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看到這一系列的新聞和討論時有一些難過，這一陣子和一些紀錄片影像工作者有些 接觸，也看了不少的紀錄片，我一直覺得，紀錄片和電影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比較貼近真 實，沒有劇情連貫的壓力，也發掘出了不少社會被遺忘的事實。 潘朝成導演在文章中說，楊力洲過去不拍原住民紀錄片，對原住民議題也不關心，而且在 影片中有汙名化原住民族之嫌，因此要求楊力州對原住民族群與社會大眾道歉。這讓我想 到兩個問題，一個是過去沒有長時期地對該議題進行關心，是否就「沒有資格」去拍攝或 紀錄此議題，所呈現出來的角度就必定有問題，我認為這種說法其實是有待商榷的，問題 應該是在於拍攝的動機是什麼，有沒有好好處理，被拍攝者和社會大眾的觀感是什麼，帶 來的效應又是什麼，如果因為當初沒說清楚而造成傷害，的確就應該針對相關問題道歉。 第二個是「詮釋」的問題。潘的文章其實一直讓我想到政治學界過去所爭論的主客合一的 問題，作為一個影像紀錄者，拿起攝影機時，很難會沒有自己的立場，事實上很多紀錄片 就是根據拍攝者的自發情感或所處組織所衍生的(有次跟蔡崇隆大哥聊天時他就講到，他 公司主管其實是不太管他要拍什麼片子的)，例如同性戀、公娼、外勞這些議題，在這些 影片中很清楚看得到拍攝者的信念、想法；所以這裡面的選擇空間其實是很大的，要以什 麼情節作為主軸、要捕捉哪些鏡頭、哪些拍攝畫面要被剪進去，不同的人來拍也許就會有 不同的呈現，而不同的觀眾也可能會有不同期待，我們過去對紀錄片的印象往往是藉由某 個小人物的故事來呈現背後的體制性問題，但突顯什麼樣的問題，可能並不是每個人都能 有所共識的，我朋友就認為左翼紀事那部片缺乏女性的聲影，以及家庭的關係等等。 我相信楊力州導演原先的出發點是善意的，就像之前商周報導小如那則新聞一樣，目的是 要讓社會知道有這樣的人家、這樣的故事存在，也沒想到後來會引起這麼多的反彈，消費 水蜜桃阿嬤、污名化原住民的批判聲浪；蔡崇隆大哥在文章後提到紀錄片工作者，身為勞 工的處境，其實反映了這些拍攝作品，儘管只是單純想要拍自己所認為應該拍攝的，但這 對他們來說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沒有反映背後的制度或結構性問題，也許是忽略，也 許是出自製片考量，但若因此就貶抑了他一開始的熱情和關懷，對他來說也是有些不公平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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