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ig5.chinanews.com:89/cul/2011/10-26/3415449.shtml 中新网 2011年10月26日 11:22　来源：南方日报 http://www.chinanews.com/cr/2011/1026/3257963287.jpg 1912年5月17日，孙中山在广州与商办粤路公司同仁合影 （前排右一为中国着名的工程师詹天佑）。 这是一股重要的力量。在波谲云诡的辛亥革命中， 他们没有像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站在最前台， 也没有如新军、会党一般，手持枪杆冲锋在街巷的最前线， 但正是在风雨苍黄之际，他们的态度变化，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 经历辛亥革命一役，他们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渐渐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这是一个希望变革的群体。经历清末民族危机、“新政”刺激， 以及立宪、革命运动的激荡，他们意识到只有经历变革，中国才能进步和发展； 但这个群体“先天不足，力量比较弱小”，决定着他们与旧体制“剪不断理还乱”。 因此，历史的复杂性在他们身上有了充分注脚。 在疾风骤雨的1911年，商人阶层的群像，大抵如此。 翻开一篇篇电文，隐於幕後的商贾们活灵活现起来，历史重新“发声”。 但从1911年到1918年，从数千篇电函一路翻阅下来，我们发现， 资本与革命、商人们对待革命党人的态度可谓峰回路转——最初是疑虑、抵拒， 革命高潮时期才转而支援，但後来逐渐失望，终於在政治上站到对立面。 　　关键时刻绅商“逼宫”两广总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後，辛亥革命旋即席卷全国。 与武昌首义发生流血相比，岭南重镇广州得以和平光复，粤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武昌起义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随後各省纷纷响应，社会秩序开始激烈动荡。 具体到广东，早在革命前夜，商人阶层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不少商界头面人物，开始或明或暗地支援和同情革命者。 黄花岗起义後，一贯与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的立宪派领袖江孔殷， 甚至出面收殓黄花岗起义烈士遗体。 武昌起义後，广州城内发生的一件事，加速了商人们滑向革命党人阵营的进程。 10月25日，革命党人炸死清廷新任的广州将军凤山，凤山的死产生了巨大的震动， 广东绅商阶层触动很大。据史料披露，粤商自治会、九善堂等商人团体 开始在广州城内大造舆论，他们发动市民，通过集会、和平示威等办法施加压力。 再加上全国的形势变化，以及革命党人的军事压力，清王朝的官员明白 人心已易、大势已去。 绅商们的“逼宫”，再加上当时全国和广东的局势日益紧张， 让原本强硬的两广总督张鸣岐的态度也发生重大转变，他被迫作出了同意“和平独立” 的决定。11月9日，广州宣布光复，成立由革命党人胡汉民为首的军政府。 就这样，广州实现了和平易帜，这在当时的中国殊为罕见，粤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军政府公债贬值让商人损失惨重 广州光复後，正是广东商人对革命党人的政治信任，支撑了广东军政府的初创时期。 可惜，好景不长，革命狂欢的气氛还没有消退，商界就感觉革命达不到他们的期望。 商人们更看重的是新政府能迅速结束动乱，恢复治安，为社会创造安定的生活环境， 商人才更加有利可图。然而，革命後，社会治安更加恶劣。革命党人夺得广东政权 所依赖的民军，表面上是会党、绿林，实际多由从四乡八镇涌来的赤贫农民和土匪组成。 军政府无法保证他们的军饷，又无力安置他们，导致民军四出抢劫， 经常与所驻地商人发生冲突，成为广州城一大祸患。 而在经济方面，则更为致命。商人趋利，他们期望能从革命党人许诺的 高年利率公债中获利，但是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往往到期而无法兑现。 大量发行的纸币，因缺乏足够的准备金，因此一再贬值，商人损失严重。 当时的报纸刊登了很多商人们对社会现实不满的言论， 军政府竟在两天内封了《广州总商会报》等3份报纸并拘捕报馆主笔及负责人， 这在清朝都是未曾有过的。广东商人发现革命後反而今不如昔， 痛苦地抱怨“我商民处此时代真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失望加担心，使广东商人比清朝时更积极寻求“自保”。 广东独立後广州商人组织的粤商维持公安会，就是这种形势下的产物。 该会负责人在谈及组织缘起时，指革命後“秩序麻紊”，“金融恐慌，商业凋零”。 1912年4月孙中山回粤时，粤商维持公安会在公开场合很不客气地质问孙中山： “我共和民国广东而有此现象，此岂先生所忍见耶？ 此岂先生坚抱民生主义之初衷所能料到耶？” 　　张謇辞任临时政府实业部长 商人与革命的复杂关系，在“状元实业家”张謇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据电函显示，1912年2月6日，就在民国成立仅仅1个多月， 张謇给孙中山和黄兴写了一篇近千字的电报。电函开门见山，没有半句寒暄套话， 直陈临时政府政出多门给盐商带来的流弊。 盐商是特许商人，缴纳了规定的税收，可在一定地区专卖，其他商人不得贩卖。 辛亥革命时期，盐商也把税收交给革命政府，是因为相信张謇。 但在军政府时期，各地军政当局为增加财政来源，不顾原来的法律政令， 允许盐商以外的其他商人参与食盐贩卖，这就使原先领有牌照盐商的存盐销售困难。 “谓前此军事初起，各商存在食岸之盐，本利全抛，已无可说。 今时局渐定，立盐政总局，商等意事权从此统一，政令不致纷歧。” 张謇甚至语气毫不客气： “商人迫於大义，勉力承认筹缴课厘，原为信任总理有权，可以统一各省。 今又政令歧出，使商等无所适从，所认课厘如何敢缴。请明示办法等语。”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电函发出後的第二天，张謇就请辞临时政府实业部长。 当时的背景是，临时政府成立後，财源一直捉襟见肘。孙中山希望张謇出任财政总长， 但张謇知道最大的困难在於财政，只答应出任实业总长。 1912年初，为了筹款，孙中山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中日合办汉冶萍草约》， 此条约虽然因舆论强烈反对而没有通过，但直接促成了张謇的离任。 孙中山认为，“合办”是在当时具体环境下灵活应变的权宜之计，是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而张謇认为，“合办”影响“政府利益”而竭力反对。 在电函中，张謇致电孙中山： “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预，事後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 ……谨自动辞职。” 张謇与孙中山分道扬镳，有学者事後解读，除了两人政见分歧，性格也是因素之一。 在张謇日记里，他曾描述了初见孙中山的感受。 他对孙中山的评价只用了寥寥四字：“不知崖畔”。“崖”即“边际”。 在实业起家的张謇看来，做事业一定要有系统性、科学性，“做一分是一分”， 但他认为，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过简单和浪漫。 民国初立，百废待兴，如何重整局面，实业家与革命家的分别，也大抵如此。 -- 历代状元以死殉国者，宋得三人，元得三人，明得五人，本朝一人。 浩气英名，允足为龙头增色。乃近有某状元者，当国家多难之秋， 命为本省宣慰使，其辞电中竟以何德可宣、何情可慰等语反唇相稽， 若此伧者，真名教之罪人，词林之败类矣。 ─ 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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