點當中，因此 當華北發生水旱疾病的大天災時（特別是大瘟疫），城市就成為瘟疫藉著交通線 傳播的首當其衝受害者，這時候城市人口為了躲避瘟疫與災害，如果不是躲到遠 離城市的離鄉聚或豪族在城市外開墾的莊園中，就是延著交通線往大城市移動， 尋找糧食與生存的資源，成為所謂的「流人」，也就是政府需要頭痛去安頓的對 象。 漢靈帝時代的統治特色，除了宦官亂政黨錮之禍以及特多的亂事之外，就是族繁 不及備載的天災疫病，光是在《後漢書 本紀》中出現的「大疫」記載，在安、順 、桓、靈各約統治約二十年的時間裡，安帝出現兩次、順帝一次、桓帝兩次、靈帝 時卻出現了五次「大疫」的記載，而且安、順、桓時的瘟疫多是地區性，靈帝的五 次大疫卻似乎是全國性的。另外在漢獻帝時代的三十年中，本紀卻只記載了一次「 大疫」，那就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讓司馬朗（司馬懿兄）和剩下來的五個建安 七子全部死光的大瘟疫，曹植在《說疫氣》描述當時疫病流行的慘狀說：「建安二 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 。」可見會記載在本紀的「大疫」，是多麼嚴重的災害，而這樣的大疫，在靈帝時 就發生了五次，其中四次，就發生在184年黃巾之亂的前十四年中（靈帝168~189年 在位）。 171年、173年、179年、182年發生的大瘟疫，以及177年的大旱災與七州蝗災，很 可能就是黃巾之亂的直接原因。張角自174年開始在華北傳教授徒，傳教十年後， 才在184年發動黃巾之亂（「十餘年閒，(張角)眾徒數十萬」）。而根據《後漢書 楊賜傳》所記載，張角的三十六萬信徒大部分是「流人」組成，所以根據張角以符 水治病傳教的特性，太平道的信徒應該幾乎都是因為大瘟疫受害而信奉張角的。聚 集在北方冀州、兗州與南方南陽、豫州的黃巾賊，應該大部分是流動的流民，還帶 有家小與數萬輛的車重物資（「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而其他非流 民的信徒，則該是地方有勢力的豪族。張角與弟子該有真才實料的醫術，才能得到 眾多信徒的信奉，像後來孫策時同樣以符水治病的于吉，孫策之母就說：「于先生 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所以張角雖然不是一定能救活全部的瘟疫病 患，但相信該有為數可觀的人獲救，才能夠號召這麼多的人信奉他。 根據《典略》：「初，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光和中，東方有張角，漢中 有張脩。駱曜教民緬匿法，(張)角為太平道，(張)脩為五斗米道。太平道師持九節 杖，為符祝，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病或自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或 不愈，則云不信道。(張)脩法略與角同，加施淨室，使病人處其中思過。」 可見不管是張角的太平道或是張脩的五斗米道，傳教的方式都有些類似基督教，強調 病人因自我的「罪行」與「過錯」（似基督教的原罪說）而遭受疾病之苦，要病人自 我反省認罪，從此喝下符水信奉道教之鬼神，追隨教主而得重生。《典略》後面還記 載五斗米道要信徒在思過認罪之後，要把自白書寫成三份，「其一上之天，著山上， 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可以想像太平道也該有這樣的自白書手 續，而如果傳教對象是豪族主，張角與手下的道師就可以把這樣的自白書當做威脅豪 族主的把柄，若豪族主叛教，張角可立刻把自白書上的罪行洩漏給官府或敵對豪族， 如此以滅族之禍威脅豪族就範。另外宮崎市定認為太平道一定有交通運輸集團的幫助 ，才有辦法在南北各地規劃同時舉事，這也是合理的推論，負責交通運輸的下層行商 ，為了經商平安和祈禱不染上傳染病，信奉具有陰陽五行色彩與互助性質的太平道， 也是合情合理的行為。 靈帝時五次大瘟疫，除了直接促成黃巾之亂以外，大瘟疫使得城市人口離散躲病， 政府控制與抽稅的人口大減，造成嚴重的財政問題，靈帝除了賣官與強逼官員交錢 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剩下的稅額負擔，強加在剩下的編戶頭上，於是造成惡性 循環。黃巾之亂巨幅加重財政負擔，加稅結果又造成更多叛亂，黑山、白波、青徐 黃巾、豫州黃巾等亂事，大概就是由此而引發的吧（《後漢書 五行志》「張角作亂 稱黃巾，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 最後，應該提到的是，靈帝時代大瘟疫的世界性意義。靈帝168~189年的在位期間， 約略是西方羅馬帝國的五賢帝末任帝馬卡斯‧奧理略（161~180年在位）以及其子 「暴君」康莫德斯（180~192年在位）的時候（兩位羅馬皇帝皆出現在電影《神鬼戰 士》中）。羅馬帝國在在奧理略後期166年長期流行大瘟疫，嚴重打擊羅馬國力， 光義大利就病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依靠奴隸生產的帝國經濟與財政也出現巨大問題 ，奧理略甚至要把皇冠拿出來拍賣，才能免強度過財政難關，可見當時經濟困境是 如何嚴重。 由此可見二世紀晚期的大瘟疫，在東方中國造成黃巾之亂與各種亂事，最終使漢朝崩 潰了；而在西方羅馬帝國則使得黃金時代的羅馬和平瓦解，進入內亂戰禍不斷的百年 戰亂期。這樣的東西連帶關係，大概就像1348到1350年西方發生的黑死病，在之後總 共殺死三分之一以上的歐洲人，而中國則在同一時期的元順帝至元時期（1341~1370年 ），發生一連串的疾病水旱（1344年朱元璋家人全部因瘟疫而死），最終使得元朝崩 潰，明朝代興；或者就像十七世紀上半（特別是一六三○年代）全球進入小冰河時期 ，造成歐洲1618到1648的三十年戰爭，摧毀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日不落國」的地 位，而在中國則使得明朝崩潰，在流寇與滿清內外交困下滅亡（年鑑大師布勞岱之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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