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分享 Habermas在京都大学的演讲(2004)中，哈伯玛斯提到，公共领域(public space)、话语 (discourse)和理性(reason)支配他的整个学术与政治生涯，公共领域作为一个理性的 沟通空间(public sphere as a space for reasoned communicative exchange)是他终 生关注的所在。在他的生命中有四项经验形成这个理论兴趣：1.从初生到幼年时期经 历手术的创伤性经验——唇颚裂手术；2.初入学校时经历沟通的失败；3.青少年时期 经历我们那个世代共同经验的一九四五年的历史空白；4.成年时期被西德战後社会与 文化的一种缓慢且危险的自由化的政治经验所困扰。 （以下以第一人称描述） 1.孩童时期：手术强化我的依赖感和脆弱感，更不用说意识到与他人互动的关联性。 人类的社会本性(sociall nature of human beings)成为我的哲学反思的起点。人 的社会本性有何特殊之处？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是政治的动物」，换言之， 人是一种生活在某个城邦(polity)、某个公共空间中的动物。更明确的说，人是一 种一开始就镶嵌在一个公开的社会关系网络(public network of social relationship)的动物。但是，人一初生就是无助的，必须透过家庭与公共文化的保 护经历一段社会化阶段。我们人类是从他人那里学习的，不是依赖本能。这个学 习过程唯有在一个由文化所刺激的环境的公共空间中才有可能。 当五岁进行第二次手术时，我对人对他人的依赖的意识更加强烈。这个意识让我 更倾向那些强调人类心灵的相互主体性结构(intersubjective structure of human mind)的哲学路数，像诠释学传统、实用主义、卡西勒(Ernst Cassirer)的象徵形式 理论、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这些理论观点都让我们更领会人与人之间深刻的相 互依赖关系。 用一个形象来比喻：主体性就像一只外翻的手套，它的内部织理是交互主体性 (intersubjectivity)。在每一个个人内部我们都可发现外在社会世界的反映。因为个 人的心灵是被一个互为主体地分享并客观化的意义内容（我们通称的文化）所浸 透的。但个人和外在世界的关系不是主体和客体并置；一个新生儿透过进入一个 张开双被等待他的社会世界之公共空间而成为一个社会人(person)。在逐渐成长的 过程中，儿童也是透过沟通和互动的方式逐渐形成有意识的内在生活。这个内在 的私人领域也必须透过公共的、象徵地表现的、相互主体地分享的思想和意义而 充实。（这是George Herbert Mead论点的表现） 2.当我还是学童时期，有两个经验启发我追求语言哲学和道德理论。其一，我发现 在课堂上和下课时间我很难让人理解我的意思。和家里相比，周遭的环境是陌生 的，匿名的。唯有在沟通失败之後，我们才能了解语言沟通这个媒介（符号世界） 不是个人的事（就像维根斯坦所说的，不存在私人语言[private language]）。唯有 说话的人才能沈默！其二，来自於学校或街头的学童面对与自己不同的人时所表 现的那些多少无害的歧视行为。如今，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我们更深刻体认随时 会遭遇外国人，也随时可能会被当外国人看待。 3.1945年的事件（指德国战败，由联军接管）让我将眼光转向我的世代的经验。没 有这个转向我无法完成今日的哲学与社会理论。纳粹的过去成为我成年政治生活 的重要部分。我对政治进步的兴趣是想超脱先前世代关於「共同体」(Gemeinschaft) 和「社会」(Gesellschaft)的虚假对立。 一九四五年，在我十六岁生日前数月，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四年後，联邦德国 成立，我也开始大学生涯。我的世代是幸运的，因为晚生，所面对的已经终结的 第三帝国和联邦德国的诞生；但余生也晚，无法参与那黑暗的纳粹过去。我们的 成年和童年经验是断裂的，我们不必回答是否站在错误的政党一方以及政治错误 所造成的一切直接後果的问题，但我们必须面对承担集体罪责以及是否和过去清 算的窘境。 接着，是我们的文化向西开放(cultural opening westward)，这和政治的向西开放 是亦步亦趋的。对我来说，民主（而非自由主义）这个词是个magic word。但是， 官僚、社会菁英却毫无改变：不曾与过却断裂，人员没有新意，心态未改，在政 治的心态更未曾有道德的更新。到了一九五○年代，我们开始反对德国大学的菁 英主义和非政治心态。 不过，我的左派政治信念和学习哲学并未重叠。政治与哲学是两个泾渭分明的世 界。直到一九五三年，我的朋友Karl-Otto Apel交给我一本刚出版的海德格一九三 五年讲座，《形而上学导论》。在此之前，海德格一直是对我最有影响的老师； 此後，一切不同的。我在报纸上发表〈Thinking with Heidegger against Heidegger〉。我在海德格的这个讲座上看到的是一种「创造性暴力」的英雄式召 唤(a heroic call to creative violence)，崇拜牺牲，贬「知性」而扬「精神」，抑「分 析」而高举「本真思考」(authentic thought)。我也被反对启蒙运动之平等的普遍 主义的那种反基督教、反西方的情绪所刺伤。这个纳粹哲学家完全否认对大规模 犯罪的後果有任何道德—政治的责任。在海德格的解释下，法西斯主义成为「存 有的天命」(destiny of Being)。 4.这些早年的经验插曲让我着手对顽强地存在於德国哲学中的政治遗绪进行一种批 判的探索。我逐渐远离海德格、施米特(Carl Schmitt)、云格(Ernst Junger)和格伦 (Arnold Gehlen)。他们都把大众、一般人和超凡的个人区别开来，排斥闲谈、公 共领域，视之为「非本真的」。 之後，我成为阿多诺的助手。批判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让我可以将英、美、 法的民主和德国建立民主过程中一再失败的经验联系起来。一九五○年代，德国 的政治文化尚未扎根，没有人确定移植来的民主和德国公民根深蒂固的心态是否 契合。最後证明，政治心态的变迁无法孤立形成，终究是由行政所控制，唯有一 种话语型态的公共的舆论形成(a discursive type of public opinion-formation)才能 具有启动这个过程的功能。 因此，我的理论焦点便集中在政治的公共领域上。透过主体际性的神秘力量，公共 领域把各自分立的统合起来，但并不因此排除一个人和别人之间的差异。在公共空 间的结构中，社会整合的形式变得明显了。在现代社会中，某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亦 即民主共同体中的政治公共领域）在公民的整合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复杂社会 中还能如此吗？在复杂社会中，能将公民规范地结合起来的唯有公民的团结(civic solidarity)，这是一种抽象的、由法律中介的团结形式。在人们不再面对面互动的 情况下，只有公共舆论和意志形成的过程能够发挥集体认同的功能。 教授并非只是从学院观察者的角色关注政治公共领域的学者，他们同时也是参与的 公民(participating citizens)。他们也作为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一九五○年 代我参与了反对核武器的和平抗议运动；六○年代晚期，我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在 八○年代和九○年代，我又涉入关於纳粹的过去、德国统一模式、第一次波湾战争、 政治收容等等议题的争论；过去十年，我又就欧洲统一和生命伦理问题表达我的看 法。在入侵伊拉克（一项违反国际法的举动）之际，我更广泛关注後民族格局，以 及建立一个康德式世界秩序的未来。 举这些例子，我只是要简略说明我从我们时代公共知识份子的角色所学到的——从 我自己和别人的错误中学到的。知识份子应该让他们的专业知识为公共所用 (public use)。他们不应中立或惧怕党派，他们应该立言，不过也应该充分意识到 自己完全可能犯错；他们应该限定在相关的议题，贡献信息和好的论证；易言之， 他们应该促进公共论辩的话语层次，而非以言词汲取权力、权位，亦即，不应混淆 「影响」和「政治权力」。 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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