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生命》，其他四部紀錄片的確明顯以批判代替感性訴求，以地震後因重建問題而 暴露的社會結構作為追蹤重點，以下將分別簡介各部紀錄片的主要內容。 　　《梅子的滋味》從災後九份二山的重建開始，分兩條支線進行，一是延宕多時的重建 計畫案在政府官員、民間承辦單位、災民的眼中分別為何，而沒有效率的政府決策又造成 災民哪些外在（房屋與土地畫分）與內在（心理）的壓力，二是觀光在災後的興盛對災民 的意義。《天下第一家》則從「天下第一家」社區因震災而暴露的偷工減料問題開始，災 民如何一次又一次的和政府與建商抗爭賠償，又如何一次又一次因結構性問題而挫敗，奮 鬥多年卻無法獲得應有的物質及精神賠償。《部落之音》從雙崎部落的重建過程開始，探 討了部落重建觀念的世代落差、因物資分配而產生的衝突嫌隙、因震災而回到部落的瓦歷 斯‧諾幹和利格拉勒‧阿女烏因理想的挫折而黯然離去的落寞，部落內部的衝突更一次次 的高漲。《三叉坑》同樣是以部落的重建為開始，除了部落內部對於官方政策的觀感外， 同樣也有一名因震災而決定回到部落家鄉重新開始的青年建治。從多次和政府決策斡旋的 紀錄中探討了家的觀念遇到利益時是多麼脆弱，而部落重建的精神層面原比物質層面更加 難以修補卻更需要修補的難題。 　　同樣是全景紀錄片工作者的黃淑梅便語重心長的談及九二一紀錄片的功能： 台灣人是非常健忘的，那種雖不滿但仍接受的性格，讓我們把該記的都忘了，所以我要以 影像記下這個重建過程，重點不是重建，而是要記取這種行為模式讓錯誤一犯再犯。(畫 線為筆者所加，項貽斐2007) 這四部紀錄片裡頭，哪種行為模式讓錯誤一犯再犯？這些紀錄片共同觀察到哪些弊病？首 先，官僚系統拖沓的行政效率或執行意願，對居民權益的損失是一致觀察到的現象：《梅 子的滋味》追蹤政府將國姓鄉坍塌地(九分二山)規劃為震災紀念園區的過程，為了維護園 區的完整性，鄉公所禁止遊客上山，而讓受災戶無法透過「災難財」賺取暫時的收入。在 居民利益和公共建設的衝突之下，九分二山到了震後兩年三個月才正式開放，許多問題仍 未解決；《三叉坑》中為了讓遷村重建完成，許諾許多未明的優惠方案，但當全村都同意 之後，卻因沒有完整妥善的配套措施以及官僚體制重重繁瑣的程序，都讓重建案一直無法 進行，直至2002年公共工程動工，片尾已進入2005年，重建仍未完工 ；《天下第一家》 九二一震災時崩裂的「天下第一家」社區暴露建商嚴重偷工減料的行為，全倒五成以上， 開庭五次上訴卻得不到應有的賠償，檢察官數度勸以和解解決糾紛，一審建商被判有罪， 二審建商被判無罪，到了片尾，2004年仍在上訴中，其中居民損失的不只是破落的家園， 更是無可計價的時間成本。 　　除了對公部門的批判，九二一震災對居民最無法挽救的改變，就是「家」的移動變位 ，人對土地的感情也在這巨變之中表露無疑，不論是因政府強制收購災區土地做重新規劃 ，災民被迫喪失自有土地權，還是堅持守住面目全非的「家」，居民的土地認同就顯而易 見的浮出地表，無形的附加價值遠甚於金錢：《梅子的滋味》朱中村談到有自己土地的重 要性，在於「如果我去到哪裡不能生存的地方，我還有一塊土地好站」，站的佔有性及認 同感並無法用金錢價值做衡量標準，錢總有一天會花費殆盡，但土地仍不變的在原地等待 人們的歸去。《三叉坑》裡的居民林銀明和林建治對於土地認同的堅持也值得思考，他們 兩人不願搬到組合屋居住，寧願在殘破的家園旁蓋鐵皮屋生活，而且堅持不賣地，林銀明 和朱中村的看法驚人的相似，他也認為賣地之後的金錢並無法維持家人的生計，而土地才 是人們生存永遠的依靠，一個最起碼的生存環境。林建治長期在外工作，因震災而返鄉的 他認為正是因為還留有自己的土地，生活的新目標便又出現，「回來就可以重新再站起來 ，找到一個新方向」；《天下第一家》呂先生和呂太太在自家房屋巨裂掉磚後，決定在自 家農地蓋鐵皮屋，但一想到不符政令的規定而恐怕會被拆除，呂先生的落淚就顯得十分複 雜；《部落之音》中堅持留在受創家園不願搬離的長老們，認為離開了自己家園搬到安全 暫居地就是「背叛家園」，老一輩的認為「反正我們祖先過去在這裡，也沒怎麼樣嘛，那 地震算什麼嘛」。 　　每部紀錄片所欲呈現的面向遠比上述複雜許多，其他重要的議題諸如賑災物資發放不 均、震災後所凝聚的社區認同意識、震災後分裂的社區認同意識、宗教信仰發揮的作用、 世代認知的差異對部落傳統的衝擊等等，都是值得再繼續討論的議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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