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米湾 转贴自:儒学联合论坛 [米湾按：此段文字乃本人应香港城市大学范瑞平先生之约所撰《蒋庆先生传》中之 一节。《传》本拟刊於新近出版之《儒家社会与道统复兴——与蒋庆对话》一书，後因不 合时宜被割弃。论坛前此所发“蒋庆先生与阳明精舍”则系《传》中另一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蒋先生所读儒学诸书，皆系以安心立命为旨归之新儒学及宋明性理学之 书。受新儒家影响，其所驰骋之儒学天地亦不外新儒学所划定之界域；其所归宗之儒学， 实际上亦“祖述程朱陆王、宪章梁熊唐牟”形态之儒学也。 不意一九八九年夏初，中国政局发生“大洪水”。此实国人百年来肆意戗绝文化生命，立 国思想及政治措施奉异学为法度准绳而招致之人祸也。《书》曰：“洚水惊余。”蒋先生 以其大不忍之心而受此现实刺激，因思所以扭转之道，故而有“政治儒学”之构建也。此 一因缘，蒋先生于一九九零年一月致牟宗三先生书中言之甚明： 庆去岁赴港与会，不意得仰见先生，是庆之幸也。庆尔来常读先生书，想见先生之为人。 此刻一睹先生风采，其心情可想而知矣。唯席间仓卒，行程匆匆，未暇就心中难题请益先 生。返深後，突遭世变，情志激奋，心绪不宁，不知中国与吾儒出路何在。殷忧深思，孤 心凄苦，半载有余。而後乃坚定志向，重振信心，知中国之问题仍是儒学问题，离儒学中 国之问题无由获解。於是重温儒学，力图再阐吾儒精神生命。然经忧之後，庆之关注始由 心性转向外王……庆昔居渝，始好西学。後悟西学美则美矣，未能解决中国问题。时幸得 闻熊先生、梁先生之学，心情为之一振，始知中国故学有不可弃者在。後又於唐先生家人 处闻唐先生之学与先生之学，愈信吾国故学至刚至大，乃吾族精神生命之体现，遂归心儒 学。庆此时归心之儒学，乃心性儒学也。遭变之後，庆思路亦为之一变，由心性转向外王 ，以为当今中国最大之问题乃外王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儒学在中国之复兴亦无望。儒学 若不能在中国今後之外王大也中有所作为，不为中国今後之政治发展提供坚实之理论基础 ，儒学将难为广大国人认同接受。是故，儒学现代发展之关键端在於儒学能否开出新外王 。鉴於此，庆窃以为有必要对中国儒学传统进行全面之检讨认识。 庆以为，中国儒学有两大传统，一为孟子一系之心性学传统，一为春秋公羊学一系之外王 学传统。此二传统岁均由孔子开出，然二统之关注重点、入手方法、对人性之体认以及对 後世之影响均不同。庆此时所究心者乃春秋公羊学，以为儒学在当今中国要开出新外王， 断不能舍春秋公羊学而获全功。（台湾版《政治儒学》，页548-9） “春秋公羊学一系”儒学传统，即蒋先生所谓儒学大传统中之“政治儒学” 传统也。 笼统言之，“政治儒学”之拈出系基於“六四”乱局。若具体言之，乃是激於民运人士之 表现。“六四”之後某日，蒋先生观看香港电视新闻，见美国国会议员之接见流亡海外民 运人士，趾高气昂，仿佛自由民主由其施舍，而民运人士低声下气，卑躬领受。此画面对 蒋先生刺激甚大，以为无论自由民主如何之好，亦不能乞讨；吾国在政治上必须有自已独 立之价值与尊严。此後乃反思吾国究竟有无独立之政治智慧、政治思想与政治资源，并反 省港台新儒学对中国问题之政治解决方案，遂由心性儒学转入公羊学之研读。後得出正面 肯定结论，“政治儒学”由此而作也。 所谓“政治儒学”，乃相对 “心性儒学”而言者。“心性儒学”重在解决尽心知性知天 、穷理尽性至命之个体生命超越转化与安顿依止问题，孟子以下之程朱陆王直至当代新儒 学属之。“政治儒学”重在解决如何顺承天道改制立法、制礼作乐以及建立政治制度之合 法性、社会秩序之合理性等制度架构问题，荀子以下之董子、何邵公以至清季庄方耕、刘 申受、龚定庵、魏默深、康长素属之。蒋先生所重开之“政治儒学”即是在继承公羊学传 统之基础上参考可资借鉴之西学资源并考诸中外政治现实所构建之外王学也。 八九年下半年，蒋先生开始研究公羊学。一九九三年将研究心得撰成《公羊学引论》。因 出版事务延宕，一九九五年六月始出版。“是书立言论事，一以公羊义理为准，故是书为 公羊学着作，而非客观研究公羊学之着作。公羊学为今文经学，故是书亦为今文经学。” （《公羊学引论》之自序）此书实康南海之後百年来第一部继承公羊学、取法公羊学之公 羊学着作也。 中国近世学界之研究古学，皆以纯客观之态度对之作科学考古式之研究，如隔玻璃橱窗察 视文物，无情感投入，无价值认同，更无所谓“微言大义”之发掘而致用乎现实者。蒋先 生言，《公羊学引论》付梓之际，出版社于吾国十数亿人口中竟寻觅不得一可资评审之人 ，後勉强请得一自认不谙公羊而治《左传》之老先生敷衍了事。今世经学园地之荒芜，於 此可见矣！蒋先生之书以今文经学立场言公羊学，阐发公羊学之时代价值，明确宣称“非 客观研究”，真可谓别具一格之当代“通经致用”之学也。 是书甫出，传至台岛，即因公羊家立场引起毓鋆老先生重视。毓老早年受教于康南海，在 台建有“奉元书院”，几十年均以“今文家法”在台民间讲公羊，以为大陆公羊传统早绝 。忽见大陆有公羊家着作问世，甚惊异，认为非有师传亲授不能如此。因蒋先生居广东， 毓老便推测康南海学统未断，蒋先生为其师法之民间秘传，遂遣弟子携《公羊学引论》复 印本赴广东寻访蒋先生，欲与南海学统接榫也。後辗转得见蒋先生，知非南海学统之民间 秘传，南海学统之师传在大陆实已断绝，蒋先生乃私淑者也。虽然，毓老仍望与蒋先生会 面，因蒋先生赴台不便，毓老遂约其至深圳与蒋先生会面。宾馆与日程已定，惜毓老以九 十高龄忽患感冒不适，不宜远行，乃罢。毓老急欲亲往会蒋先生，得无欲觅《春秋》托命 之人乎？故蒋先生深为感动也。蒋先生虽未能亲见毓老，然有此一段因缘，蒋先生之精神 与毓老之精神已隔海相通矣。後蒋先生《政治儒学》与《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二书之在 台岛刊布，即得於毓老弟子之力也。 一九九五年《公羊学引论》之出，标志蒋先生之“政治儒学”问世。二零零三年《政治儒 学》在台湾出版，次年在大陆出版，二零零四年复有《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在台湾出版 。《政治儒学》与《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系蒋先生“政治儒学”之展开与充实。两书尤 其是《政治儒学》一书在当今中国学术思想界影响甚大。自此之後，“政治儒学”作为一 新学统始立於中国学术之林，无论中国学人接受“政治儒学”之义理价值与否，而“政治 儒学”一词则俨然成一新铸之学术关键字而上人人之口矣。 “政治儒学”体系宏大，义理深微，且许多内容蒋先生尚在探索中，兹不暇详论。举其大 端，有“以天统政说”、“王道政治说”、“大一统说”、“心性群治二分说”、“道统 高於政统说”、“天赋圣权说”、“儒士统治说”、“合理等级秩序说”、“儒教宪政说 ”、“儒教立国说”、“三重合法性说”、“儒教议会三院说”、“儒家文化本位说”、 “政治保守说”、“以善致善说”、“夷夏之辨说”、“复古更化说”、“时中智慧说” 、“复魅说”等等。凡此诸说，有直承公羊学旧说者，如大一统说、夷夏之辨说等；有对 公羊学本有义理加以总结并出之以时人易解之措词而成者，如道统高於政统说、心性群治 二分说等；有参考儒学及其它学统之精神结合时代问题而新创者，如三重合法性说、复魅 说等。凡此诸说义理相联，有机结合，构成一别开生面之儒学新学统矣。 此学统与宋明儒学系统之不同显而易见。宋明儒学为与佛教相颉颃，专意发明孔门正心诚 意希圣达天等内圣之旨，於外往之学无所发明。宋明儒虽亦有其政治见解与主张，然皆系 循“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之理路言之者，政治问题被约化为心性问题，失其独立意义。蒋 先生所阐发之“政治儒学”系将政治问题从心性领域独立出来加以处理，显非宋明儒学之 故辙也。 此新学统与港台新儒家之学亦明显不同。此中可言者甚多，今仅就内圣与外王之关系一端 论之。以牟宗三先生为代表之新儒学虽然未将政治问题约化为心性问题，提出两者之间系 “曲通”而非直通，并以“良知坎陷说”解释之。然经由良知坎陷之曲折而成就之政治领 域，实际上已成完全独立之领域，其与天道性理只具形式上之联系，天道性理之具体内容 并不能贯注於政治制度之结构中。根本原因在於“良知坎陷说”乃牟宗三先生为弥缝近世 知识世界与道德世界之裂变、既成全两者又绾合两者而提出之逻辑假定也。大儒苦心虽可 理解，然此一逻辑假定，虽然理论上颇为圆满，然恐不具实质意义也。因良知坎陷之後政 治领域实质上完全独立于天道性理，故新儒家所成就之制度乃全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体 用发生断裂，打为两橛矣。新儒家或可辩解曰：“自由民主制度之建立乃儒者内圣之学之 内在要求，故内圣外王并未断裂为两橛。”此说虽非全无道理者，然细思之，恐未必然也 。若以亚里斯多德“四因说”格之，此“内在要求”之说只相当於“四因说”中之“动力 因”，而“目的因”、“形式因”与“质料因”皆不与焉。正因缺少後三因，故最终成就 之外王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与天道性理无内在联系，与民族精神相脱离，因而亦与自由 民主主义之西化派殊途而同归矣。 蒋先生之“政治儒学”虽主张政治与心性两分，但强调“天道下贯”之义理形态，即客观 超越之天通过“以天统人”之方式形成汉儒所谓“依天裁事”、“设官法天”等下贯管道 ，从而将天道之旨意、价值贯注於政治领域也。循此所建立之政治秩序乃直接体现“天道 天理”之神圣礼法秩序而非近代世俗化之政治秩序，循此所建立之政治制度乃具有中国儒 家文化特色之礼乐刑政制度而非西方式之民主制度。如此，则与牟先生所言“良知坎陷” 之结果迥乎不同也。 复次，蒋先生之“政治儒学”虽祖述汉以来之今文经学与公羊学，然并非简单照搬，而是 立足中国乃至世界现实之大问题，在把握传统今文经学之大经*法基础上有所发明创新。 此非公羊家发掘孔子“微言大义”因时“通经致用”之“家法”乎！除此继承中学传统外 ，蒋先生对西方政治思想之精华亦有所汲取。且不论其他，耶教中天主教之政治哲学、伯 克与迈斯特之保守主义以及民主思想中之议会主权学说即其显然者也。要之，蒋先生之“ 政治儒学”乃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取东西文明之长而成之儒家新学统。此套学统 ，其结构或未必已臻完善，其论证或尚存罅隙，然已於当代思想界拓展一新天地，别开一 新生面矣。蒋先生尝谓：“一种理论之提出，其价值在於开出一学术新路向，待後人共由 而证成之，而不在解决此一理论面临之所有具体问题也。”此则蒋先生自道其学也。 蒋先生“政治儒学”所揭櫫之王道政治，在当今中国之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新儒家之外 ，标示出中国政治发展之第四条道路。此乃儒家政治理想沉寂一百年後首次进入公共话语 领域，表达出儒家独特而强烈之政治诉求。或许有学者畏其陈义太高，难以落实，然欲使 现实政治不致迷失方向，酿成人类大患，吾人不可不悬此王道理想以为政治祈向之鹄的也 。 除荀、董、何一系之公羊学外，蒋先生亦特好文中子“河汾之学”，谓荀、董、何之学乃 “政治儒学”中之“王官学”，“河汾之学”乃“政治儒学”中之“帝王学”。“帝王学 ”所以实践“王官学”者也，无“帝王学”“王官学”则不办。故蒋先生虽远处龙场，然 亦向往河汾，其《龙岗望月》诗云“何日汾水上，独照续遗编”可见也。察蒋先生之意， 盖居今之世欲重建具有儒家特色之“中国政治”，当寄望於他日之房、杜、魏也。 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8/1121/article_4050.htm -- Pray for Obama: Psalm 1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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