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从House MD 这部影集里的一个案例联想到的启发，大家 可以讨论一下。 案例： 有两个病人A跟B，得了相同的传染病，医生确定A是被B传染的， 所以两个人肯定是同一种病，但无法诊断出到底是哪一种传染病。 经过无数的尝试後，医生将范围缩小到两种病：甲传染病跟乙传 染病，很不幸的是，治疗甲传染病的药用在得到乙传染病的病人 身上不但无效，还会害死病人，反之亦然。唯一可以确定是甲还是乙 传染病的方法是送到实验室检验，但需要三天的时间。问题是 病人如果不用药的话，一天就会死。这时候，如果你是医生，该怎 麽办呢？ 就传统期望效用理论的观点来看，如果同时对A跟B用同一种药， 那有一半的机会（主观机率）可以治好，expected survival number of patient是 50%*2=1个病人。如果对A使用甲药，对B使用乙药，那 有一个病人肯定死，另一个病人肯定活，这时候期望值也是1个病人， 按照风险趋避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选择第二个方案，因为在期望 值相同的情况下，确定的比不确定的好。 可是如果照Kahneman跟Tversky的实验来看，人们对得到跟损失的 敏感度不同，在衡量得到的时候，人通常是风险趋避，但对损失 则通常是风险爱好。所以当改变叙述的方式後，即使一模一样的 setting，人也可能会有不一样的选择。 举例来说，把上一个问题改成： 第一个方案有50%的机会会死二个人，而第二个方案肯定会死一个人， 那你会选哪一种？这时候，人往往就会改选第一个方案了。这就是 医疗决策吊诡的地方，在面对生跟死的时候，光是对得或失观念上 的改变，就会完全改变决策的结果。这时候，医生怎麽去思考、以及 怎麽跟病人沟通，就会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医疗资讯是否应该 对病人完全公开，也是医疗道德应该慎重考虑的。 例如说，医生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案，对病人A用甲药，对病人B用乙药， 我们知道这时候确定有一个人会死，一个人会活。这时候问题来了， 如果你是病人A的家属，医生只跟你说，我们怀疑你家人得的 是甲传染病，但这种药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治疗率，有一半机会会死， 那为了求生存，我想任何人都会愿意接受这个治疗。即使死了， 病人家属也不会怪医生，因为大家会认为这就是命，医疗总是有风险。 可是当你知道同一个医生对病人B采用完全不同的疗法，结果A死了 B却活了，你会不生气，不去告医生吗？但就医生的立场来说，其实 他并没有偏好哪一个病人，在事前两个病人的死亡率都是相同的， 同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在A也有可能发生在B上。可是这个医疗资讯 的揭露，却会带给医生很大的麻烦。 那你可能会说，医生可以在事前就把医疗资讯完全揭露，让病人自己做 选择就好了，那这时候，如果你是病人A，你会选择甲药或是乙药呢？ 还是看另一个病人选择什麽来决定呢？很吊诡的是，大部分的病人 这时候都宁愿把责任丢给医生，而且逼迫他们在甲跟乙中选一个 比较好的。然後两个病人都采用同一个方案。也不愿意自己选跟另一个 病人不同的方案，当然，如果客观机率可以被准确的测量出来，而且 医生确切的知道甲跟乙的机率哪一个比较高，那或许这是可行的。 可惜的是，通常这种情形在临床上不存在，而主观机率可能就是刚好 50-50，那医生可能就真的被逼要丢铜板了。於是，我们从一个确定 可以救活一人的方案，被病人改成一个风险较高的方案，那就公卫 的角度来说，医疗资讯的揭露真是一件好事吗？ --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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