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国论看日本天皇制的演变 作者:林明德 日本首相森喜朗於今年五月间，在「神道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自民 党二百多国会议员所组成）席上表示，该会三十年来的目标乃在「促使 日本国民明白，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圣国家」。此一「神国论」 不仅违背了主权在民的日本现行宪法，且令人怀疑其有恢复日本军国主 义精神的意图，因而引起日本国内外各界强烈的疑惑与批判。但森首相 却无意改变其论调，他进一步解释说：「战前因将宗教与天皇结合而引 起战争，所以战後提倡主权在民及信教自由，并以放弃侵略战争做为国 是，而所谓以天皇为中心乃意味着日本悠久的历史及传统。」一般认为 森首相的发言时机，适在众议院改选前夕，他只不过是为了自民党的胜 选，意在争取神社相关人士的选票，不料引起反效果。但这种「神国论」 当与天皇制密不可分。兹就日本天皇制的历史传统及其演变过程加以回 顾，并展望日本天皇制将来的趋势。 天皇绝对主义的确立 日本人以为日本民族之具有独特的特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一直拥戴 「万世一系」的天皇（皇室）。在古代日本，皇室的祖先乃是以奴隶 制为基础的豪族联合政权的酋长，旋又成为专制国家的最高君主。但 随着古代国家的崩溃而丧失其权力，仅能维系其封建支配者之地位与 权力象徵的仪礼而幸存。 其实自九世纪前後，天皇显然已丧失其统治日本的权力。公元一三三三年， 後醍醐天皇试图挽回其统治权，终归失败，此後并未有显着的复辟运动。 虽然如此，民众对皇室的尊崇却一直没有改变，直到近代，几乎没有人对 於理念上政治权力源自皇室的说法提出异议。 日本的天皇制在中世的鎌仓幕府和近世的德川幕府武家政权确立之後， 国家统治权的根源在天皇的传统观念，以及武家政权利用天皇的政策， 一直得以保存。其实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日本直接受天皇制统治 的时间并未超过二百年。近代天皇制的建立，实际上是在明治维新的 「王政复古」以後。支配昭和前半期的「国体」观与天皇绝对主义， 本来就不是自古以来存在的传统，塑造天皇为「神」，以及天皇的地 位与权限具有绝对性的观念，乃是明治维新以後统治者有意识创造出 来的。 在德川幕府末期的对外危机之中，尊皇攘夷论者提倡恢复天皇的传统 权威，而在倒幕运动的过程中，虚位的天皇却被利用为争夺权力的手 段。在幕末被迫「开国」以後，德川幕府的统治开始动摇，封建制多 元统治的一元化与绝对主义改革的指标作用日益强烈，於是尊皇论遂 成为政治上新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十九世纪日本近代化的第一步 乃在恢复天皇亲政这一大义名分之下所推动。事实上约有一个世纪半， 对皇室的关心与尊敬日益高涨，对策画讨幕的一群人而言，「尊皇攘夷」 形塑成无比强力的口号，利用天皇的名位成为发动倒幕运动一大利器。 由是「王政复古」使天皇重新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终於变成所有政 治均假藉天皇之名而行的政治形态。 经过明治维新的王政复古，天皇乃被推上最高权力的宝座，随着明治政 府推行中央集权政策。在精神上强调「万世一系」的皇统，将天皇神圣 化，建立了天皇的最高权威。在政治体制上，一八八九年的明治宪法树 立了天皇为主权者而总揽国家政权的政治体制，於是一切政治权力的根 源皆归之於天皇。 其中最受重视的乃是天皇神圣权威。明治宪法第一条有「大日本帝国由 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的规定，指出天皇的统治权并非宪法赋与，而 明示其为天照大神直系的子孙——天皇所固有。第三条高唱「天皇为神 圣不可侵犯」，强调天皇之不可侵犯性，由是天皇成为神，同时为信仰 的对象。 但就数千年来天皇虽君临而从未实际统治的史实而论，拥戴天皇的领导 阶层并不希望天皇的直接统治。因此，国政应由天皇实际统治的想法， 从来没有在当时的新领导者脑海中浮现过。一八六八年即位的明治天皇 年仅十五岁，辅弼天皇的重臣们，却以为决定政治大事的是他们，甚至 认定由他们取代天皇执行「圣意」亦是理所当然。 除了仅有的少数偏激主义者外，对於政府的职责乃在将「圣意」付诸实 行这一点，包含议会人士在内的多数人都没有异议。至於到底甚麽是「 圣意」，则无法达成共识。盖天皇亲近的高官均自认自己是最有资格且 能解释「圣意」的人。 承明治天皇之後的大正天皇，由於染疾在身，当无亲裁国家政事的能力， 辅佐天皇重臣的权力遂得以无限扩张。由是日本的领导阶层，一方面对 於天皇抱持敬意，另一方面却常作出与天皇本身的意向或愿望相反的政 治决定。 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几乎为一九二○年代所有知识分子 所接受，却在一九三五年受到「不敬罪」的宣告。其後掌握实权的军方， 屡次强调「国体明徵」（明确天皇中心主义的国体观念），以说明天皇 为中心的日本特有的制度，结果却沦於军部陆海军的指导阶层「独走」的 专制主义。有关天皇的角色由於在宪法上缺乏明确，以致天皇制中心部分 的缺陷无法弥补。既然所有权能均源自天皇，实际上天皇却没有行使任何 权能。对於代行天皇权能的阁僚究竟应如何选出亦不明确。当初委诸资深 的元老，旋即以议会中政党势力为主轴的菁英领导阶层取代，最後却被 「军部」所操纵。易言之，天皇的统治权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文民政 府转到军方独立掌握，最後变成军方操纵天皇的局面。 天皇的战争责任 战前，日本视天皇为神，并以天皇为国家最高领袖，当年军国主义者发动， 对亚洲邻国的侵略战争，乃是以天皇裕仁的神圣名义为号召。依据明治宪法， 近代日本的国家权力中心，天皇拥有统帅权（军队的指挥权），国务权则属 内阁。从明治天皇到昭和天皇，「大本营条例」第一条规定「在天皇的大纛 下，置最高统帅部，称为大本营」，法制上明文规定战时的最高战争指导者 为天皇，实际上统帅陆海军者亦是天皇。从明治时代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 为止，有关战争的重要国策，都是在天皇亲裁的「御前会议」决定，天皇是 否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由此即可推想而知。 至於国务权，依宪法规定，国政由政府（内阁大臣为天皇的辅弼）决定，天 皇依惯例裁可，天皇似未否决过大臣的决定。但在实际的运作上，於奏请裁 可之前，大都先行「内奏」，请示天皇的「御内意」。如不得天皇的同意， 则须重新检讨，否则内阁必须总辞。东条英机（战时首相）曾回忆说：「天 皇如一面镜子，拜见天皇时，镜子如明朗即安心；镜子如阴暗，则忧心而须 重新思考。」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战局已陷於无可挽回的危局，天皇乃召开最高战争指导 会议，就是否接受波茨坦宣言一事进行讨论，力主本土决战，「一亿玉碎」 的军部强硬派（陆相阿南惟几、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 丰田副武等）反对，首相铃木贯太郎、海相米内光政、外相东乡茂德赞成， 双方僵持不下。旋又举行「御前会议」，仍是三对三的僵局，最後由裕仁天 皇裁决，赞同主和派的方案（在维护「国体」，即保存天皇制的前提下接受 波茨坦宣），遂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并於十五日广播「终战」诏书，「 太平洋战争」於焉结束。 一九四五年的投降，对日本领导阶层而言，唯一的忧虑是有关将来天皇的地 位问题。当时内阁强调「国体护持」和「一亿总忏悔」。其间有所谓「天皇 退位论」（近卫文　主张最力，以之作为道义责任，免除天皇法律上的责任， 并依宣言实行国民投票，取得人民的支持，盖恐日後举行，将有变成支持共 和制之虞），以作为盟国同意日本「护持」其「国体」的条件。 当时决定日本天皇制命运者主要操在美国手中，而美国的舆论则倾向於废止 天皇制，但驻日大使葛鲁（Joseph C． Grew）等却是热心於天皇制的保留 者。其後由於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逝世与东西美苏冷战的开始，使美国的远东 政策产生变化，遂转而趋向於保存天皇制。一九四五年九月，裕仁天皇密访 盟军统帅，这一次的会晤彻底的改变了麦帅的态度，於是美国的对日政策乃 从利用天皇间接统治，转变为支持天皇制的保存。当时倾向於保留天皇制的 占领当局认为：「日本人如果有机会选择元首，相信必然选择天皇为国家象 徵的元首。因有天皇的协力，吾人始能成功的做到无血的登陆。因其命令而 使七百万名士兵放弃武器，解除了军备。借助天皇之力而使美国数十万人的 生命获救。」麦帅亦依据上述理由，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向陆军参谋总长建言： 「过去十年间，天皇没有明确作出很大干预政治（决断）的证据。天皇乃是 统合日本国民的象徵，天皇制一旦崩溃，则日本亦将崩溃。如果追究天皇的 战争责任，则日本的行政或将停止，游击战会在各地掀起，共产主义的组织 性活动必将产生，这需要一百万军队与数十万人的行政官与战时补给体制。」 当时日本仍有四百八十余万军队(其中海外二百七十二万人，国内二百零八万 人)。除了少数的不稳(近卫师团二个大队闯入宫城，发动未遂的政变，神奈川 县厚木航空队有不稳的动向)之外，均极平静。天皇担心军队的归顺问题，屡 次发出◆谕，训示官兵，并先後派遣皇族至各地宣抚，结果得以在短期内安的 完成整个军队的「复员」工作。实际上，盟军「无血入城」所目睹的是，天皇 与日本人之间的连结——在天皇名下发动战争而失败，虽有数百万人死伤，但 天皇的「威光」却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对於东京的盟军总部以及美国当局来 说，都是一种文化冲击。於是他们逐渐倾向於赞同保留天皇制，以为这是促使 占领行政顺畅的最佳方法。 但波茨坦宣言的大前提是「日本的民主化」，因此盟军总部於一九四五年十月 初，颁布「自由的指令」，鼓励日人对天皇制的自由讨论。旋又发出「有关政 府对国家神道、神社神道之保证」命令，强调政教分离。复为了促进民主化， 不得不使「现御神」(Akitsumikami)的天皇，变成人。翌年元旦的「新日本建 设有关的诏书」(即所谓「人间宣言」)乃是基於这种背景而来。 其间「皇室」曾进行宫中改革。首先是皇室财产的整理。一九四五年十月，经 过清查，皇室的财产除了美术品与宝石类之外，总额达十五亿元。十一月，盟 军总部下令冻结皇室的财产，随即组织「皇室财产处理委员会」重新调查，结 果正确的数目是三十七亿四千多万，并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底以前缴纳三十三亿 元财产税给国库。此外，宫中机构亦进行改革，宫中人员由终战时的六千余人， 裁减为一千余人。皇室典范亦经过改订。战前称之为皇室自律主义，帝国议会 不能置喙宫中之事。皇室财政亦与国家财政并立，皇室典范与大日本帝国宪法 同为国家之根本大法。以宪法为最高法规的国务法体系与以皇室典范为最高法 规的宫务法体系，成为二元并立的状态。依据旧宪法，「皇室典范的修正不必 经过帝国议会之议」，但新典范乃是「国会议决的皇室典范」（宪法第二条）， 法律位阶居於宪法之下。至此，皇室财产亦属国家所有，皇室的费用亦须经过 国会之议决。 天皇角色的变化 战後日本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变，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主权的转移。战前的日 本是天皇主权。天皇拥有整个国家并掌握统治臣民的绝对权力。但战後天皇主 权已转变为国民主权。从此天皇的角色丕变，自一九四六年二月起，天皇常到 战灾都市、农村、工作场所等地视察慰问（巡幸），增进了国民对天皇的良好 印象，不啻为天皇下凡。 天皇制虽继续存在，在本质上却与战前完全不同。战前天皇制的结构，乃是绝 对的专制君权神授论，天皇的权力及地位均由神所赋与，天皇本身具有神格而 非一般人，因而神圣不可侵犯。所有涉及皇室的问题，包括皇位的继承、皇族 的财产及婚姻等事项，均由天皇制定「皇室典范」来自行规范，绝不允许政府、 议会或臣民介入干涉。天皇不仅掌握制订宪法及修改宪法的权力，且可依其意 愿自行规定国家最高的法律规范(钦定宪法)，同时总揽统治大权。虽设有国会、 内阁以及裁判所(法院)，但都只是天皇的辅佐机关。天皇可自行颁布「◆令」， 视同法律，内阁仅只是辅佐天皇处理行政事务的机关，至於裁判所则是以天皇 名义从事审判。除此之外，所有军队皆属於天皇私人所有，因此称之为「皇军」， 天皇掌握统帅权，可直接指挥军队，甚至连对外缔结条约、宣战、媾和及戒严 权限亦都属於天皇大权。 但战後的情况已完全不同，盖依照新宪法第一次条规定，天皇的地位乃是基於 国民全体的意见而来。因此就法理而言，如经由多数国民同意，便可修改宪法 或废除天皇制。由此可见天皇的地位已不再是神授，而是由国民所赋与，受国 民主权原理所左右，天皇已由神的天皇变成国民的天皇。 依据宪法的规范，天皇已无法对实际政治及运作造成任何影响。战後日本国内 虽曾出现几次社会动乱，以致政局陷於不安，但天皇却始终遵循宪法的规范， 从未介入或主动出面解决，由此可见象徵天皇制的本质。 天皇既不介入实际的政治运作，其所以仍让这种违反民主的封建天皇制继续存 在，实系於日本传统历史文化的背景。兹将其主要原因归纳如下。一是纯粹感 情的因素。盖神道及神社使天皇成为宗教崇拜的对象，一时难以否认其存在。 且在家族主义制度下，天皇已成为整个大和民族之「长」，天皇的身分有如 「大家长」，是日本人孝顺尊崇的对象。复由於历史传统已使天皇的存在与 日本社会密不可分，盖恐天皇制一旦消失，将造成日本社会完整性的丧失。 二是就价值理念的因素言，天皇是日本全民道德的准绳，天皇的存在可使日 本社会有道德典范的客观标准，无形中成为国民的礼仪规范准则。三是政治 上的因素。不仅国家仪式会因天皇的参与而更具权威性与庄严性，且能缓和 政党之争，牵制体制的破坏。而具有中立稳定政局的功能。四是制度上的需 要，议会内阁制在运作上似乎要有虚位元首存在。日本若废除天皇制，恐须 花费公帑，定期选举象徵元首，这种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事实上不可能 如天皇般的维持中立法，或多或少总会介入政争，而有影响政局的安定及政 制体制运作，甚至危害议会内阁制之虞。 其实，天皇制乃是以氏族制的祖先崇拜的习俗为根基而成立。日本人以为不 仅是对双亲的孝行是重要的，且深信尽孝乃是对祖先敬仰的方法。且有一种 从亲人追溯到祖先无限系谱时，这种系谱逐渐接近源流，终於与天皇的源流 一致的信仰。明治宪法第一条之中有「大日本帝国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 所表现的万世一系主义，或明示宪法所颁布神◆主权说，正是奠基於这种国 民氏族制的祖先崇拜。至於国与家，天皇与家父长，忠与孝各自两系列的概 念，已深植人心，因此忠与孝，天皇与家父长的形象既然重叠而存在，则 「御真影」(天皇的肖像)当然在逻辑上与各家庭的神只或佛坛里的父母、祖 父母的相片对应是理所当然的。「天皇为父执辈」的感受已根深柢固，因此， 做为亲近权威的天皇，乃得以受到国民的协力与支持。 「象徵天皇制」的定型 裕仁天皇逝世後，天皇制曾引起其存废问题的讨论。保守的执政党自民党倾 向於拥护「象徵天皇制」，但党内改宪论调亦甚嚣尘上，引起多数支持「象 徵天皇制」，排拒「元首天皇制」的在野党、学术界和民众的疑虑和恐惧。 盖咸认象徵天皇制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反省的表徵，为日本大多数 国民所赞成，对於「元首天皇制」的抬头表示高度的警觉。 姑不论天皇个人的反应，最重要的是天皇制的大变革，一般国民到底作何看待。 日本人似乎是泰然甚至热烈的接受，盖理论与实际逐渐一体化为其理由。虽有 极少数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仍倡导回归旧的国体，数十年来守旧派的政治家亦有 人主张应将理论上的「主权」归还给天皇，但这种论调居於少数，而不具任何 意义。大多数日本人都对天皇有一种漠然的敬意与爱情。虽有不少人是漠不关 心，甚至有少部分抱持敌意，尤其是以年轻人为最。 但就整体趋向言，反对天皇制运动似已日益消褪，连日本共产党都不再倡导废 止天皇制 。一九五九年，当皇太子与平民出身的企业家女儿（现在的皇后，正 田美智子）举行结婚礼时，年轻人之间又恢复了一般对皇室的热情。一九六○ 年五月，安保斗争使日本的社会陷於混乱不安，引发对立激化的状态。因此， 以自民党为主的保势力遂有意藉助天皇的影响力，重建社会的安定基础，於是 昭和天皇逐渐的又被塑造成威严的形象，并与民间隔离。（政府的各种活动尽 量由天皇主持，并强化使用昭和年号，且举行天皇在位五十周年庆祝仪式，以 促使国民重新认识天皇存在的功能。同时亦对传播媒体有关天皇的报导内容予 以管制，强化靖国神社的地位，以恢复天皇的神圣性质。 ）从政治隔离的皇室， 如今已发挥其做为国民统合的象徵、安定的象徵。若要任意参加与政治有关的 活动而利用皇室，必将遭遇激烈的抗议，因此皇室将成为日本国民点缀风景恒 久而无害的装饰品，而为一般人所接受。事实上战後五十年来，日本天皇已调 适由「元首天皇制」转变为「象徵天皇制」，裕仁天皇恪遵宪法的虚拥其位， 无为而治，日本国民亦已习以为常。据《读卖新闻》於裕仁天皇逝世後所作民 意调查显示，支持象徵天皇制者高达百分之八十二，只有百分之八的人希望赋 与天皇更大的实权。无怪乎日本自民党的宪法调查研究会，在经过长期间的调 查研究後，终於提出了一项否定修改宪法的调查报告，强调「象徵天皇制」既 已定型，且广为民间所接受，实无修改现行规定的必要。 虽然仍有一小部分的人认为从战前的「元首天皇制」，到战後的「象徵天皇制」 急遽变化，乃是迫於战败的情势，因而基於强烈的民族自尊情感，以及东方忠 君的传统文化，希望能回到「元首天皇制」，或至少能赋与天皇较大的实权， 然而多数国民已然喜爱主权在民的价值，以及西方民主宪政体制，希望维护 「象徵天皇制」。 无论日本社会各方面及朝野各政党对天皇的看法是如何的见仁见智，聚讼纷纭， 现行「日本国宪法」既然第一条明定「天皇为日本国象徵，及日本国民身统合 之象徵，其地位基於主权所在之日本国民之总意」，除非自民党内部改宪势力 能造成风潮，修改宪法，回归战前的「元首天皇制」，否则「象徵天皇制」似 乎是不会变动的。（作者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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