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NTUR911230XX 看板] 作者: kaba (三星堆假面??) 看板: NTUR911230XX 标题: [转录]拯救谁的历史？ 时间: Thu Aug 7 22:36:44 2003 ※ [本文转录自 CLUB_KABA 看板] 作者: Andersheit (参加文艺社) 看板: CLUB_KABA 标题: 拯救谁的历史？ 时间: Sat Aug 2 16:43:19 2003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二○○三年七月号　总第 16 期 2003年7月31日 拯救谁的历史？ ⊙ 李 猛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批判大写历史（History）的危险，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既不是第一个，也不 会是最後一个。但是，正如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指出的，认识论的障碍总是成 对出现，如果不改变批判的模式，批判者会和他指控的对象堕入同样的陷阱之中。柯塞勒 克（Reinhart Koselleck）对历史哲学的分析，其价值正在於揭示当启蒙者针对专制国家 提出乌托邦式的批判时，历史是如何自动转变成为一种历史哲学的1。而当历史蒸发成一 种历史哲学，批判者也和他们的被告一起亲手建筑了一座「知识的集中营」或囚禁生活的 「圆形监狱」。因此，仅仅指出「线性的空时间」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可 抹煞的关系，这算不上甚麽新的见解。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早已看到，从乌托邦 的天堂吹来的风暴虽然冠以进步的名义，但它实际上只是将普通人的生活变成层层叠叠 的残骸2。如果我们以为仅仅揭示这一点就能够拯救脆弱的「历史天使」（the angel of history）的话，那麽我们就不单犯了幼稚病，更会在不知不觉中重蹈覆辙，践踏这些普 通人的生活。 　　杜赞奇告诉我们，如果要避免和民族国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主义的线性叙事， 最好是采纳他所提出的「分叉历史」。在线性历史的暴政中，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消失 了，只剩下由围绕单一的民族认同组织起来的封闭叙事，这种叙事的封闭策略拒绝理解那 些没有历史的人们的生活，而「分叉历史」却要充当那些被压制的声音的喉咙。但杜赞奇 的「分叉历史」真的能够（甚至是打算）帮助我们理解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吗？在全书尝 试撰写「分叉历史」的第二部分中，我们只看到各种「高级」话语。杜赞奇着作的副标题 是「置疑有关现代中国的叙事」，但它置疑的， 也许只是「现代」和「中国」，而不是甚麽「叙事」，因为在他的笔下，正是各种各样的 叙事拥挤不堪地占据了历史的岔路口。这些叙事的作者往往赫赫大名，又有谁不知道梁启 超、陈独秀或者蔡元培呢？然而，在这些响亮声音的背後，杜赞奇向我们许诺的那些被压 制的声音呢？我们听到的，只有那些关於如何反对「封建迷信」的争论。但是，和那些所 谓「压制者」（既包括话语精英，也有各种制度和运动）一样，杜赞奇笔下的「封建迷信 」只有一个含糊不清的背影，成为各种官方叙事和精英叙事的声音背後无声的沉默3。也 许，这些声音将注定在历史中沉默？我不知道。但真正遗憾的是，在杜赞奇的笔下，甚至 连沉默也被小心翼翼地遮盖起来。我们只看到无休止的争辩──从国民党政权与激进文人 的争辩，倡导「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与相信进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4，直到杜赞奇念念 不忘的他和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或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争辩5。因此 ，尽管我们在杜赞奇的分析中看到「历史」总是和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绑在一起被拉 上批判的法庭接受控告，但我们却根本不知道原告是谁，罪状是甚麽，只看见杜赞奇作 为原告和被告双方的律师，代替所有人在发言。在「分叉历史」中，真正的原告实际上 依旧在法庭的门外徘徊。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於，人民真有一种杜赞奇声称的「反表述」（counter-representa tion）或「反叙事」（counter-narrative）吗？也许我可以先从一个故事开始6。 　　在我们进行口述史研究的一个华北村庄中，被访谈的老人大都会明确地告诉我们：在 40年代，这个村子曾经一度为「治安军」（日伪军）占领，修建了炮楼，挖设了壕沟。至 於对这些军队的印象，他们大都含糊其辞。在他们的记忆中，各种留驻的军队和过往的军 队彼此之间没有甚麽不同，他们的行为就像「概化的他人」（generalized other），模 糊得失去了面孔，在记忆中只剩下了一些含糊的名字和糟糕的声誉，即使一些细致逼真 的故事，也往往没有「主人」。当事人只记得「私人故事」，却忘了故事若要转变成为 历史，就需要准确的时间定位和精致的人物范畴化。不过，这里并非没有历史。 　　村中的老人并不知道，在这个村子里驻紮的那些面孔含糊的「外人」中，还有一位是 抗日政府派来的地下工作者。这位被战友们称为「大神」的革命者，担任了该村的「维持 会长」。在他的革命事迹中，有一个「智取手枪」的故事。在关於这位革命工作者的小传 7中，这个故事是这样被讲述的： 　　抗日政府有位领导同志知道「大神」在治安军的据点里面本领很大，想让「大神」为 他换支新手枪。「大神接受了任务，茶思饭想，又悟出了一个门道」：一天夜里，一个伪 军排长查岗回来，「大神」把他请到维持会，一会儿喝得醉醺醺的。那个排长，解下手枪 ，敞开胸怀，两个人划起拳来，正嚷得来劲，突然从门外闯进两个彪形大汉，胳膊上戴着 八路军袖章，猛喊一声：「不许动！」缴了枪，又把他俩捆得紧紧的，用毛巾堵上嘴：「 对不起，委曲点儿，把枪借我们使使。」接着又打了个收条：「营长，今借手枪一支，抗 日战争胜利後归还。」落名：「八路军」。 被劫了枪的治安军「怕声张出去丢人，只好哑巴吃黄连，压下了这件丑事」。这个故事以 「大神」亲自将手枪交给了八路军的首长时风趣的话结了尾：「我挨这顿捆可真不好受呢 ！」 　　「大神」的故事听上去就像我们今天经常看到的革命事迹一样普通，就连这个看上去 似乎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早已通过各种革命教育变成我们耳熟能详的革命技术。但是，当 我们发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讲法的时候，故事听起来就有点像是出自博尔赫斯（Jorge L. Borges）的笔下了。 　　60年代，响应中国作协的号召，一些作家下乡「深入生活」，撰写了我们调查的这个 村庄的「人民的历史」。令人惊讶的是，在这部历史的抗日战争部分，「智夺机枪」成了 村史中重要的一章8。在这个故事里，不仅容易「解下」的手枪变成了需要「背着」才能 四处走动的机枪，而且最关键的是，故事多了两个重要人物──村民中的地下党员。这两 位新角色成了故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当「十同」（这是「大神」的化名）将「背着」机 枪来喝酒的伪军机枪班长灌醉後，正是这两个村民将这挺沉重的机枪转交给八路军。这两 个人物的增加，将一位活动超出村庄范围的革命者的英雄事迹变成了村庄历史的一部分， 变成了「人民的历史」，尽管这里的人民仍然是由村庄的精英所代表的。 很普通的一个故事。但仔细想一想，两个故事之间出现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手枪」 和「机枪」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差别。随身携带的手枪无需另外找人来帮助携带，可是机枪 就不同了，它确实需要两个人民代表来帮助才能交给八路军。由於是机枪，我们就需要一 个机枪班长，只有他才有可能（？）「背着」机枪四处走动。而这个在「人民的历史」中 被夺走「机枪」的班长只有含糊的外号（「李大个子」），他最终因为丢失了机枪而不得 不开小差逃跑了；而在更具写实色彩的「手枪」的故事里，他原本和「夺枪」的故事毫无 关系，他是一个有名有姓、出生在东北的青年排长，最後在「大神」的教育下率治安军反 正，枪口对准日本鬼子，成为一个革命者。 　　从以上两种版本的历史来看，我们立即会面对一个问题：哪一个更真实？可惜，我们 无法找到答案。对这个故事，我们没有找到哪一个村民能够提供更完整也更可信的说法。 因为在他们讲述的个人生活史和村庄历史中并没有这个故事的位置，而且，两个故事都有 些空白，「手枪」不知道怎样从两个「彪形大汉」手中回到「大神」手中，而我也始终难 以想像一个背着「机枪」喝酒的形象。 突然，我又想起了杜赞奇，他也许会兴高采烈地说：历史分叉了！不，我想告诉杜赞奇的 正是：历史并没有分叉，分叉的只是叙事。他所看到的实际上是断裂的历史，这些历史的 地层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但又保持着清晰的等级制。在超村庄的地层上讲述的「手枪 的故事」和在村庄的地层上讲述的「机枪的故事」并非同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它们是两 种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而那些打算撰写「人民的历史」的作家，实际上并没有 信守承 诺。当他们试图借助村中两个地下党员将这个超越村庄层面的故事纳入村庄历史的时候 ，他们那些大胆的、想像的叙述所填补的，正是这些不同历史地层之间的空白。 同样一个历史事件，往往是不同层次的历史生活的交汇点。但许多时候，即使在同一事件 中，不同的生活现实也彷佛擦肩而过，互不理睬。工作组到村庄中发动群众，既是村庄历 史（村民的「翻身」）的一部分，又是知识份子改造历史的一部分，同时更是庞大的土改 运动的一部分。而普通农民除了模模糊糊地记得工作组成员的名字以外，对这些彻底改变 了他们生活的人在村子里的行踪几乎毫无印象9。冀东平原的传奇人物毛森司令，既存在 於县里的文化精英撰写的革命历史人物传记中，也存在於那些由我们的访谈对象讲述的神 话中。无论是传记还是神话，都是话语传播者踩 着生活的地层所讲述的历史。这座由不同地层堆积起来的历史金字塔，其塔尖正是由那些 全国范围的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铺就的。只有在「梁启超」这样的精英的眼中，才会有着 眼全国的历史。在这些历史中，甚至像「大神」这样的演员也总是沉默的，他们对历史的 作用是用被概化的「范畴」（比如「人民」、「劳动人民」或者「贫农」等等）来计算的 。而当我们下降到县的历史地层，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活动着的身影。在这些人的世 界中，那些国家精英成了遥远的神话人物，而在另一边则是更多的、更沉默的人民。与线 性历史相对的，并不是分叉的历史叙事，而是分物有时能够与超村庄的历史发生关联。这 样说，并不是像传统的历史观那样认为村庄的事件「组成」了超村庄的历史，因为在我们 眼中，任何事件都是这些不同历史之间的一次遭遇。村庄精英与超村庄历史的关联，就在 於当他们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谓的「身体化的历史」（embodied history）转变为一种可以讲述的历史、一种历史叙事时，不得不借助超村庄的历史来为 他们的故事提供「参照框架」。在叙述村庄的历史进程中，时间关系、历史因果关系这些 必不可少的「历史转换语」（shifters）10，都是精英们掌握的基本话语技术。而正是这 些话语技术，使精英和普通村民区分开来11，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的基础。这里， 我们再次看到杜赞奇着作中蕴含的关键矛盾──线性历史的危险到底是压制了一种没有找 到发声机会的「反历史」，还是拒绝理解那些没有历史的人们？人民创造了历史，但是， 是谁的历史？ 　　「手枪」和「机枪」的故事并不是两个冲突的文本或叙事，而是两片破碎的历史（ broken history）。分层的历史是没有办法黏合的历史。我们和经历历史的人们一样， 只能面对一些历史的碎片，而没有一块拼合了所有故事的大历史。基於这个现实，观看 历史也许只能采用近视的办法，它让我们看得细一些、慢一些、少一些、模糊一些。在 福柯（Michel Foucault）之後，我们应该有勇气说：我们是「历史的极少主义者」，拒 绝填补历史的空白，拒绝黏合历史的碎片，拒绝治疗充满错误和病患的历史。因为，正像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当年指出的那样，更多的疾病来自这种徒劳的治疗 。 　　米什莱（Juliet Michelet）当年曾立志撰写人民的历史，但是，他终於发现，人民 的语言对於他来说是不可进入的。最後，米什莱写下了一句平淡而沉痛的话：「我不能让 他们说话。」 注释 1 Reinhart Koselleck, Critique and Crisis: Enlightenment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Modern Society (Oxford: Berg, 1988);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 orical Time, trans. Keith Trib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 　 2 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9). 3 作为所谓「被压制者」的代表，就是仅仅用一段论述含糊地交代过去的所谓「大同军」 。而即使这段资料也是引用了一位日本学者的研究，这大概正是杜赞奇的这本书让我的 许多朋友失望的原因之一吧。这本书丧失了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中国现实的经 验感受力，反而暴露了他在理论素养方面的欠缺。事实上，《文化、权力与国家》中对 福柯和布迪厄的探讨就多少有些无关痛痒、似是而非，但相对於全书的历史分析来说， 这些论述毕竟只是次要问题。但在这本纠缠於理论问题的着作中，理论分析方面的含糊 不清成了致命的缺陷。实际上，长期以来，中国研究在理论的研究传统方面十分单薄，既 缺乏系统性，又欠缺和主流理论界的对话，因此当中国研究近年逐渐注重将对经验料材的 分析与理论问题的探讨结合时，这种理论探讨却往往要麽流於生搬硬套，理论成为经验分 析早已得出的结论的一种「学术包装」；要麽「无中生有」，理论的探讨既脱离了对经验 材料本身的细致分析，也忽视了对理论自身的观念史和语境的研究，结果经验的材料成了 刻意追求学术时尚的理论部分的蹩脚注解。在这方面，杜赞奇的这本新书可能还不是最糟 糕的例子。 4 也许，二者的差异并不像杜赞奇相信的那麽大，而且，在现代中国的叙事舞台中，围绕 「文化」观念形成的许多话语并没有处於边缘地位。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新文化运动与现代 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许多杜赞奇一厢情愿认定的对立，从来就没有像他想像的那样纯粹 。梁启超、杨度、周作人这些人身上的复杂性就远比杜赞奇的叙事更具有「分叉性」。不 过，我们在这里主要关心的并不是这些「话语精英」们。 5 大概这才是杜赞奇全书的真正动力吧。不过，杜赞奇竭力批评的所谓「绝大多数民族主 义研究的两个假设」似乎很难算是真正的批评，这不仅因为像吉尔茨这样的学者早就试图 在分析中努力触及这样的问题，参见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第9章；而且，即使针对安德森的分析，也很难说杜 赞奇这样的「控告」是合理的，毕竟这并非安德森讨论的主题，参见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此外，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已经有许多相 当优秀的分析（特别是在法国大革命这一研究领域）。例如，布鲁贝克对德、法的比较分 析就比杜赞奇对中、印的比较分析更具启发性，参见Rogers Brubak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6 本文讨论所依据的文献材料和口述材料，均由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收藏 。出於技术原因，没有提供完整的文献目录。 8 之所以惊讶，是因为在我们掌握的另外两种涉及同一时期的村史材料中，都没有撰写这 个故事，这固然可能有撰写者在取材方面的考虑。但更有说服力的理由，似乎是这两本村 史的撰写者和我们一样，没有听到村民向他们讲述这个故事，甚至根本就没有人提到这个 小村子里的大革命者（即使提到，他们也会认为这个人原本和这个村庄没有甚麽关系，也 就是说，他对这个村庄的历史进程没有造成任何具有因果意义的影响）。否则，他们大概 不会放弃这样一个绝好的历史素材和教育故事。 9 在我们的调查中，除了少数几个精英人物外，普通人甚至连这些工作队员是否来过，来 了几个人，姓甚麽，都不甚清楚。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些人和此後历次运动中派下来的无 数「工作组」或「工作团」混淆起来。 　 10 参见巴尔特（Roland Barthes）：〈历史的话语〉，收入《符号学原理》（北京：三 联书店，1988），页48-62。 11 在我们表明要对这个村庄的历史进行口述研究时，村中的干部首先推荐给我们的人选 ，基本是掌握了这些话语技术的精英，他们往往能够依据超村庄（往往是全国性）的历史 进程框架来讲述村庄的故事以及他们个人的经历。当我们提出要访问一些普通村民时，他 们往往善意地指出，这些人「不会说」、「说不出甚麽」，甚至告诉我们这些人「糊涂」 ，而这些普通村民也同意这样的评价，对我们找他们谈「过去的事儿」大惑不解。这里， 妇女的情况尤其突出。 7 这个小传收入了该县的文史资料中。 밊h的历史生活。那些沉淀在历史最底层、记忆中分不清过往军队类型的农民，过着似乎难以称得上是「历史化」的日常生活，他们并没有提出与线性的全国历史不同的另一种历史表述──一种反叙事。即使有甚麽和杜赞奇的所说的「线性历史」相对的，也不过是一种拒绝叙事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一种身体记忆。村庄中的人们度过的是一种村庄历史，不过其中的精英人ꄊ@ ꄊ@ 　　 ꄊ@ ꄊ@ ꄊ@ 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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