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历史研究结合：以台湾南岛民族研究为例」学术研讨会 会议时间：九十二年三月十四—十五日 会议地点：中研院民族所第一会议室举行 http://www.sinica.edu.tw/ioe/r2711/030314/index.htm 源起、主题与目的 本研讨会原为国科会社科中心所通过并已经在执行中的同名之整合型研 究计划规划案的一部份。原规划案的目的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台湾南岛 民族社会文化特性，往往是过去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我们若不能从历史 研究中厘清这些社会文化特性如何在历史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不仅无法面 对「什麽是文化传统」的问题，更无法面对「是否有族群或文化传统存在 」的问题。因此，如何让台湾南岛民族的人类学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乃 是目前极待克服的问题。而这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於台湾南岛民族人类 学研究上的突破，更有助於整个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化趋势上之进展。 」而这也正是本研讨会举办的主要目的。 事实上，正如原规划案所强调的，透过规划案的执行，每个研究个案得 以在非正式但限定人数参与的场合进行充分的学术讨论。然而，为了，「 进一步将个别个案的个别意见整合起来讨论，以寻求共同的问题焦点与研 究架构外，并可将相关问题之讨论提昇到较抽象的理论层次，以作为进一 步讨论整个台湾人类学研究之历史化问题的基础」，有必要举行一个正式 的中型学术研讨会。同时，经由正式对外开放的研讨会，我们不仅可以广 泛邀请相关学者，使有关研究问题得到更多不同层面的意见与讨论，并得 以藉此将原规划案的成果对外推广，引起学界相关领域的关注与重视。如 此，则台湾人类学的历史化研究趋势之发展，更容易水到渠成。 也正因为这研讨会是由原规划案的执行发展而来，整个研讨会的讨论纲 领，除了延续原规划案中所提的研究课题与重点外，经过两个月的学术讨 论之後，我们也已增加了几个较重要的解释面向。换言之，原先讨论的纲 领着重在最近有关台湾南岛民族的历史研究成果中，挑战人类学过去已有 的研究成果者，作为研究讨论的起点。比如，康培德的《殖民接触与帝国 边陲：花莲地区原住民十七至十九世纪的历史变迁》(1999)有关花莲地区 研究，便由荷兰人的文献资料指出现今人类学家所强调的阿美族氏族之名 称，原先只是类似村落的地域单位，而不是现在所说的血缘团体。这对人 类学研究而言，是有其挑战性。而书中更提到阿美族南势群与秀姑峦群的 分布，是以木瓜溪为界，实是该溪分隔出两个分属不同互动范围的人文地 理空间。这里实又涉及「人文地理」因素在了解或解释台湾南岛民族发展 的历史过程之重要性程度为何的大问题。 而康培德另一个有关马赛人的研究〈十七世纪上半的马赛人〉，则延续 詹素娟《族群、历史与地域：噶玛兰人的历史变迁（从史前到1900年）》 （1998）的泛噶玛兰研究而进一步挑战人类学家过去有意无意中将台湾南 岛民族塑造为以农、渔、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刻板印象。至少，在十七世 纪上半的马赛人，虽散居海岸、河口各处，但村社间维持着婚姻、交易上 的联系，并善用此一特色，从事地区性工艺、贸易等服务性生计。如农作 帮佣、制盐、砍柴、整修屋舍、木匠、裁制衣物、铁匠、开采煤矿、探金 、及日用品的交易等。这不仅使他们与同时期其他台湾南岛民族有着明显 的集体差异，也与同属「滨海文化丛」内的其他族群有所不同。不过，这 特点并没有使马赛人像後来汉人那样建立优於其他南岛民族在社经上的优 势地位。他认为这是因为马赛人的经济生活形态，基本上是以村社为自给 自足单位，在村之上并无强有力的社会组织，操控资源的分配或人力的动 员，使他们只能发展成为类似当时游走於摩鹿加地区西兰海域、安汶群岛 与西兰岛南部海岸，从事零售生意的人群。虽然如此，这个研究反而让我 们反思台湾南岛民族社会性质的问题。至少，它让我们质疑南岛民族的聚 落或村社是否真是自给自足的单位？这个问题在林欣宜的研究更加凸显。 在林欣宜《樟脑产业下的地方社会与国家：以南庄地区为例》(1999)的 研究中，当地原住民如何利用族群间的矛盾以及和官府合作办法，来确立 其在番地为王的地位，成为其一明显的特色。他们与汉人的交往是非常的 强悍与强势而成一方之霸。这不仅挑战了过去人类学研究所呈现「赛夏族 」屡遭欺凌侵压的绝对弱势之刻板印象，更凸显出南庄化番与汉人（特别 是客家人）早有复杂而频繁的收养关系，使得八社中有三社之土目为汉人 。作者某种程度上质疑了所谓的「赛夏族」是否是一历史上存在过的「族 群」之问题。事实上，这本论文更挑起了另一个主要的问题：由於清末日 据初期，樟脑在世界市场经济上的价格上涨，引起汉人及清政府的开山抚 番而向内山发展，最後导致原有自主性地方社会的没落，使整个地区纳入 国家的统治。这不仅涉及当地原住民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像世界性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这类外在的结构性因素能有怎样程度的解释能力？更涉及书 中似乎隐含「南庄事件」改变或塑造了整个赛夏族的新面貌。那麽为何南 庄事件是那麽具有决定性的「历史事件」？ 同样涉及历史事件的是蔡光慧《排湾原住民部落社会的建立与族群关系 （1630-1894）》(1998)的研究。他强调所谓的「排湾族」文化传统，是当 地人为了抗拒荷兰的殖民统治（特别是荷兰统治所带来的天花等疾病）， 乃透过他们原有的恶灵(Qaqedidan)信仰来了解，并塑造出其对待异己的基 本方式、以及非常负面的殖民者意像。而这发展也导致排湾族内部的团结 、以及传统信仰（特别是五年祭）及社会组织结构（特别是阶序制度、宗 支结构、中心部落等）的加强。相对而言，在荷兰统治终止之後，到牡丹 社事件之前，由於明郑到清朝的治理采取消极防堵政策，使得族群互动频 繁而较友善。这其间，我们看到知本卑南人南下发展与排湾人通婚而有了 排湾化的卑南人。甚至Vulavulaue地区四个S-qaro（卑南人）宗主头目所 在部落，成为平埔族、客家人、阿美族与排湾等族群血脉与文化习俗融合 的主要地区。但牡丹社事件後，清廷为了对抗列强的侵略，不得不开山抚 番，使得排湾族开始纳入国家体制而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独立自主性。唯传 统文化至今仍为其族群与文化认同的依据。这研究不仅凸显排湾族有其由 早期历史经验所塑造出的源远流长、延续不断的「文化传统」以为其族群 的认同，更凸显出「历史事件」（如荷兰统治或牡丹社事件）在其文化建 构的历史过程上之重要性。 　相对上述凸显历史事件之重要性，郑全玄《台东平原的移民拓垦与聚落 》(1995)的研究则强调较长期的结构性因素，而修正了我们过去认为卑南 大王主要是因得到外来殖民政权的支持而得以在台东平原建立其支配性政 权的看法。他认为「自然条件恶劣、生番众多、官方控制力量强等特性」 ，都是了解台东平原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因为这三个因素的限制，使得其 他族群（特别是汉移民）及更进步的生业在此无法发展，也使卑南族继续 独享其霸权。即使日人统治以後，为了充分利用该地区的自然条件而发展 热带栽培业，却因当地原住民缺少金钱慾望、欠缺经营技术、忌讳施用肥 料、及共同耕作习惯（页58）等因素，使得甘蔗栽种无法成功，逼得日本 政府必须招徕西部汉移民开垦才得成功。同样地，当地原住民以小米为主 食及行山田烧垦生产方式，也与当地缺少必要的水利灌溉工程有关。一直 到1933─6年，日本殖民政府推动卑南圳的整修，才使水田化有了可能，因 而有第二次西部汉人的大规模移民。甚至战後的移民，也是国民政府於 1955年投资农产品加工厂的成功而使凤梨的栽种得以推广，也才有了移民 的条件。而这几次移民的结果最终改变了卑南族在台东平原的人口优势与 霸权。 上述的几个历史研究均涉及三个相当普遍的重要课题：一是有关什麽是 历史事件的问题，以及历史事件对於台湾南岛民族社会文化特性之历史发 展的了解与解释上有怎样的能力？二是「地理」因素对於台湾南岛民族社 会文化特性之历史发展的了解与解释之能力又如何？是否有其不同历史时 期上的不同？或者说是对不同性质的社会而有其不同程度的影响与解释能 力？第三个则涉及族群与社会文化单位有否其本质的本体论问题。这不仅 凸显族群与社会文化传统是否是历史过程所建构出来的问题，更涉及在现 代国家统治之前的台湾，到底是怎样的社会之问题。 但如前所提，经过两个月的学术讨论後，我们也已注意到原规划案中所 忽略的三个不同解释面向。第一，世界性资本主义在台湾发展之动力所提 供的解释视野。第二，属满清的传统古代帝国及日本与国民政府所代表的 现代国家在台湾发展之动力所提供的解释面向。第三，台湾南岛民族所代 表的地方社会之内在发展动力所提供的解释面向。这些新的思考与讨论题 纲，除了有助於将本研讨会个别个案的讨论意见整合起来，以作为共同的 问题焦点与研究架构外，更提供我们把讨论问题提昇到较抽象的理论层次 之解释基础，使人类学历史化研究发展有更宽广的空间。 -- 今天看到的 3/10截止网路报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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