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的使命」：传教事业与新帝国主义的扩张 作者:王世宗 在亚、非和南美洲许多地方，传教事业与帝国主义常是相辅相成，以致 侵犯甚至迫害当地原住民的事件时常发生，传教士被当作是帝国主义者 的帮凶。 基督教向来是一个不断传播、讲究宣教传道的宗教。自保罗开始，每一 基督徒均为福音传递者的信念，即已建立。此後五百年间，基督教传播 至整个地中海世界。第六世纪时扩展到英格兰；第七、八世纪时进入中 欧；第十至十一世纪时传入北欧；第十六、十七世纪时到达美洲、菲律 宾与印度，并一度进入中国与日本。不过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的海外传 教事业，成果并不丰硕。至十九世纪时，传教事业大兴，亚洲、非洲与 澳洲皆成为基督徒奔走传道的范围。基督教的传播常伴随欧洲政治势力 的扩张，所谓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不仅代表一个宗教分布 区，也象徵一个世俗权力统御的范围。 基督教传教事业的发展 在十九世纪之前，新旧教会对於海外传教工作并不十分措意；直到十九 世纪初年，英美基督徒才在浸信会、长老教会与英国国教会的组织下， 积极从事亚非地区大规模的传教活动。从十八世纪末年起，系统化的新 教传教组织开始兴起。其中大部分是英国教会所建立，例如引领此一潮 流的「浸信会传教协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创立於一七九 二年，而三年以後(一七九五)即有为综合各教派传教活动而设立的「伦 敦传教协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随後美国的新教徒群起效 法，传教组织纷纷成立。欧陆的基督教传教组织则建立较晚，且活力较弱。 至十九世纪中期时，在亚非地区的新教传教组织已有数十个。至於天主教 传教活动的兴起（十九世纪末期），乃在新教之後。不过大致说来，十九 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在海外的传教成绩，不论新旧教，仍乏善可陈。在一八 四一年苏格兰传教士兼探险家李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 1813-73) 到达非洲之前，非洲人几乎没有信奉基督教的。 一八五四年，一个欧洲探险队以奎宁抵御疟疾，成功深入非洲大陆内部九 百哩，激起传教士与商人进军非洲的热潮。医药与科技的进步使传教士得 以深入蛮荒，四处建立圣坛。一八七○年代时，非洲东岸岛屿尚吉巴(Zanzibar) 成为欧洲传教士向非洲大陆进军的跳板，英法德各国传教士纷纷由此涌入 「黑暗大陆」（李文斯顿用语）。一八四二年天主教传教士再度进入中国， 一八六一年日本亦重新接受传教士，同时天主教传教士也前往朝鲜、东南 亚与印度宣教。十九世纪欧洲传教士活动范围遍及亚非各地，其少数例外 是印度与回教地区。在印度，英国政府为避免引发宗教冲突，滋生统治困 扰，特意阻止基督教传教事业。在回教地区，则因几无基督徒宣道的可能 性，而乏传教士问津。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基督教海外传教活动 达到高潮，它受到母国政府与人民普遍的支持。在一九○○年左右，在亚 非地区的新教传教士大约有一万八千人，而天主教传教士则有三、四万之 众。其盛况可以奈及利亚一地英国国教会员人数竟超过在英国国内者一例 来说明。另外，据统计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五年间，《圣经》迻译为外文 的新版本有四十种，一八四五年後三十年间新增七十四种，一八七六年至 一九○二年间，则有一百一十九种之多。 在十九世纪初，除了菲律宾（天主教国家）与印度（约有三十五万基督徒） 以外，亚非地区几无基督教信众。至一九○○年时，皈依基督教的信徒在 印度约有四百万人，在中国约有一百三十万人，在非洲约有五百万人；若 将东正教信徒计算在内，在二十世纪之初欧美以外的亚非基督徒约有四千 万人。这主要是十九世纪欧洲传教事业的成果。 不过整体而言，帝国扩张对於传教成果助益并不大。除了太平洋某些岛屿 及非洲部分地区外，亚非绝大多数人民仍维持其原有信仰。即使皈依基督 教者，许多人也只是为了贪图教会的物资救济，而作名义上的宣示而已， 这在中国尤其常见。 传教士与近代欧洲帝国扩张 近代欧洲教会海外传教活动的兴盛，约与新帝国主义的发展同时；尤其十九 世纪後期传教事业臻於鼎盛，欧洲列强的瓜分行动也达到极限。这个现象自 然引人想像二者间的关联。此种联想和判断并不是单纯以时间上的吻合作为 立论基础，而是包括许多经验实证与西方人的自白。南非曾传述一句反对传 教士活动的俗话，词曰：「当你们来此之前，我们拥有土地，你们持有《圣 经》；如今我们持有《圣经》，而你们拥有了土地。」在东非，另有一类似 谚语说：「当一个白人教你下跪祷告时，另一个白人则乘隙窃取你的土地。」 视传教士为帝国主义先锋队的观感，也普遍存於亚洲人心。东方人的说法是： 「先到的是传教士，跟着来的是领事，最後出现的便是将帅。」十九世纪後期 三任英国首相的莎士保理(Lord Salisbury)指出，亚非民族的这类想法并非 偏见，因为事实证明，欧洲列强中传教士活动最积极之地，正是帝国领土与 权势扩张最迅速者。英国派驻尼日河地区的着名殖民官强斯顿 (Sir Harry ohnston)，便曾一语道破传教士对帝国扩张的「贡献」。他说：「白人得以 迅速在非洲拓殖，其主要凭藉不是枪炮，而是传教士。」大英帝国最早的地 图之一是《殖民地教会图集》 (Colonial Church Atlas， 1845)，这也透露 着某种讯息。在非洲及太平洋地区某些例子中，传教士极为彻底地改造了土着 的社会与信仰，该地殖民政府成立时，只不过是派官接手传教士的治理工作罢 了。其实早在十六世纪西班牙征服南美洲时，天主教传教士也随着帝国主义者 大举而至。 十九世纪基督教传教士当然是先於西方殖民者与资本主义者进入亚非活动，然 而究竟是传教事业为帝国主义的前驱，抑或是帝国主义为传教事业的後盾，争 议仍多。事实上二者是否为相辅相成，或相左相抵，也有不同的说法。但传教 事业与帝国扩张的互动与关联性，早为周知共识之事。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 世纪的西方，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追求热忱已大不如前，基督教更不断受到知识 分子的质疑和批判，而教会相较於过去也受到政府高度的管制与支配。因此此 时远离故土、宣道於异域的基督徒，其身分地位与知识程度不若旧时的传教士， 而多出身於欧美社会的中下阶层。他们对於帝国政府与教会威权的反抗力，不 能期之过高。尤其是近代天主教的传教运动，并不像新教是由信徒鼓吹发起， 而是由教会上层领导人指挥展开，因而传教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自 主性更低。法国第三共和政府在内政上明显有反教会的倾向，但它对外却极力 支持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法国传教士占了海外天主教传教士数量的三分之二）， 并经常以教务纠纷为理由进行国际交涉，乃至发动战事。尤其在中国，法国并 无类似英国的重要商业利益与优势，故而更常藉保护其传教士为名，逼迫清朝 政府让渡更多权利。实际上由於亚非地区皈依基督教的信徒，常不得当地人的 谅解，◆赖西方政府的保护，故而传教事业与帝国控制结下不解之缘。至於欧 洲列强政府对传教士高度授权的情形，亦屡见不鲜，外交上的「政教合一」使 得东西接触平添纠纷。 在中南半岛，天主教传教士为法国帝国扩张卖力的情况，特别引人侧目。但这 不是特例。英国传教士常劝说皈依基督教的土酋归顺英国政府，而德国的传教 士也不乏鼓吹帝国扩张者（如法布利〔Freidrich Fabri〕於一八七九年着〈德 国需要殖民地吗〉一文宣扬海外殖民）。在许多地区，如乌干达(Uganda)、罗 得西亚(Rhodesia，今Zambia与Zimbabwe)、奈萨兰Nyasaland，今Malawi)等地， 帝国控制与殖民征服确令传教工作方便开展，迅速见效。相较之下，新教传教 士比旧教（具世界一致的教义）传教士更富有民族主义意向；他们身处异地时 常自视为国家的代表，比天主教徒更重视本国的立场（法国的天主教徒比新教 传教士则不遑多让）。不过新教教派也常为传教之便，捐弃彼此歧见，协力推 展教务。此外，新教与旧教传教士之间的冲突，也常造成其母国政府之间（如 英法）的对立。 在传教士的努力之下，至二十世纪初亚非基督徒虽增加不少，但教士阶层中白 人仍占有一半，且居高位。在一九一四年前几乎没有非白种人主教，而直到一 九二○年代，亚洲才产生第一个天主教的本地人主教。这个由外来教会阶层主 导亚非基督教事务的现象，也多少透露出同时存在的西方帝国主义气氛。事实 上，到底可以容许多少当地风俗习惯与传统信仰於基督教中，一直困扰着亚非 的传教士，教会为此争议始终不断；应否培养当地信徒为教会的领导人，也是 一个引发对立的问题。教会领导与帝国控制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多有相似之处。 传教士对於缓和帝国压迫的作用 当然，传教士也不是全然或直接支持帝国主义的。事实上，传教士的帝国主义 动机是不强的，帝国扩张也不是传教活动的直接结果。大部分的传教士最为关 怀者为信仰问题，而非现世的政权。他们若协助帝国势力的扩张，其目的也是 为天国宣教，而不是为建立一个「人间王国」。因此，传教士为信徒的权利向 殖民者抗争的例子随处可得。再者，传教士的道德感与价值观，也常使之为受 到帝国强权欺凌者抱屈。他们对於西非民族主义甚表同情，对於衣索匹亚的独 立也大力支持。在南非，传教士为保护当地人民权益，不断与殖民者冲突。新 教传教士为刚果地区人民奔走请命，耶稣会传教士在罗得西亚反对殖民政府的 高税政策，其精神并无二致。又如中英鸦片贸易问题，英国国内的卫理教会、 浸信会与伦敦传教协会，皆曾上书大力反对鸦片；而在中国境内的英国传教士， 绝大多数也痛斥英国的鸦片政策。即便是认可了帝国政权的存在，许多传教士 视铁路（经济开发）、医疗卫生与仁政法治，为合理化西方统治的三大依据。 一八五七年印度发生大规模兵变，在英国派军镇压时，传教士道夫(Alexander Duff)大声疾呼双方谅解的重要性，他为文说明何以印度人不满英国统治，希望 减少英军的报复行为。 帝国主义者对教会的利用，显然远超过传教士对帝国政府的攀附。当帝国侵略 势在必行时，传教士一方面向欧洲大众宣导对外人道关怀的价值，另一方面在 亚非地区从事各种教化工作，相当程度上舒缓了列强霸权压迫的行为。 传教士的文明教化事业 李文斯顿在论及西化（帝国扩张）的价值时说：「基督教、商业与文明三者总 同时并进。」李文斯顿此言高度肯定传教士的「文明教化」(civilizing mission)之功。 对於欧洲传教士而言，文明与基督信仰是共存的；换言之，野蛮的社会不能了 解奥妙的神意。当传教士发现非洲部落杀人以为祭品和杀害双胞胎婴儿（被视 为恶魔之作）的风习时，他们多深信若欲宣传基督教义，则必先根本改变非洲 的文化。在英国容或仍有少数的殖民官员视传教士为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的好 事者，然法国、荷兰、比利时与义大利诸国的政府与教会，率皆坚称其传教士 对亚非落後地区人民，有伟大的开导教化贡献。 不可否认的，西方传教士所宣扬的现代价值系统，对传统社会的改革颇有影响。 例如他们所讲的个人主义与平等精神，激发了许多皈依者起而反对一夫多妻旧 习与阶级制度。传教士常替非洲尚无文字的部落社会造字，发展教育。还有许 多传教士偏好以介绍西方先进科技与新式机器工具为宣教的助力，这为东方国 家的工业化开启了一个和平渐进的起步，不同於列强船坚炮利威胁下亚洲国家 的改革。对传教士而言，这个文明教化的工作是一项义利两全的事；因为他们 相信，改善亚非人民的生计与风俗，才能使大众的精神层次提升，从而使其得 以开始认识基督信仰的精义。 这样的目标未必能达成，但传教士的教化工作确实逐渐获得当地人民的接受。 例如传教士为奈及利亚设计出第一套通行文字，并开办许多学校。一开始人民 对於教会学校疑虑极深，认为它是帝国主义者推行西化的工具。但渐渐地这种 排拒的心理愈来愈少，因为人们发现就学受教者谋职较易，且有机会出任政府 公职。在许多地区，教会学校是唯一的教育机构，而教会学校所训练的人材更 是殖民政府官僚的重要来源。久之，在非洲及其他地区，基督教传教事业促使 当地出现了类似西方的知识分子阶级，成为新的社会菁英与改革动力。 此外，传教士坚决反对奴隶制度，痛斥其违背基督平等慈爱的精神（此所谓 un-Christian）。在十九世纪，他们深入非洲内陆，奔走呼吁废止奴隶制度 与奴隶交易。李文斯顿对非洲内陆奴隶困境的披露，是促使英国推动非洲反 奴运动的重要背景。早在十八世纪，西印度群岛上的殖民者即因传教士的反 奴立场，而大力阻挠传教士对黑奴的宣道，唯恐黑奴体会基督教义之後，将 萌生争取平等的念头，危及殖民统治。虽然某些传教士为回避问题，在向黑 奴讲经时，特意强调《圣经》要求人臣服遵从之义，但坚持上帝慈悲、众生 平等理念者，更大有人在（如卫理教派、教友派、摩拉维亚教派等）。传教 士为奴隶问题动辄与白人奴主对抗，而他们对於奴隶惨状的报导，终於引起 英国政府的关切，促成了一八三四年大英帝国废止奴隶制度的决策。 一般传教士多致力於宣道工作，对於经济情势与东西通商问题所知不多，或 兴趣不高。但是商业与基督教在新帝国主义的扩张中，存有微妙的互动互助 关系，此早为有识者所揭露。传教士规劝非洲土着着衣遮体，引进新式生产 工具，其动机不必然是为商人开辟市场，但其效果不因此而减少。许多传教 士在非洲推动经济改革，协助当地建立新型农业与商业，这是因为他们相信 此种革新有助於根除奴隶制度与贩奴行业。商人团体对此也持同样说法。「 非洲须以圣经与铲子拯救之」，这是传教士在非洲辟荒的流行口号。 李文斯顿原是「伦敦传教协会」派遣至非洲从事医疗服务的成员，其後却在 英国政府的赞助下，成为一个兼具拓展商务与传播基督教任务的探险家。一 八五七年李氏在剑桥演说，便宣称其在非洲的事业是发展商业与宣扬基督信 仰二者。商业团体与传教组织合作拓展非洲事业，这在十九世纪是常见的事。 苏格兰商人所组织的英国东非公司(British East Africa Company)，对於宣 扬基督教的关注与热忱，并不下於建立商业贸易据点，此实其来有自。德国 在西南非的传教士介入贸易活动之积极，在这个背景下也不难理解。然而传 教士因为常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加上列强商人与军队的横行，使得传教 士的宣教与人道工作，在亚非人民看来显得伪善或微不足道。传教士既不能 获得大众信任，其所讲教义自不易获得接受。例如清末的中国人对於西方传 教士的怀疑和仇恨，使得传教士出钱赎买或收养中国孤儿的义举，常被曲解 诬蔑，以致坊间盛传传教士吃婴或取其眼珠以制药。传教士的文明教化工作， 显然因为同时间帝国霸权扩张的行径，而得不到一般人民认同和感念。 反省与批判 近代西方人中首先接触、认识与引介东方文化者，便是基督教传教士。传教 士对异邦的报导，是十九世纪欧洲人了解亚非世界风貌的重要消息来源，有 时甚至是唯一来源。在东方，传教士则是西方文化的传输者，他们甚至引进 西方的外交观念与策略，促进东西正常接触。故说传教士是近代东西文化交 流的媒介，并不夸张。他们对於这两个世界的和平共处，大多乐意促成。近 代传教事业与帝国扩张的关联性，只是历史现象，不是人事的定律。其实除 非是在政教合一或神权统治的时代，否则「国教」并不是一个帝国所必推行 者。故无论如何，帝国征服与传教士的活动最多只存在「密切」而非因果必 然的关系。 传教士引进世俗政治力量的动机未必是要扩充教会或其母国的权势。例如为 了扫除非洲奴隶制度与贩奴行为，许多传教士诉诸政治和军事手段，他们相 信欧洲政府必须在此建立法治，维护秩序，才可能禁绝这类恶行。因此传教 士在无意间成为帝国势力的引进者与支持者。不论如何，传教士对於帝国主 义绝非乐意助长其势。所谓教案大多是帝国政府利用传教问题，作为政治交 涉或军事行动的藉口；传教士被杀害的事於当事人而言，乃是殉道，但在主 政者的解释下，则成了殉国。教案产生必引发欧洲强权干预，这是一般东方 人的印象，但其内情实甚为复杂。促使列强政府以政治军事力量介入海外教 务者，常不是身陷危境的传教士自身，而是母国的教会组织；他们可说是十 九世纪後期欧洲议会政治中主要的压力团体之一。他们忧虑派驻在外的教徒 安危，或者因此关注亚非地区政治情势，皆属自然；但因不了解实地状况， 往往凭传言与片面消息断事，常有反应过度之举。以致教案不免被小事化大， 成为军事行动的理由。 在上述的情形下，传教士被亚非人民认为是西方帝国主义先锋，其实很难说 是恶意的曲解，它充其量是一个缺乏同情的误解，而同情在强权与弱国的国 际关系中，是不能奢求的。即使在今日，这个谅解也不容易形成。二次大战 後，非洲民族意识觉醒而迈向独立之际，非洲人开始编写他们自己的历史， 学者对於欧洲殖民统治普遍痛加挞伐，他们对於传教士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 色特别注意。他们大多直指传教士为「帝国主义的特务」(agent of imperialism)， 不信其为虔诚的传道者或善意的教化者；并常用「宣教的帝国主义者」 (missionary imperialist)一词指涉在非洲的基督教徒。一个伟大而富有理 想的传教热潮，竟发生於现实残暴的帝国主义兴盛期间，真道与霸道的区别 已不是理性所能轻易把持的，传教士如此，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亦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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