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宪」输给「革命」令人惋惜，然而不能因此以感情代替理性分析，应理性地看到，立 宪派的「路线图」确实完美，但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其成为废纸一张;说到底，立宪是 被清政府「遏制」的。1908年《申报》上刊登的一幅反映清末立宪的漫画，作者的意思是 立宪制度与君主专制一脉相承。清末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前者输於後者，令人扼腕，因 为接踵而来的就是灾祸不止的社会大动荡。邵建的《革命遏制立宪》和《立宪派的民主路 线图》令人获益匪浅，但仍应进一步追问：立宪为何被革命遏制?一个美好的「路线图」为 何没能实现?谁都没想到武昌起义两声枪响就使大清王朝轰然坍塌，远在美国科罗拉多的孙 中山第二天才从报纸上得知此事。偶然「两枪」即使一个王朝覆亡，亦说明清王朝的统治 基础已经根本动摇。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改革观念被拒後，立即走上了激 进革命的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 」，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一次，举国舆论「咒诅谩骂之声，不绝於耳」，而五年之後已「 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而这五 年中，清政府并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先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 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万国」宣战。 在巨大压力下，清廷终於在1906年9月1日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 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 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这说明，广大民众、尤其是绅商阶层根本不希望、不喜欢革命，而 是支持立宪。但清廷并不珍视民情民意。在立宪原则上，它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 的明治宪法。结果连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 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10年1月 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 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 会，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 中，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本来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 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 论说得多麽「有理」，终将无济於事。这一点，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广 大留日学生因清廷「假立宪」而由支持「立宪」到倾向「革命」的转变，确实，是清政府 的所作所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传。所以1907年初他发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指 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 确是一语中的。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际 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 终弃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 内阁」之时，它又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 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激烈，最後成为辛亥革命 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 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 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但清政府还 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後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 愿者!在此种情况下，立宪派都不能不倾向革命，革命就成为「宿命」。「立宪」输给「革命」令人惋惜，然而不能因此以感情代替理性分析，应理性地看到，立宪派的「路线图」 确实完美，但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最终使其成为废纸一张;说到底，立宪是被清政府「遏制」 的。近代中国的「激进」是清政府的「极端」逼迫出来的。所以与其指责革命派「激进」 ，不如批评统治者顽固的「极端」;与其呼吁民众不要「激进革命」，不如吁请统治者不要 「极端顽固」而要不断改革。这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http://0rz.tw/rpNT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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