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awker.com/hongshi/mag/65/65-13.htm 台湾本土宗教百年研究经验的论战烟火录 ——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跨学科批评与学术对话（上） 江灿腾 主讲人：江灿腾博士 讲　题：台湾本土宗教的百年研究经验 日　期：2001年1月15日 地　点：台北市南港中研院民族所会议室 主持人：叶春荣副研究员 第一部份 台湾本土宗教研究经验的专题报告 主持人叶春荣副研究员： 今天的演讲者，是毕业於台大历史所的江灿腾博士，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不用我多做介 绍。本来我们还安排了任教於台北大学社会学系的郭文般教授和江教授一起对话，但由於 郭教授不巧患了重感冒，因而临时取消。所以现在我们就请江先生开始为我们报告。 开场白 江灿腾： 在今天正式的报告之前，请让我先用几分钟来做一点开场白。 本来贵所的叶春荣先生要我来此演讲，其实是叫我来踢馆的——要我从历史学的宗教研究 角度，来批判贵所——中研院民族所的宗教研究模式。而我最初根据他这样的需求，在经 过仔细的思考後，就是想赶快拒绝他这样的演讲内容要求。 因我在翻阅实际的相关资料後，我发现，我找不到民族所学刊中有所谓和我所谈主题有关 的研究典范之存在。事实上，我就大部份现有民族所学刊中的内容初步检讨後，在其有关 台湾本土宗教的研究取向，或其内容方面来说，对於像我这样具历史学研究背景的读者， 最大的困惑就是，在其中几乎看不到有所谓纯粹人类学的宗教研究存在，意即其学术的界 限都是很模糊的，并且大多数都介乎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宗教研究模式。 於是，我的困惑立刻产生了。亦即，我若要答应来检讨民族所的学者研究成果时，届时我 到底是要以相关研究者的学位背景为准？或者只以收录於民族所学刊上的人类学宗教研究 成果为准呢？特别是，如被检讨相关研究者，拿的虽是人类学背景的博士学位，但写的又 不是纯人类学模式的相关台湾宗教研究文章，那我到底该如何做批评呢？因此，就其学科 上所存在的模糊，以及现有研究典范的实际缺乏，所以我先前一度婉拒了这个重要的演讲 。 然而，感於叶先生和张珣博士的诚意，因彼等事後又一再诚意相邀，所以我今天才慨然答 应来此发表。否则，诚如叶先生曾经说过的：「大家都是博士，且中研院是全国最高的学 术中心，谁又须在乎谁？」何况我又不是像最近被邀来中研院发表演讲的清海无上师那样 ，是什麽新兴宗教的创派教祖，没有必要以那样的声势和排场来为自己壮胆；况且作为一 个宗教学者，我平素批判性既已那麽强，居然还敢贸然来这里得罪这样的高等研究机构， 及一大堆其实并不好惹的相关学者。所以像这种要来踢馆的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犯 不着，也无此必要的。 但，我今天既然人已来了，并且就坐在这个报告人的座位上，所以我不想再逃避；或许， 也正因为我已来了，所以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供大家思考吧。不过，由於在座的， 都是行家，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不讲一些属於常识性的东西。 我个人批评的切入点： l 政权鼎革下的现实需要与近代性研究的开端 l 殖民统治时期的宗教政策与宗教学者系谱 l 人类学视野与法律学视野的分流 l 相关史料的挖掘与使用现况的检讨 关於近百年台湾本土的宗教研究，我有三个方面要和大家分享。这也是我总结我在台大的 博士论文〈殖民统治与宗教同化的困境——日据时期台湾新佛教运动的发展与顿挫〉的最 新研究经验来谈。 我首先要指出的第一点，即所谓有近代学术意义的台湾本土宗教研究，指的应是日据时代 以後的研究，即一八九五年以後，时间不超过一百年，此即是：政权鼎革下的现实需要与 近代性研究的开端。我们台湾地区的学者，过去对日据时期宗教研究的理解，譬如在贵所 服务的张珣博士，她虽也能检讨了包括人类学、或介乎人类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一些宗教研 究，但缺乏一种从法学、行政学的角度理解，而这恰恰好是整个殖民统治最关键的部份。 事实是，当时日本京都学派汉学兴起的背景，就是和台湾总督府第四任民政长官後藤新平 要求织田万、冈松参太郎等法学者做台湾的旧惯调查有关的；此因既然必须了解清朝统治 行政体系的权力运作，及其涉及的基础问题，所以包括：土地、财产、习惯等都须调查和 深入的了解。因而，彼等当时的这种理解，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也涉及在拟定相关殖民 统治政策上的实际需要。 但当时彼等把清朝时期所用的习惯法，放到现今的法律脉络後，我们如今又该如何理解呢 ？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当时彼等能把习惯法转到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概念，是整个日据时 代宗教、民俗、亚洲区域史研究的主要突破之一。我们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後藤新平 本身留学德国，其专长虽是医学防疫，但他在台担任民政长官的主要角色，除了改善卫生 环境、培养医术人员、改善内政和治安问题之外，他主要的想法还原到历史唯物论，就是 该如何从本质上理解这些旧惯问题？而他的这种理解不是东方式的，是西方法学的理解。 这当然也包括他大力延聘的织田万、冈松参太郎等留学德国的法学新锐在内。 当时为了做这些解释，所有的基本文件都快速的翻成外文，送到德国请他们的老师、第一 流的专家来帮忙，将欧洲近代的观念，在法学和宗教之间的转换做纯学术上的解说。进而 彼等还要考虑整个宗教法规的制订，是要符合日本本土或者适应台湾？至此，整个殖民地 的台湾宗教行政法规，才能据以确定下来。 以上问题，当我在研究博士论文的课题时，我发现有关这部份的实际理解，在过去学者间 的研究中一直是不清楚的，其原因可能为：（1）总督府统治初期的档案是用古典的日文 ，而且是手抄本，不易阅读。（2）手抄本过去无编目，保留在文献会。 但在我撰写博士论文期间，因大部份明治早期的相关宗教公文书或法规条文皆已翻译，纵 有部分尚无翻译的，我也设法和主要翻译者温国良先生有过经验交换，所以当他翻译完毕 全文，我也立刻将所有内容都消化完毕。 而日本殖民初期统治台湾的宗教档案，如何反映在当时立法的经过，在我的论文中，我是 按其本质地运用欧美的公共行政法概念来阐释的；而为了书写这个部份，我还用四年的时 间自修相关的法律知识。因此在我六十几万字的论文中，最後写的部份（即第一、二两章 的内容）其实就是在处理如何消化档案。所以各位如果有法学的背景（特别是公共行政学 的背景），就更能够了解这种诠释的观点。 而当时的日本专家，除了拥有法学的背景，他们对於宗教的定义，也受到当时思潮的影响 ，如当时的宗教学概念，也被反映到初期的宗教法规上。而我认为这部份，在过去是被台 湾的本土宗教研究学者，长期有所忽略的。举例来说，从贵所的老学人刘枝万博士，他过 去处理这个相关问题时，都仅根据总督府所编的宗教法规，因此他的判断都出现一定程度 的误差。 其实，初期的立法经过是有步骤的，惯例档案的讨论过程也是有系统的；然而总督府最初 在编法规时，并无附档案，且法规也仅根据後期的需要才附上。如此一来，此类法规的内 容便是重点式的或是跳跃式的呈现，然而学者若不察实情，却只用跳跃性的东西来论证整 个施政过程，其与实际的施政过程当然会出现很大的落差。所以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有 一个很大努力，即在於摧毁刘枝万博士所建立并被大家认为权威的判断。因为他曾忽略档 案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也未仔细的理解档案，即下其研究的判断，所以与事实出入甚大。 其实，有关这类问题，早在蔡锦堂先生在写他的博士论文时，即已注意到有关刘枝万博士 在这部份的判断是非常粗疏的，然而他可能当时也未看到大部份的档案，所以未再深究下 去；而我比较幸运的是，由於我比蔡锦堂先生晚写博士论文，所以能较清楚地处理这一部 份。 所以，我们很多台湾宗教学者，过去对此一世纪历史现况的理解，都是脱离基本材料，架 空的在谈问题。并且，过去的论述大都是依循在伊能嘉矩等或其他人类学者的治学路径， 却往往忽略了其他关於法律的细节问题，因而这是有严重瑕疵的治学态度。我们当然可以 同意当时人类学家对台湾本土宗教理解的进路或知识建构，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本土宗教研 究总体知识上有其重要性，然而就其对整个日据时期宗教施政、政策的影响，我认为当时 人类学认知方式的理解还是边陲的、属於较不重要的。而这是我和过去报告不同的论点之 一。 第二点要指出的是，我们常将大正四年到八年丸井圭治郎所做的宗教调查报告，视为台湾 第一卷全面宗教调查报告书，而予以推崇。然在我博士论文的最新研究中，却刻意着力於 摧毁丸井圭治郎在此一研究上的重要性。我所持的主要理由是，他所有的解释体系、概念 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沿袭冈松参太郎的原有诠释观点。其实，丸井圭治郎的贡献，主 要应是在其宗教调查报告书第一卷後面的统计表，因它的确能比较精确的反映一九一八年 到一九一九年之间的台湾宗教现况调查的成果。然而，它也出现了一些学术上的严重问题 ： （一）他仅着重台湾一般宗教，而未容纳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讨论。但，为何他在统计资 料之中有所呈现，而在前面的解释中却没有讨论呢？推测其原因可能有二：（1）在解释 的部份，已逾越了丸井圭治郎的知识范围；而这部份恰好是旧惯调查时期中欠缺的，因此 他无所继承。（2）丸井的专长是禅宗，且他本来是一个编译官，并非纯粹的法学专家， 所以要处理一个新的课题，对他而言是一项很大的挑战。 （二）另外被我们所忽略的是，就在同一年（一九一九），和他不同立场的东川德治出版 了过去常被忽略的，关於中国南方宗教以及教育文化的调查。东川德治基本上是旧惯时期 冈松参太郎的主要助手，田野部份是长期委由东川负责的，然而他所代表的是行政官僚、 比较中立性的，和丸井站立的日本佛教立场是不一样的。东川德治和柴田廉（当时台北厅 宗教科的主管人员）与丸井之间存在紧张性的冲突，有点像台北市长马英九和陈水扁的紧 张性。例如大正五年（一九一六）曾在台北发生一场为期四十几天的宗教大辩论，讨论基 督教和佛教的主要冲突，而当时柴田廉就认为台湾民间信仰并非政府能够改变的部份，所 以他後来并因此批判丸井圭治郎的观点，因而两人是针锋相对的。其後，柴田廉还写了《 台湾同化策论》（台北：晃文馆，一九二三，增补再版）一书，以表达其立场。柴田廉原 是来自日本新兴的左派知识份子，所以他是用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切入台湾现状的观察与 分析，并认为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文化特性，有许多深层的部份是无法改变的。而 柴田廉的此一看法，後来亦被增田福太郎和宫本延人，所相当程度地继承，却不同於丸井 圭治郎所持的以日本佛教来同化台湾宗教的立场。[1] 因而，丸井圭治郎的主要贡献，除了主持宗教调查外，又促成了「南瀛佛教会」的成立， 以培养官方的御用僧侣；而这个佛教组织一直掌控在总督府手中，所以造成了日据时期台 湾佛教和官方密切合作的背景。因而他的重要性在此，而不在於关於台湾宗教的研究之上 。 至於後来续作第二次台湾宗教调查报告的增田福太郎，其宗教研究，几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引用柴田廉的调查报告，却很少承袭丸井圭治郎的部份。所以我们从历史学的研究角 度来看，对於二十世纪上半叶宗教研究的理解，我们首先是忽略了从行政法的观点来理解 旧惯时期的研究成果，另外一部份的缺失，则是过於高估了丸井圭治郎关於台湾宗教调查 的实际学术贡献。 据我所知，民族所亦翻译了丸井的作品；连我自己也有翻译增田福太郎大部份的作品计划 。而且为了使翻译更精确，我也和老前辈合作，请文献会的黄有兴先生翻译，我再用现在 的中文加以润饰。因而增田离开台湾之後，将满洲和台湾加以比较的部份，我们现在正在 进行，届时将使我们在认知部份有所转变。 但，对於日据时期的台湾宗教研究，过去仍有些资料并没有被使用。所以底下，我所谈的 重点，就是关於相关史料的挖掘与使用现况的检讨问题： （一）据我所知，在这些资料中，主要可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是总督府调查的秘密档案 ，因其大部份是手稿，譬如：李添春的总督府调查报告，虽然有部份被翻成中文，构成《 台湾省通志稿》的部份内容；然而若就其原稿加以校对，被翻成中文的大概只有百分之五 十五，故很大的部份仍保留在日文中，其中以斋教的部份最精彩，而这是属於李添春个人 的学术贡献。 （二）另外，李添春还有许多未出版的手稿、日记，我不知道当时基於什麽样的原因未出 版，而当作者死後，有人把它们当垃圾卖掉，我们後来才又从旧书摊中买回。所以很幸运 的，它们在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又出现了。 （三）还有，据我所知，当代台湾学者中有一位研究日据时期佛教很有名的李筱峰教授， 他曾在日本、台湾到处寻找，但都找不到由林德林等人创办的《中道》杂志；然而在我写 论文时，几十年来收藏的《中道》杂志的木箱被打开了，尽管也不完整，但主要的几期都 在，似乎就在等我写。[2]而这些都是过去未加以应用的资料。此外我和林德林的家属已 达成协议：他们春节时会再寻找一次，看看是否仍有未被发现的手稿，可提供给我。[3] 此外，如在座的张珣博士也知道的，他们过去也使用过基隆灵泉寺沿革的手稿本，我比对 以後就知道，这是林德林的作品，是他的笔迹。包括如高执德的个人资料在内，他虽在白 色恐怖时被枪毙，使他的研究中有些盲点，然而偏偏他那一届只有他毕业，而在他亡故後 ，他的毕业纪念册也是直到最近才出现。[4]所以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多相关史料都陆 续奇妙地出现了。 （四）但我们和日本来台交流的青年学者松金公正的学术缔交，对於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史 料的发现帮助甚大，特别在此值得一提。松金公正他本来是研究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的，来 台湾做交流後，我和王见川怂恿他来研究台湾佛教，而他最後也的确发挥了最大功能，把 日据时期保留在日本各宗派的宗报大量的影印出来，也作了不少介绍。这些都是属於当时 第一手的台湾佛教田野资料。由於当时的日本僧侣随着军队到台湾所做的报告，如日记， 都是非常细腻的记录，较日本官方档案被学界使用的程度来说，目前这些资料的应用，可 说还不到百分之二，所以仍大有探讨的学术空间。於是，我们当时也一度建议松金公正本 人，他未来的博士论文可从东北亚着手（我写南方，而他写北方）。此外在清大人类学所 任教的林淑容教授也曾经建议我：希望我能将当时调查资料的部份，加以翻译或呈现出来 ，以利往後的研究，因而，这也是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後，之所以那麽大本的原因之一。 （五）其实，我这部份的工作也只做了一半，因受限於毕业时间的紧凑所致。但我发现那 部份，不仅是有关台湾本土的宗教资料的调查非常详细；其中还记载有当时台湾现有基督 教的信徒分布、说服方式、传教成本等等，因为防堵基督教势力的在台扩张正是其主要的 传教策略。另外，还包括它如何改变台湾人的信仰等等，也都加以检讨。因为这些资料中 ，怀有这样明显的问题意识，所以当时的调查是有规划的，也才能如此详细的。因而，从 此资料中，实反映了当时日本在台的公私双方在调查一个问题时，都会把当时的各种日本 官方的见解、各教宗派的见解、社会变迁都容纳其中；所以这种情形有点像是商务考察报 告的情形，有其清楚经营策略和後续发展的相关说明，故其内容，既实用又有趣。而目前 这部份的相关佛教史料，在台湾只有我、松金公正、王见川、释慧严法师等人在使用，是 属於没有被翻译的部份。我也建议松金公正将其资料卖一份给任教於台大哲研所的杨惠南 教授，然而杨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似乎仍在《南瀛佛教》。而因为大量的资料不断出现， 我们会发现《南瀛佛教》的史料价值在研究上的比重，将不断下降。 （六）另外，关於日本殖民统治的後期，所谓皇民的那十年，其正面性问题的资料大家都 知道，然而关於台湾和大陆、台湾和日本的佛教关系则欠缺讨论，而这部份的资料我已有 所掌握，但，还来不及处理。如果我这几年幸能大病未死，大概会将其处理出来，届时各 位或可参考。 但这部份，其实是很有趣的台湾佛教与国际化的问题：例如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在亚洲推 广时，会遇到的问题是，是否要过度日本化？然而在澳洲、纽西兰、马来西亚的实行都遭 到反宣传，被批评为被日本统治的结果就是专制、一切文明退後……。另外还牵涉到当时 左派、国际的问题等等。但，这些讨论，对我们来说，迄目前为止，都还待学界的重新探 讨……。 况且，在这方面的讨论，我们过去顶多只用一些宫本延人的资料，或者李添春在战後初期 所写的东西。然而，由於其是为了「去日本化」所写，充满民粹主义，因此其中比较复杂 的部份反而没有被讨论出来。所以，後期的台湾佛教史料的运用，仍是有待学界细加探索 的台湾宗教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以上是我对於日据时期有关台湾本土宗教研究三点重要的经验反省。 有关战後台湾本土宗教的研究反思 l 多元视角与主体意识的研究拔河 l 新兴宗教与人间佛教的研究热问题 至於战後之後的研究，我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报告。但，关於战後的宗教我曾经写过 四本书：（一）《台湾佛教与现代社会》、（二）《台湾佛教文化的新动向》、（三）《 二十世纪台湾佛教的转型与发展》、（四）《台湾佛教百年史之研究》；後来由於张珣博 士说我教团的部份写得太少，所以我又写了第五本的《台湾当代佛教》一书，并加入台湾 四大佛教道场（佛光山、慈济、法鼓山和中台山）的讨论。 我认为，若要理解台湾二十世纪下半叶，近五十年来的台湾宗教发展现象，有几个面向必 须重新理解： （a）过去的宗教研究多集中在民间宗教（研究王爷、妈祖等），由於这部份是底层的， 其变动不大，因此炒冷饭的意义大过於学术意义，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值得突破或提昇 。因此我同意某种严厉的批评：「刘还月式的研究不断在蔓延……。」但，这不针对某些 特定的人而发，只是就实际存在的研究现象，实话实说。但最主要的问题点，就是指出「 研究者长期以来在主题与解释架上，并没有什麽新的开拓」这一根本的学术贫困窘境。 （b）我们并未充分理解近五十年来，其实有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是有宗教与社会冲突的 。例如：如何让比丘尼、和尚还俗的社会反映问题，以及外来宗教和本土宗教之间信仰冲 突这一部份。现有田野资料其实不少，但仍未被充分讨论。 （c）未仔细定位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譬如台湾在退出联合国後（一九七一），基督 教、天主教在整个发展上的迟钝，基督教长老教会的解放神学、介入台湾的政治运动的影 响，以及稍後几年「人间佛教」发展，使无论在理论与行动上都发生急遽的转折——譬如 ：近几年来佛教女性运动在戒律上的突破、动物权的强调等等——这些都涉及到政治威权 的解体本土化运动的增强、和中产阶级的关系等。 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重要的学术课题，值得开展的研究。 而像这些重大的宗教现象变迁，我过去也仅在报纸、刊物上作一些化约式的讨论。然而， 它们是很重要的，学术界有必要去了解的。因此，我目前对这些问题的认知角度和研究的 思维，可扼要归纳如下： 一、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为什麽要问这些问题呢？从结构主义而言，许多东西都是长期 的历史累积，然而在现代社会中，都市、中产阶级、受教育者、多元社会却是不断变迁的 。假如我们不去处理这些变迁，会以为台湾民众百年来的变化，好像只在妈祖信仰方面， 而用旧的方式是无法解释慈济功德会的出现。 二、至於中产阶级的问题，过去并未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我在新竹科学园区特别有个感 觉是：女性生产工厂和科学园区新兴宗教的发展如火如荼，两者之间是非常激烈的对比。 其实台湾许多新兴宗教的发展，都是出现在科学园区的周围，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认 为，我们对於台湾宗教理解，并不是只在研究室弄个新兴宗教的调查问卷，我们对於生态 、历史的了解都是不够的。 三、从这个角度而言，我的结论是：台湾未来的宗教研究应循原有的研究传统。譬如人类 学作宗教研究时，应把其他学科当作养分，而谨守人类学的理论、方法。 四、同样的，历史学也应谨守历史学的角度。如此学科之间能够对话，而不失本有的特色 。现今台湾的宗教研究却非如此，而是在打迷糊仗；譬如说在某学系写论文，当写作方法 无法被该系所认可时，就请外面的人来审稿，以便升等。这意即当研究专业受到质疑，就 不让你审稿，并想办法逃避学术把关的应有机能。 五、我在此不客气的说：我们今天台湾人类学界的宗教研究，其实没有照本学科严格的方 法学在进行，而只是在打迷糊仗。所以，台湾目前的宗教研究，是没有学术秩序或学术伦 理可言的。这在各位听来，也是不礼貌的。但，这的确是我的心声。而今天我的报告，就 先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各位。 【第二部分：报告後的各家质疑和报告者的答辩——下期待续】 本文摘自江灿腾教授新着《台湾近代佛教的变革与反思》 出版单位：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预定十月中旬出版） 每册定价：新台币四百元 邮拨帐号：0107175-0 电　　话：02-25006600 　 [1] 增田福太郎在後期的论述中，因受皇民化运动的政治文化取向的影响，甚至也在有 关当时台湾宗教前景的评估与建言中，提到可和日本国家惟神道的信仰相结合的主张，但 这是特殊时期的论点，在学术上并不具说服力和可行性，所以不必太予重视。 [2] 当然，此事我要特别感谢王见川先生的居中协助，以及其他曾前往帮忙的相关者。 [3] 林家後来提供不少相关资料，包括其子女对林德林本人的回忆、日据时期的相关户 口资料、以及相关活动照片等。 [4] 此一资料的出现，幸得赖鹏举先生的提供，居功最伟，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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