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岭／文 　(20040330) 文学世界的公民，大概还会记得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 双周刊《纽约书评》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一九八七年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开始的 那场对哈维尔一九九○年发表的〈後共产主义的噩梦〉一文的 公开论战（从七○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 的异议分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 刊发）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在俄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 「文学囚犯」经历，质疑着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 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 众，最後，并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 ）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覆 着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最後，哈维尔在回覆中极有风度地邀 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当我问到哈维尔，他後来是否有机会和布罗茨基亲自交谈 ，并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时，哈维尔告诉我，还 没有机会，但他显然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感到吃惊。他承认， 那是一场重要的论争，「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 不把它当作我思想和着作中辉煌的部分。」最後，他告诉我： 「我们之间的误会，无疑将来会弄清楚。」 然而，当我问他，他是否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前（一九 九六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愣在那里 ，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 了，我不相信哈维尔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而且三年 了，最後竟是由我来告诉他。我注意到他的恼火，他瞪着那两 位助手（其中一位是总统办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着他们作 出解释，而这两位助手则尴尬地互相看着对方，随後，哈维尔 责问他的助理，为什麽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他（翻译在旁为我 作着解释），他的助手们仍旧愣在那里，面面相觑，显然，他 们连谁是布罗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後，还须哈维尔去向他们解 释谁是布罗茨基，以及为什麽我们会谈到布罗茨基。 政治的世界对於文学绝对是视而不见的，而文学也毫不掩 饰对政治的厌恶和鄙视（所以才有像布罗茨基那样生性好去「 修理」政客的人）。哈维尔竟也未能幸免，显然他的秘书们眼 中是没有文学的，甚至都可能没有读过老板过去写的剧本，当 然也无从知道谁是布罗茨基，更不会敏感到去读一篇也许只是 刊发在世界各大报纸某一个版面角落中的文学讣告。真正令我 吃惊的是，三年多来，哈维尔竟然没有听到昔日的文学同行向 他提起这件事吗？还是他这个人不仅早已远离了文学世界，甚 至连文学同行们也和他疏远了。 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去年二月初，哈维尔从几乎担任了十三年的总统职位上卸 任，但他为捷克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丰厚的。首先，民主体制已 经良好地运转起来，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共产主义专制回 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 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 转变，都是和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 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 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 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徵 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总统可以将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议会，请求议会重新审议 和修改，但无权否决法案，决定谁是捷克中央银行总裁。总统 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宪法法院的十五 位法官，但须经议会批准，这十五位法官一旦获得议会批准， 除非病故或辞职，可一当十年，宪法法院院长也由总统任命， 宪法法院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和议会的所有立法，予以批 准或否决。这给予总统某种间接却重要的权力。 基於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 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於「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 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於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 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多年来，即使是 担任总统，他也不去组织或从背後去掌控政党，正是由於他经 历了共产主义制度怎样一步步地摧毁并抹去了「公民」这一「 人」的身分和责任的现实，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 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 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 组成的「公民社会」，哈维尔将此视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 基础」，他认为议会民主应在此一公民社会之上建立，才能真 正发挥作用。他的这一几乎接近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经由他和 老对手，前总理（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在九○年代後期的多次公开论战而逐渐系统化和完善 起来。 哈维尔的老朋友，也是他着作的英译者、加拿大作家保罗 ．威尔逊（Paul Wilson）曾在二○○三年三月《纽约书评》上 撰文详细分析了哈维尔执政期间捷克民主化的经验和教训，他 写道： 「从过去五十年来世上种种政权移转的经验里，我们所能学 到的最珍贵教训之一，就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新领导人较容易掌 握议会民主与法治的形式，但相对而言，较无法抓住其内涵与精 神。举例来说，捷克宪法很明确地认知到权力分散的原则，并设 定独立的司法与行政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过去十年以来， 法官和部会首长们经常受到政治压力，有时甚至无法抗拒。我在 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曾有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过去三任捷克司法 部长，都找了一票法官来协助他们起草法条，这种方式会削减分 权的实施。更糟糕的是，这三个司法部长中有一位後来还被视为 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所显示出来的，并不是广泛的贪污腐化， 而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在民主实施了十三年之後，对分权制度如 何运作的无知。 就某种意义上来看，哈维尔作为一个总统的问题所在，和上 述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对民主精神与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对於 其形式的掌握较为缓慢。哈维尔对宪法法院经常提出诉求──在 他担任捷克总统期间，总共提出八次──这告诉我们他对政治和 分权原则的了解程度。当克劳斯与社会民主党主席米洛什．热曼 （Mils Zeman）组成联合阵线，试图修订选举法，以图利其政党 时，哈维尔向宪法法院提出诉求，法院裁决此修订违法。（上） （贝岭，作家、倾向出版社创办人，曾任二○○三年第十一届台北国际书展特约策展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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