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杨佳娴　 蔡康永，一个此刻在台湾炙手可热的才子与顽童。跨足文化界与大众媒体，《康熙 来了》的哈拉打屁、《真情指数》的深刻意义，《两代电力公司》的挑战禁忌，可活泼 搞笑，也可深沈严肃的蔡康永，犹如变色龙般有着多变面貌。这位出身上海繁华世家的 权贵少爷，在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描写的那种场面下长大，他说他和海有特殊的缘 分；手上有4个电视节目却说电视连续剧是最没意义的东西之一；他说死前一定拍一部色 情片，还要为所谓的「坏学生」成立一所学校...这不是蔡康永的生死遗书，但要让你看 到不一样的蔡康永。 Q：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处在一种上海富裕家庭的氛围中，见识过许多白先勇笔下「泡在 福马林里」的「台北人」，在这样的成长背景里，你如何看待台北这个城市？ A：我从小在一种跟其他人不同的环境中成长，家里有许多规矩，白先勇〈永远的尹雪 艳〉写的那种场面，对我家来说真是稀松平常。比如打麻将好了，就像白先勇写的，配 牌搭子是很重要而且颇困难的一种工作，主人得对这些宾客的脾性一清二楚，快的不能 配慢的，否则就影响了社交玩乐的兴致了。然後，每到下午4点，一定要上点心，让客人 休息一下。来到台湾以後，上海的经验在我家是一直延续的，我一出生就是浸染在这种 气氛中，成长过程中并不感觉到有什麽断裂感。其他还有一些习惯，好比牌桌上现金交 易，这对我家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打牌我们都是用筹码，不会大剌剌把钱拿出来； 或者我看台湾人请客，怎麽主人点菜，点个五道好了，就跟服务生说「够了」、「先这 样就好」，上海人一定是主人拼命点，客人拼命拦阻，这可以说是讲究「排场」的表 现。 我家还有什麽皮沙发、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别人家都没有，後来才知道是从船上搬来 的。那个望远镜拿来一看，嘿，可以看得好远好远，可是在都市中生活根本不用这些 嘛，很不搭的。或者是换了拖鞋才能进别人家，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可思议，那些太太小 姐们在社交场合常常穿着丝旗袍，一没有高跟鞋，比例就怪怪的了。不过现在我比较习 惯这些事情了。 在我看来，台北是个个性不太鲜明的地方。有很多东西都彷佛是上海的遗迹。像总统府 那样的建筑风格，跟上海的欧风洋楼差不多啊。当然，今天如果是一个本省人来看，特 别是老一辈的，可能看台北就觉得处处是日本的遗迹。人永远不能看到全部，总是依据 着自己的价值观、经验来选择观看角度。不过，个性不强也意味着，台北接触异文化时 的阻碍较少。 Q：你曾提过你过去是个扁迷，後来陈水扁第二次没选上市长，你也就很少公开谈政治 了。你自己的出身会影响你在这方面的看法吗？ A：这个还是可以放在上海的例子来说。上海和北京不一样，北京是个政治性格浓厚的城 市，上海是个商业都会，它的国家性格并不强。就这一点来说，我可能是符合上海人 的。 Q：在几次访问里，你都提到自己在大众传媒不会待太久，或者再三五年，就想离开电视 圈去写作、去拍电影，为什麽会有这样的想法？ A：其实，很多在电视圈工作的人，应该都跟我有类似的想法吧。电视圈的工作容易让人 活在一种假象中，也容易产生倦怠。透过大众传媒的力量，要获得影响力是很容易的； 可是，拥有影响力，并不代表你就是对的，也不代表你做的事情就是重要的。像是电视 连续剧好了，超多人爱看，关心剧情发展，我却认为那是最没意义的东西之一。不少文 化人都曾经涉足电视圈，我想，电视要产生意义是比较困难的，文化人想透过电视媒体 传递讯息，成效恐怕也不彰。有一点倒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品味的改变。过去讲到综艺 节目，大家可能只知道有张菲、胡瓜、吴宗宪的主持方法，我希望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视 野。 Q：你主持的电视节目中，自己最喜欢哪一个？ A：我主持的电视节目中，《康熙来了》是打屁哈啦，不是寻找意义，《真情指数》才是 寻找意义的。我自己最喜欢的节目则是《两代电力公司》，除了可以呈现世代差异之 外，重点并不是在於「沟通」，而是希望能让年轻人谈谈自己的想法，往自己认为对的 方向走──这也就是人生的过程。毕竟，台湾社会是不太信任那些不符合体制要求的「 坏孩子」的。 美丽佳人杂志 四月号 -- http://www.wretch.cc/album/LESLEYLA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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