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蒼松 由於語言的差距、生活習慣不同，原住民災戶感受到被排擠的不適應，他們領不 到賑災物資和帳篷，夜宿校園走廊，一週後，「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顧問潘天 明號召大家搬離校園，集體到草湖溪河床邊搭建臨時屋。 到處撿拾家屋倒塌後的廢棄木料，費時十五天，搭建了二十二戶木屋，正慶幸總 算有個落腳的地方，水利局基於安全堪慮及景觀不協調的理由，反對在河邊居住， 他們只有覓地拆遷一途。 吉峰村水利局旁有塊空地，潘天明代表出面申請借用一年。大夥兒多為板模工， 再次發揮團隊精神，「重建」暫時的避風港，並命名「花東自立村」。 陳振國和他的四個手足，於一九八三年，陸續離開花蓮玉里的樂合社區老家，前 往中部各個工地討生活。母親陳菊花經常遠道前來照顧九個孫子。而原住民母系社 會的傳統，五個手足中，三個從母姓。么妹莊秀花震災前二年，出車禍撞成植物人 ，她和膝下三個孩子都亟需家人照料，為了照料么妹一家，三個家庭凝聚在一起， 十多人擠在十一坪的公寓。親情釋放的向心力與天災的破壞力相抗衡。 長女陳玉粉(右?)說：「度過二十多天沒水沒電的日子，因為河床地不准搭臨時屋 ，只好另外想辦法。當時花東自立村的臨時屋，才搭好屋頂，我們就住進來了。」 安頓好棲身的居所，她的兄弟又忙著協助其他災戶搭建臨時屋。 流落各地的原住民，從電視新聞得知訊息，慢慢集結成一百六十多人、五十戶的 小型聚落，阿美族占大多數，少數六、七位是布農和排灣族人。走過篳路藍縷的拓 建期，花東自立村更名為「花東新村」，意味著族人迎接新生活的心情。 三女陳玉蘭早年在台北百貨業從事售貨工作，見多識廣，因另一半轉往彰化家鄉 發展之故，約二十年前與他一起回到中部。這回大地震後，族人成立了「花東新村 自治會」，她的幹才和熱心受到倚重，承擔起書記一職。 族人找到落腳的地方就很滿足了，陳玉蘭認為：「外面對我們的關懷，必須整合 後再充分地用在最需要幫助的地方，讓大人上工以後，學齡前和放學後的孩子都有 個妥善的照顧。」 攝影工作者侯聰慧前赴花東新村作紀錄，從而與陳玉蘭達成設立「花東部落教室 」的共識，侯聰慧迅速地引進資源，著手開辦安親班和課業輔導班，而由朝陽科技 大學的學生擔任指導老師，大人再也不必帶著孩子上工，可以安心地出外打拚。 災後，不但板模相關建材漲了一、二倍，工作量也減少了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之 多，使得大多數做板模工的族人不敢輕言生養下一代，因此這五年降生花東新村的 小生命只有區區幾人。 大家為謀生奔波，卻從未忘掉每年七月到九月的豐年祭，紛紛返回花東原鄉迎接 這個傳統盛會。自從都市原住民在「花東新村」匯集成部落之後的第二年，來自故 鄉的原韻和舞步又開始在這裏傳習開來；每當中部二十一鄉鎮輪流舉辦「山海屯豐 年祭」揭幕的前一週，向晚時分的新村廣場，聚集了下工後的族人，陳振國、陳玉 粉、陳玉蘭兄妹一家老少都到場了，齊聲放懷高歌、同步盡情熱舞，反覆舞動慶豐 舞和阿美族特有的扭扭舞，為豐年祭民俗歌舞競賽作準備。活動正式展開那一天， 花東新村族人幾乎傾巢而出，熱情地投入，災後這三年就連連獲得「聯合豐年祭」 的台中縣總冠軍哩！ 陳振國十五歲加入「青年團」就開始學習豐年祭歌舞，離鄉背井二十年，始終未 忘情這項老祖宗傳承下來的民俗文化。二○○二年八月，「花東新村」準備第三年 出賽的前幾天，陳振國像往年一樣和大家一起專注地練歌習舞，詎料，他因為急性 肺炎而送醫，住院期間仍然想著要回去繼續練習，但是沒有料到「我要出院，要回 去跳慶豐舞」竟成最後遺言！ 當歌停舞歇時，大家又得繞著花東新村何去何從的老問題打轉，目前只有六戶到 外頭購屋，陳玉蘭一家和多數族人都希望在這塊情感日益深厚的土地定居下來，「 花東新村」頭目陳仁義說：「經由原民會、縣政府、重建委員會出面和水利局洽談 土地的使用權，希望從借用改為承租的方式；另外，在后里相中一塊台糖用地，如 果承租這塊田地給原住民耕種或營建住宅，才可望看得到未來和遠景。」 (本文原載於經典出版社地動情長─九二一家族記一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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