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史研究通讯-----历史：理论与文化 发刊辞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说道：「对於历史而言， 问题永远是：往何处去？」过去二十年来，台湾西洋史学界偶有西 洋史研究危机的呼声。但这些零星的呼声却如入池的小石，激不起 太大的波澜。对於年轻的西洋史初学者而言，心中所悬念地是：下 一步往何处去？在如此疑惑不安的情绪中，我们认为台湾的西洋史 研究正处於一个深刻的危机状态。「危机」，标识了一个过渡的阶 段；吾人将从中恢复过来，抑或是僵死过去，端视於我们如何去回 应此一危机！ 论者每谓台湾西洋史研究的危机在於基础研究的欠缺。黄俊杰与邢 义田先生早先在有关於研究西洋史应站在「西洋史」或「世界史」 立场的论辩时（一九八一），两人皆同意基本研究的欠缺确是西洋 史研究的重大难题；近来，杨肃献先生回顾台湾的西洋史研究状况 时，此一现象仍未有多大地改变（一九九七）。 我们想指出：西洋史研究的危机不在於基础研究的欠缺；而在於对 此一危机性质的误解！同时，这当中也关涉了对历史学性质的不同 见解。 无可讳言，基础研究的欠缺确实是台湾西洋史学界所面临的重大问 题。史料的欠缺与文化的隔阂都加深了研究工作的困难，但是，这 却不应该是构成西洋史研究停滞不前的藉口。可以预见地，台湾的 西洋史研究所面临的限制与窘境不会有太大的改善。果若如此，则 西洋史研究者岂不皆坐以待毙！ 这诚然是一个消极的态度；我们可以更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当中 牵涉了我们对历史学性质的一种新的理解。近年来人文科学界中的 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打破了人们对语言再现实在 的透明性的信赖。语言并非一全然透明之物，单纯地反映所接受的 感觉与料；历史的认知并非史家被动的接受、蒐集事实，它同时是 史家心灵力量的展现。因此，在历史研究中，事实的归属与综合是 同时进行地。 我们再次地强调：西洋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是必须的；但这并非西洋 史研究开展的充要条件。西洋史研究工作的进行并非等待基础研究 完成後才能起步。所谓「唯有待基础研究工作完成後，我们才能对 西洋史或世界史有属於我们自己的理解」的说法，这是十九世纪西 方实证史学的说辞。实证史学假定只有当所有的证据都蒐集完成， 才能作进一步的综合工作。西洋史研究者对基础研究不振的现象感 到忧虑，从而犹豫不前，这样的学风是受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 年先生所谓「史学即史料学」的影响。令人惋惜地是，台湾的西洋 史研究者并未以其对西方史学发展的了解，对此有所匡正，反受其 遗毒所害，延搁了西洋史研究工作的进展。 因此，西洋史研究的危机与其说是基础研究的欠缺，不如说是大部 分的研究者误解了此一危机的性质。换言之，危机的本身即是西洋 史研究者以为危机存在於基础研究的阙如。 但在此之下，尚隐藏了更深刻的危机，即历史研究与现时的脱离。 史学无法切合现代人的认知需求。相较於西方学术「历史化」 (always historicise！)的呼声，台湾的历史研究仍囿於它学科的 门墙之内。它既缺乏对历史学科本身的反省，亦即对历史学在快速 变动的社会中，它自身性质的转变；同时也缺乏对现实的反省，亦 即历史学如何去回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台湾历史学界对於历史理论向来缺乏深刻的反省。多数的学者以为 对理论的偏好是望空为高，对实际研究缺乏正面的功能与效用。黄 进兴先生晚近的告白正是此种心态的反应（一九九二）。对黄进兴 而言，理论与方法论是属於「第二序」(second-order)的语言，终 究无法取代「第一序」(first-order)的实质研究。历经早年对理 论的酷爱，黄进兴回归到经典与史料本身。这种反理论的心态不仅 使台湾史学界对历史理论欠缺反省；同时，也无力肆应当今的後现 代情境。 在历经几番踌蹴犹豫底自我怀疑与认同危机後，一群西洋史的初学 者共同创造了一个台湾西洋史研究的园地。他们希望透过行动与理 论的反省，回应西洋史研究所面临的窘况，同时催生西洋史研究的 蓬勃发展。 行动之首要，在於创造一个公开从事学术讨论的场域。我们认为， 一个公开研究讨论与知识交流的园地，是现代学术合法性的一个必 要条件，其意义与宗教活动中的仪式并无二致。去秋（一九九七） 伊始，我们在辅仁大学历史学研究所以「历史学与後现代」、 「历史与文化」等为题举办了一系列的讨论会。希冀透过密集、多 样的小型讨论会，提供一个西洋史研究的交流园地。 进一步，我们将出版一份属於同仁刊物性质的研究通讯，将诸次讨 论会的内容化为文字，结集出刊；并提供近来西洋史研究新动态。 以此做为连系、凝聚西洋史研究的同好，并供各方批评、指教的场 所。此份通讯─《历史：理论与文化》─即是汇聚多次讨论会的成 果。 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能建立一份属於台湾西洋史研究者的专业期刊。 我们要再次地强调学术刊物所具有的公开讨论与竞技场之功能，是 学术合法化与不断进步的确证，也是本刊《历史：理论与文化》所 欲申张的宗旨。 在此，我们试拟几个台湾西洋史学研究方向之刍议。如刊物的标题 《历史：理论与文化》所示，我们认为台湾的西洋史研究可以朝以 下方向进行：历史理论、史学史与文化史。这同时也表明了我们的 立场，我们希望透过所揭櫫的西洋史研究纲领引导台湾历史研究的 走向。换言之，它所欲达成的不仅是台湾西洋史研究水准的提昇； 同时，我们也希望西洋史工作者能对台湾的中国或本土历史的研究 有所献替。藉着西方学术的引介，达成更新学术内容的目的。台湾 的西洋史研究者所扮演的即是此种文化媒介的角色，这也是西洋史 工作者的自我绘像、自我认同。 首先，我们强调历史理论的重要性。史学总是不断地反省着现时、 反省着自身。台湾史学界对於当今所谓「後现代情境」欠缺了解。 今日，在西方所谓的後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解构 (deconstruction)、修辞转向(rhetoric turn)与视觉化理论(vi- sual theory)对历史学性质的反省起了重大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海 登‧怀特(Hayden White)、安克斯密(F. R. Ankersmit)、梅骥(A- llan Megill)、史帝芬‧班恩(Stephen Bann)等人的着作颇值得借 镜。 其次，是着重史学史的研究。在此，所谓的史学史不仅指涉对史家 、史着、史学思想、观念的研究；它同时意指对重要的历史问题的 历史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前者现有的成果已 颇有可观；後者则仍有待努力。 在新近重出於世的手稿中，柯灵乌(R. G. Collingwood)说道「对 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首先须掌握的是这一个问题本身的历史 。」透过史学史的认知，每一个专门的历史专论或着作都与普遍史 联系在一起。因此，西洋史研究中史料上的限制，或可以透过对每 一个历史问题的专门着作的掌握来解决。 我们的建议是：西洋史研究者应通力合作编辑相关的入门书与工具 书，针对讨论西洋史中的重大问题的相关着作作一番研究，汇编成 册，做为後学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例如，有关「文艺复兴」(Rena- issance)、「十七世纪的普遍危机」(the general crisis of se- venteenth-century)、「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 等的各家解释。 近年来，文化史研究的盛行反应了史家反省自身在群众社会中的位置 。俗民文化成了颇受重视的研究主题。这反应了史家反省他们与下层 群众的关系。史家成为弱势者的代言人，起着揭露「权力」如何压迫 、压抑弱势者的批判底功能。史家们同时也注意到社会各阶层所具有 的自主性。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历经了世纪初对传统以政治史为导向的历史 研究的反动後，在六十年代开启了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热潮。「新史 学」（new histories）在摆脱了大人物传记写作的同时，芸芸大众 并未从中获得解放，反而陷入了结构的牢笼。活生生的个体为抽象的 数字、统计图表所掩盖。个体的自由意志被无形、非人化的牢笼所围 囿。 现今的史家则注意到了下层群众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经验。七十年代後 出现的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日常生活史(Alltag- esgeschicht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代表了此一新的取向。 这些新的研究取向注重历史中具体、个别的个体经验。阶级(class)、 性别(gender)、种族(ethnicity)成了历史研究中重要的范畴；而妇女 、少数民族及其他弱势族群成了新兴的研究主题。多元的观点、声音 反映了後现代情境中多元化的现象，也符应多元文化(multi-culture) 的趋向。 一九九七年秋，我们一群年轻的西洋史研究者从自我认同的危机出走 ，绘出台湾西洋史研究的新路径。诚然，或许我们的思虑未臻周延、 文字尚显生涩，但因为年轻、因为满怀的理想，我们衷心地期盼：所 有的西洋史研究者能重拾自信与认同，扮好媒介者的角色，对台湾历 史研究的进展有所献替，成为学术创新的源头活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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