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10年8月号 接着说“章太炎与王阳明” 　　关於章太炎与王阳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两篇代表性的文章﹐那就是朱维铮先生的《章太炎与王阳明》(一九八○)和孙万国先生的《也谈章太炎与王阳明》(一九八二)﹐均收入章念驰编选的《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中。二文因着眼点不同﹐也就带来了以《议王》为分界的章太炎评价王阳明的问题。整体而言﹐《也谈章太炎与王阳明》的讨论底本﹐主要是章太炎作於一九二四年的《王文成公全书题辞》和《王文成公全书後序》﹐落脚点为民国之後章太炎评价王阳明的“晚年定论”﹐所以在学术史的爬梳与整合上用力深入。而《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则基本是以民国之前的康章党争为主线﹐属於政治思想史的探讨范畴。限於讨论者各自出发点不同﹐讨论的时限不同﹐兼之时代使然的海内外所持学术立场不同﹐论述的着眼处与侧重点自然大相异趣。 　　有趣的是﹐学术史能解决的问题﹐政治思想史不一定能解决。以《也谈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为例﹐因为有了章太炎後期所作《王文成公全书题辞》和《王文成公全书後序》做支撑﹐谈儒侠﹐谈子路之风﹐谈儒行﹐在学理上可以说一脉相承﹐坦承直下。看起来﹐这不单可以解决王阳明“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评价问题﹐似乎也在某种意义上为诠释章太炎的“革命家”风采找到了思想源头。以“儒侠”为思想资源探讨章太炎“精神上的独行侠”之本色﹐这一思路也得到国内一些学人的认可。如孟实的《仰梁以思章太炎》(《读书》一九九○年第四期)、李振声的《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书屋》二○○一年第七、八期) 等﹐均引用过该文的观点﹐为研究章太炎乃至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学理上更进了一步。这两篇文章相对海外而言﹐在方法上可能是滞後了一点。但也正好说明只有在进入九十年代以後﹐国内学术风气才开始真正有了一种开放与包容的态度。 　　这里有必要特别说明一下﹐国内学者当中最早对学风问题公开表示不满的﹐可能是王元化先生。据钱钢、钱文忠、盛勤《“必须有心的光明” ──建国後的王元化先生学术思想评述》(载《开放时代》二○○○年三月号)一文介绍﹐王元化先生在一九八○年为鲁迅百年诞辰而作的《关於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中就说过﹕“如果只根据鲁迅本人的文章来品评﹐明於此而昧於彼﹐那就会使他的许多针对性的观点难以索解。”而对於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状况更是不客气地指出﹕“目前在思想史方面我们还很缺乏具有卓见的文章。”从後来罗银胜所辑录《王元化谈鲁迅》(载《书屋》二○○六年第九期)的内容来看﹐王元化先生所谓 “明於此而昧於彼”﹐其中当包含有对国内思想史研究缺少学术史考察方法支撑的不满。但即便如此﹐王元化先生“关於鲁迅研究的若干设想”﹐也是直到九十年代之後才在《鲁迅与太炎》等文章中真正落实下来。由此可见国内学术风向之微妙变化﹐同时也可以视为学术史推动思想史研究的个案。 　　当然﹐政治思想史能解决的问题﹐学术史也未必全能解决。还以《也谈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为例。在谈到章太悗磁E胱□湓□蚴保□髡咭餐□□谕巡涣俗魑□巴馑敢蜃印钡氖贝□鄣髯樱□衔□罢绿□资且桓龃□辰□迨贝□械募毕确妗Ｈ欢出搅嗣窆□螅□睬Π∮胝□紊系奈遄骞埠拖嘤Γ□□自谘□跎峡□剂髀冻霰Ｊ氐摹５骱偷亩□颉薄Ｋ□悦窆□□纾□怕壅绿□拙□□舜悠苹档浇□Ⅲ□臃治龅阶酆希□优懦獾郊嫒莸难□跛枷敕17构□蹋骸霸诓鹕６焙颖□□紫纫源蚱坪头穸ｕ难酃庾６油跹□﹕罄此□湟丫□11至送跹□胁晃蘅梢钥隙ｕ某煞郑□□诘骱椭亟ㄖ□埃□□仓皇悄＠饬娇傻乜创□裘鞫□选Ｒ□酝跹□龀稣□娴摹４笳牌旃牡目隙ａ? 还是要等到章太炎的哲学视野与包容进一步扩展的时候﹐也就是在他‘以佛解庄﹐以庄证孔’完成了儒释道三家的融合之後。这时﹐他的哲学体系才告‘大功圆满’﹐他的真界事业才算完成。过此高峰﹐他只好‘回真向俗’了。在向俗的路上﹐他一反从前的高蹈﹐凡事概取中庸平和之见。思想上以儒家为宗﹐统筹道释。” 这段话看似将章太炎评价王阳明所存在的“自相支绌”、“古怪的变化”(见朱维铮﹕《章太炎与王阳明》)做了“内在理路”式的解释。或又未必全然。 　　章太炎是否“对王学做出正面的、大张旗鼓的肯定”呢﹖权置不论。倒是章太炎对王阳明评价的所谓“晚年定论”真相﹐更值得玩味。这从民国初年章太炎写给吴承仕的信(收《章炳麟论学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里或许能管窥一点玄机。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致信曰﹕“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而为王学更进一步。”在稍後的信里又提道﹕ 　　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生﹐应世之言颇广。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能进癶阋寣慾x牖□笫□乐□牛□ｅ庠谖遥□杂□盗罕裁□诱咭焓酢Ｈ餱课岊卜彭□□郏□恼耆ａ□□茫□蛟谒□辆□靡印Ｒ□□□昃傺裘鳎□皇怯κ狈奖悖□俏绞迪喙倘唬□阆乱晕□稳纾? 　　从其中“恐今时未足应机”、“先举阳明以为权说”、“只是应时方便”之语﹐不难看出章太炎“起学会”、“主王学”的真正用意﹐不单要“为王学更进一步”﹐而且更似一种开启民智、收拾人心的权宜之策。巧合的是﹐“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一语﹐偏偏又将王阳明与康梁绑在了一起﹐为《章太炎与王阳明》一文的党争之说做了旁证。以章太炎素向傲视群伦的作风来看﹐康梁自当不在话下﹐王阳明恐也难成其拳拳服膺之人物。再就所谓“回真向俗”来看﹐回真当指思想上的圆融自达﹐向俗则指不放弃对世俗社会的关怀。《淮南子‧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注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故陶渊明有“怀良辰以孤往”之咏。但革命时期倡导“独行”精神的章太炎﹐在革命成功之後﹐一直是忧患心切﹐无时不以世务为念的。这在民国初年写给吴承仕的多封信里都有体现﹐所谓“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云云﹐不多列举。事实上﹐章太炎早在《书‧原学》(《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里就论述过﹕“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而“九隅既达﹐民得以游观会同﹐斯地齐微矣。材性者﹐率特异不过一二人﹐其神智苟上窥青天﹐违其时则舆人不宜。故古者有三因﹐而今之为术者﹐多观省社会﹐因其政俗﹐而明一指”。足见“政俗”二字在章太炎学术思想当中的重要地位。 　　钱穆先生在章太炎去世的一九三六年﹐作有《余杭章氏学别记》(收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一文﹐也认为“太炎之望於政者虽觳﹐而期於俗者则深”。并云﹕“昔顾亭林有言﹐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风俗人心﹐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缺。太炎早岁即慕亭林﹐其严种姓﹐重风俗﹐皆与亭林论学之旨相近。”另外就康章之争的问题也有总结﹕ 　　当其时﹐与为论相抗衡者﹐有南海康氏。康极恢奇﹐而太炎则守平实。故康欲上攀孔子为教主﹐称长素;而太炎所慕则在晚明遗老﹐有意乎亭林之为人﹐而号太炎。然康主保王﹐太炎则力呼革命。康唱为变法﹐太炎又谆谆期循俗焉。太炎之於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於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 　　这在某种意义上﹐又从学术史转回到了政治思想史的讨论层面。朱维铮先生认为章太炎“议王”﹐“无非要议论推翻清朝的革命派”﹐担心胜利後的革命党人﹐效仿日本“用王学以致富强”。这个论述的角度是很有道理的。应该说﹐章太炎对於王阳明思想的取舍或褒贬态度﹐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史问题﹐同时也是其所言立学“因其政俗”的社会关怀问题。在进入民国之後﹐不独《议王》可以作如是观﹐在《章炳麟论学集》所收书信里﹐也可以看出他对当时风气之颓败﹐ 民心之偷薄﹐深忧不已。这才是章太炎思想前後看似矛盾的关键点﹐也是他一度反省自己“激而诋孔”﹐以及作《王文成公全书题辞》和《王文成公全书後序》﹐又晚年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所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这些看似前後矛盾的多变之举﹐光靠单纯的学术史显然是很难解答的。因为站在章太炎的立场上看﹐一切无非是从收拾人心的“应时方便”出发。大致犹在其关於王学“拿它治国不行﹐拿它修身则好得很”(见前揭朱维铮先生语)的制衡论范围之内。 　　这里还有一个“公案”也可以借此话题做个了结﹐那就是ゥ敷p壬□摹吨泄□□□倌暄□跏贰泛我浴懊挥形□绿□琢粢幌□亍钡奈侍?(可参阅拙文《“末路”章氏王朝》﹐《读书》二○○七年第六期)。钱先生确实在《中国史学名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年版)一书里说过﹕“在我《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则只写到康有为﹐有一长篇﹐以下便不再写。因我此书只写死了的人﹐不写活在这里的人。”这个听起来好像“盖棺论定”的说法﹐甚至遭到过他的好友贺麟的直率批评(参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序》﹐商务印书馆二○○二年版)。似乎事实又并非如此简单。 　　正如贺麟所云﹕“那时章也已经老迈﹐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已相当确定。”不仅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早有专论﹐贺麟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对章太炎也有高度评价。钱先生的弟子余英时也说过﹕“清末的康、章并立﹐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清初的顾炎武与黄宗羲﹐中叶的戴震与章学诚那种‘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面。”(见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收入《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足见少了章太炎的学术史该留下多大的遗憾呀!如果说贺麟的书系属晚出﹐那麽在章太炎去世之後呢﹖钱先生在《中国史学名着》里仍说﹕“当然我可为他写一篇新的传记﹐补进《近三百年学术史》里去﹐只是我当时没有做﹐只用一篇短的文章记我的讲演。後来有太炎所讲《国学概论》出版﹐把我这篇讲演笔记也附在底下。我那篇讲演辞虽然很简单﹐ 但我认为已提出了太炎学问长处。”明明不可或缺﹐为何又不补这个缺呢﹖这里边似乎藏着什麽“难言之隐”。看来其中的关键还在於 “我那篇讲演辞虽然很简单﹐但我认为已提出了太炎学问长处”一语。 　　钱先生所说的讲演辞﹐乃前揭《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其曰﹕“或问有可永久宝贵之国粹否﹖太炎答曰﹐有之﹐即其国已往之历史也。嗟乎!廑斯一言﹐足以百世矣。”又曰﹕“晚近世称大师﹐而真能有民族文化之爱好者﹐其惟在太炎乎!”全文唯以章太炎的史学为题﹐视之为“太炎学之精神”﹐余则一笔带过。尽管赞词不断﹐也不可谓不客观﹐但终归说得不全面。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太炎学问长处”之外﹐钱先生一定是有着不好直说的“隐情”。时隔四十年之後﹐他才以一篇长文《太炎论学述》(收在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八卷﹐安徽教育出版社二○○四年版)将谜底彻底揭开。并且旧事重提﹕“余为近三百年学术史﹐止於南海康氏﹐太炎尚在世﹐因未及。太炎逝世﹐余在燕京大学曾作演讲﹐介绍其学术大概。然於其怪诞之论﹐则未有及。”并且特别说明﹕“太炎此等理论﹐ 毕生持守﹐始终不变﹐是终不可不述﹐以为考论民初学术思想﹐及有意知人论世者作参考﹐固非好指摘前贤也。” 　　那麽钱先生到底担心的是什麽呢﹖ 　　太炎之学﹐可分为四支柱。……而其崇信印度佛学﹐则尤为其四支柱中擎天一大柱。然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故幸而其思想在当时及身後﹐亦未有何力量﹐否则其为祸之烈﹐恐当尤驾乎其所深恶的後起新文化运动之上。 　　与《余杭章氏学别记》一文仅谈太炎“史学”精神所大不同者﹐该文则专揭太炎“佛学”之“隐患”。其曰﹕“论衡检论﹐检讨国故﹐属太炎学之旁面。到汉微言明倡佛学﹐乃太炎学之正面。”并且多处将章太炎怪诞言论﹐与章太炎所深恶的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如“太炎於中国历代人物﹐一一凭佛义﹐判其高下﹐定其差别。後起新文化运动﹐一尊西法﹐亦如太炎之一尊印度”。又如“太炎惟因此诸人一语近佛﹐遂不问向来学术翩戚撙脱O□□慈衔□渌□□愿哂谘裘鳎□癫蝗绲笔毙挛幕□硕□□磺笠挥□□谖鞣剑□嗑﹀糯□常□桃庾鹬□薄Ｖ链瞬荒芽闯銮□孪壬□缒辍耙□椤敝□□淞Ｎ侍馐俏□我□谒氖□旰蟛沤□饧□闯瞿兀靠钟胄挛幕□硕□笫浦□□□泄亍Ｖ罘缭迫宋锞□严群蟠鞘啦凰担□□□□□鍪兰偷睦□烦恋恚□□醴缙□泊蟛凰频蹦曛□□骸Ｔ谀持忠庖迳隙□裕□绿□姿枷氲摹耙□肌被□疽丫□懦□恕６丑庸□□饧□氖被□纯矗□□壬□摹耙□椤逼涫涤质且恢帧耙□恰薄Ｕ獯铀□牧硪黄□恼隆都枪□踩□□垩□?(收《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七卷)里也能看出来﹕ 　　民元以来﹐新文化运动跃起﹐高呼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无忌惮之风﹐有过於万历。倘言儒﹐必喜龙溪近溪乃如李卓吾之徒。倘言禅﹐则无修无悟﹐ 惟可有惊叹。惟当时新文学家亦遂称道及於公安﹐然惮窥其全书﹐因亦不知其学之出於龙溪近溪﹐又直跻於禅而超之﹐否则或可为三袁更张声气也。 　　本文以“接着说”为题﹐谈“章太炎与王阳明”﹐无非两层意思。其一是前面已经有人说过﹐本文就其所谈本身做一点补遗。虽无意强作调人﹐但也难免隔墙看花。其二是前面人所谈的视野基本在近代﹐本文则有意将该问题的讨论重心再进一步﹐由近代引向现代。从王阳明到章太炎﹐再从章太炎到新文化运动﹐应该是有一条主线下来的。尽管从逻辑上来看﹐这种看似一脉相承的学理带有很强的修正色彩。正如王阳明料想不到王学之末流会走向“狂禅”﹐而自信可以“为王学更进一步而後其言无病”的章太炎﹐似乎也料想不到他竟然成为自己所忌恶的新文化运动之思想资源(此处可详见前揭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李振声《作为新文学思想资源的章太炎》等文﹐毋庸赘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章门弟子里﹐像周作人、钱玄同均极力推崇李卓吾等王门後学。就此而言﹐钱穆先生尽管没有明言章太炎是新文化运动的祸首﹐但他的“隐忧”却绝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周作人《读〈初潭集〉》(见《知堂书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一文里﹐便记录了一段他与钱玄同都想收藏《初潭集》的往事﹐乃至要感叹“於今能与不佞赏识卓吾老子者尚有几人乎”。又据《钱玄同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二○○二年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记载﹕“王阳明之学﹐一进而为心斋﹐再进而为山农﹐於是有何心隐、罗近溪、李卓吾﹐皆王学中至上之人物﹐吾所最佩服者也。”此等现象﹐章太炎自己应该是有所省察的。他在《致柳翼谋书》(收《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一九七七年版)里就讲到过﹕ 　　而前声已放﹐驷不及舌﹐後虽刊落﹐反为浅人所取。又平日所以着书讲学者﹐本以载籍繁博﹐难寻条理﹐为之略论凡例﹐则学古者可得津梁。不意後生得吾辈书﹐视为满足﹐经史诸子﹐束阁不观﹐宁人所谓“不能开山采铜﹐而但剪碎古钱﹐成为新币”者﹐其弊正未有极。 　　反省也好﹐自辩也罢﹐唯留待後人评说而已。而若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与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做一比较﹐便会发现他们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精神源头的发凡上是大相径庭的。梁着以心学人物为先锋﹐钱着则以书院精神为楷模。准此而论﹐章太炎在二人心中的学术史地位﹐不待援笔﹐则已见高下。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难容章太炎﹐此也一不可或缺之着眼点。 　　 二○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完稿於厦门大学 -- Rulers, Statesmen, Nations, are wont to be emphatically commended to the teaching which experience offers in history. But what experience and history teach is this, - that peoples and governments never have learned anything from history, or acted on principles deduced from it. ---Hegel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33.7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