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看到这一系列的新闻和讨论时有一些难过，这一阵子和一些纪录片影像工作者有些 接触，也看了不少的纪录片，我一直觉得，纪录片和电影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比较贴近真 实，没有剧情连贯的压力，也发掘出了不少社会被遗忘的事实。 潘朝成导演在文章中说，杨力洲过去不拍原住民纪录片，对原住民议题也不关心，而且在 影片中有污名化原住民族之嫌，因此要求杨力州对原住民族群与社会大众道歉。这让我想 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过去没有长时期地对该议题进行关心，是否就「没有资格」去拍摄或 纪录此议题，所呈现出来的角度就必定有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其实是有待商榷的，问题 应该是在於拍摄的动机是什麽，有没有好好处理，被拍摄者和社会大众的观感是什麽，带 来的效应又是什麽，如果因为当初没说清楚而造成伤害，的确就应该针对相关问题道歉。 第二个是「诠释」的问题。潘的文章其实一直让我想到政治学界过去所争论的主客合一的 问题，作为一个影像纪录者，拿起摄影机时，很难会没有自己的立场，事实上很多纪录片 就是根据拍摄者的自发情感或所处组织所衍生的(有次跟蔡崇隆大哥聊天时他就讲到，他 公司主管其实是不太管他要拍什麽片子的)，例如同性恋、公娼、外劳这些议题，在这些 影片中很清楚看得到拍摄者的信念、想法；所以这里面的选择空间其实是很大的，要以什 麽情节作为主轴、要捕捉哪些镜头、哪些拍摄画面要被剪进去，不同的人来拍也许就会有 不同的呈现，而不同的观众也可能会有不同期待，我们过去对纪录片的印象往往是藉由某 个小人物的故事来呈现背後的体制性问题，但突显什麽样的问题，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 有所共识的，我朋友就认为左翼纪事那部片缺乏女性的声影，以及家庭的关系等等。 我相信杨力州导演原先的出发点是善意的，就像之前商周报导小如那则新闻一样，目的是 要让社会知道有这样的人家、这样的故事存在，也没想到後来会引起这麽多的反弹，消费 水蜜桃阿嬷、污名化原住民的批判声浪；蔡崇隆大哥在文章後提到纪录片工作者，身为劳 工的处境，其实反映了这些拍摄作品，尽管只是单纯想要拍自己所认为应该拍摄的，但这 对他们来说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没有反映背後的制度或结构性问题，也许是忽略，也 许是出自制片考量，但若因此就贬抑了他一开始的热情和关怀，对他来说也是有些不公平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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