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儒简与告子学说 陶 磊 （一） 告子，生平事蹟不详，《孟子》七篇有《告子》，赵岐於篇题下注云：「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称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尝学於孟子。」赵岐之称告子兼治儒墨之道，盖由於《墨子》中也有告子，《墨子‧公孟》： 「二三子复於子墨子曰：『告子言义而行甚恶，请弃之。』子墨子曰：『不可，称我言以毁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爱人，甚不仁，独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谈甚辩，言仁义而不吾毁，告子毁犹愈亡也。』二三子复於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胜为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为仁，譬犹跂以为长，隐以为广，不可久也。』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亡，子之身乱之矣。』」 孙诒让不赞成二书中之告子为一人之说，认为「以年代校之，当以苏说为是」。1苏指苏时学，他认为「此（《公孟》）告子自与墨子同时，後与孟子问答者当另一人」。2近人梁启超作《墨子年代考》，认为两书中告子的年代可以圆通，不必强分为二人，他说：「《孟子》本文无以证明告子为孟子弟子，恐直是孟子前辈耳。墨子卒下距孟子生不过十余年，告子弱冠，得见墨子之晚年，告子老宿，得见孟子之中年，并非不相及。」梁氏之以告子为孟子之前辈，盖受其师康有为之影响，康氏以为告子「盖亦孔子後学而为孟子前辈大儒」。3钱穆同意《墨子》《孟子》中的告子为ꐊ@人，并估推其年代为公元前420年—350年。但他不赞成康氏之告子为孔子弟子的说法，认为「观《公孟》篇所记二三子请弃告子，而墨子曰不可，则告子殆亦墨子弟子」。4 《墨子》《孟子》中之告子是否为同一人？若是同一人，他是儒家弟子还是墨家弟子？仅凭传世文献很难下结论，在郭店儒简中，笔者发现有不少内容可以和二书中告子的思想相发明，因此笔者认为，二书中之告子为同一人，当是儒家弟子。试疏证如下，不当之处，祁请方家指正。 （二） 告子学说主要保存在《孟子》书中，概括其观点，主要有以下三条： 一、关於性无分善不善的观点 此观点见於《告子上》，主要有这麽几章：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於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於东西，无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像，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告子的性无善不善之论，可从郭店简《性自命出》得到解释，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行，待习而後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於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於情，情生於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之。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5 性是「待物而後作」，即受到外界刺激而发动，如见孺子将入井，则起恻隐之心，见食色则起贪得之心，性本身无所谓善不善，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所以产生善不善这种差别，动因来自外部，即所谓「所善所不善，势也」。这种解释和孟子给水分上下所做的解释「其势则然也」是一样的。可以认为告子与《性自命出》在性无分善不善的认识及对其所做的解释上是一致的。 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来自於他的「生之谓性」的观点。所谓「生」，朱熹认为是「指人物之所以知觉运动者而言」，6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指人和物对外界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能力是天生的，所谓「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是也。毫无疑问，这种感知能力本身无所谓善不善，只有当它受到外界刺激而发作时，它才会表现出善与不善，在这点上，告子与《性自命出》也是一致的。 二、关於「不动心」的思想 所谓「不动心」，是指主体不因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正常的心性状态，无论是压力还是诱惑，都不足以使他动心。孟子称自己四十岁才达到这种状态，又说告子先他不动心，显然告子先於孟子解决了心性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 同为不动心，二人实现的途径不同，《孟子‧公孙丑上》： （公孙丑）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气』，不得於心，勿求於气，可。不得於言，勿求於气，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也；气，次也。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 为了更好地解释这段文字，有必要重引《性自命出》那段文字，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後作，待悦而後行，待习而後定。喜怒悲哀之气，性也。及其见於外，则物取之也。 据此知道，性就是气，由心而发。心受「志」之牵发，由於心无定志，故性「待物而後作」，即受到外部刺激才会发作；「待悦而後行」，即当主体对这种刺激感到愉悦，其心性就会自然流露；「待习而後定」，即当主体对某种刺激习以为常时，其心性流露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条件反射。这是心性的正常活动。 孟子说「志，气之帅也」，意指气性受心志左右，若心志集於义，则生成浩然之气；若心无定志，其气性则是待物而後作。告子说「不得於心，勿求於气」，意指若心无所触，则气性就不能发挥出来，也就是不动心。但如何做到心无所触，不受外界干扰呢？孟子主张心志集於义，告子则提出「得言」，即「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何谓「得言」？朱熹在次章「知言」下注云：「知言者，尽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无不有以究极其理，而识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这里朱熹将知言与尽心尽性联系起来，符合《孟子》上下文意。 郭店简《成之闻之》中有一段关於「得言」的论述， 是[故]君子之於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未有可得者也。 是故君子之於言也，非从末流者之贵，穷源反本者之贵，苟不从其由，不反其本，虽强之弗入矣。 所谓「强之弗入」，即所谓不得。由此二条看朱熹对「知言」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而这两章讲的应就是告子的得言与不得言。所谓「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是说如果没有弄清所听之言的前因後果，来龙去脉，心就不能以之为「志」而受其牵引。用孟子的话说，就是要能够区分耤B淫辞、邪辞、遁辞，而不为其迷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对告子来说，心性就会受到影响，即所谓动心。对孟子来说，政事就会受到影响。 三、关於仁内义外之说 这也见於《告子上》，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於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於外也，故谓之外也。」 又说： 「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 编《孟子》者将此类文字与告子性论编在一篇，不仅因为它们都是告子的言论，还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朱熹给告子仁内义外之言作注云：「告子以人之知觉运动者为性，故言人之甘食悦色者即其性。故仁爱之心生於内，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学者但当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义。」也就是说，从心性角度讲，仁是自发产生的，比如说孝悌；而义则由外在的社会关系决定，在不同场合，义的表现也不相同。正如《管子‧戒篇》所说，「仁从中出，义从外作」。由於义不如仁稳定持久，所以告子「胜为仁」（《公孟》篇），并且用之於「治国为政」 （《公孟》篇），这就是所谓仁政思想。 告子重视仁，并不意味着义可以忽略，或者说义当无条件地服从仁，这就产生了所谓「门内之治」与「门外之治」的差别。《告子上》： 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於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所敬在此，所长在彼，果在外，非由内也。」 这里讨论的是义内还是义外的问题，从中不难发现，他们默认这样一个原则，即尽管弟弟应该尊敬兄长，但在乡饮酒礼这样的公共场合，若有乡人长於兄长，酌酒时当「先酌乡人」，这就是所谓「门外之治义斩恩」的原则。这种思想在郭店简《六德》中有详细论述。 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外立君臣妇也。疏斩布絰杖，为父也，为君亦然。疏衰齐牡麻絰，为昆弟也，为妻亦然。袒免，为宗族也，为朋友亦然。为夫绝君，不为君绝父。为昆弟绝妻，不为妻绝昆弟。为宗族疾朋友，不为朋友疾宗族。人有六德，三亲不断。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 这段文字以丧服为例，阐述了作者仁内义外及门内之治恩掩义的思想。由於门内之治主恩，「嗯，仁也」，7而仁由中出，所以「门内之治欲其逸也」。8所谓「欲其逸」，指行为者要率性自然，不要虚伪。门外之治主义，而义从外作，所以「门外之治欲其制也」。9所谓「欲其制」，指行为者要讲求秩序，要尊尊贵贵长长。 郭店简《语丛一》中还保留了一些仁内义外的言论， 2：1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道也，或由中出，或由外入。 2：2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礼、乐、刑] 11：1仁生於人，义生於道，或生於内，或生於外。 11：2[厚於仁，薄]於义，亲而不尊。厚於义，薄於仁，尊而不亲。 这几条阐述的都是仁内义外的思想。值得指出的是，2：2简後原缺，李零先生补「外入者礼乐刑」六字，是基本正确的，但据上论，由外入者中应该有「义」，所以将「刑」更为「义」，或许更好。 （三） 综上所论，《墨子》《孟子》中的告子当是同一人，他们对仁义轻重的认识完全相同。从郭店儒简中有不少可与告子学说相发明的内容来看，告子当是儒家弟子，其时代当比子思晚，而早於孟子，是思孟之间的关键人物。郭店儒简从整体上说，当如李学勤先生所论是《子思子》，但从具体篇章来看，大部分当是子思之弟子所作，告子或是其中之一。墨子称告子「言谈甚辩」 （《公孟》篇），郭店简中的很多内容正体现了这一特色，这种学风也是上承子思，下启孟子。郭店儒简的时代，当在思孟之间。 1 孙诒让《墨子闲诂‧公孟》。 2 孙诒让《墨子闲诂‧公孟》引。 3 《孟子微》卷二「性命」。 4 《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二「墨子弟子通考」。 5 本文所引郭店楚简，悉据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载《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 6 朱熹《孟子集注》，下文引朱熹之说皆出此书。 7 《大戴礼记‧本命》《礼记‧丧服四制》。 8 《性自命出》下篇。 9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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