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高雄县教育电子报 纳税是国民的义务，但改善教育环境难道不是政府的责任？ 任怀鸣（高雄市教师会政策中心执行秘书）94.3.22 ●要求配套是抗税的藉口？ 谢长廷出任阁揆，立刻宣示租税改革的决心；於是，「军教课税」议题又再度浮上台面。 2002年教师走上街头，被人?蔑是为了抗税；如今，教师会要求政府提出课税配套， 会不会被人批评又在「吵着要糖吃」？以目前的态势看来，情况似乎不乐观。 全国教师会一再指出：「课多少补多少，实质所得不减少」是行政院游前院长的承诺， 要求政府秉持诚信，和全教会协商教师免税取消後的配套措施。 但教育部却以举办北中南三场公听会回应全教会的要求，并在公听会举办的同时， 发布「中小学教师平均薪资『不低於』服务业」的统计资料。 之前，家长团体已公开表达反对「课多少补多少」的立场；昨天（21日）， 人本教育基金会更召开记者会，反对教师以「课多少、补多少」作为愿意缴税的条件。 网路上甚至有人呛声：「本来就要课税，哪来那麽多配套？ 其他人从20岁工作起就课税，难道是应该的？老师地位崇高，难道其他工作就不崇高？」 …「山雨欲来」的气氛已逐显露。 其实，基层教师绝少有抗税念头，但却盼望藉此机会，能迫使政府面对中小学教育环境 长年不得改善的沈痾。「配套」本来是政府先提出来的，但他似乎从没认真打算要履行； 教师会咬着「配套」不放，就好像女生咬着负心汉的婚约，在一旁看戏的外人却对 「女生要胁男方」大肆批判。教师会吃了政府一记闷棍，却只能「哑巴吃黄莲」了！ 持平而论，「配套」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教师是否课税的条件； 但政府以前哭穷，一再苛扣改善中小学教育的投资，现在老师们要「自体输血」，政 府是不是也应该没有藉口了？ ●政府亏待中小学很久了 2000年，有一份阿扁的竞选海报上画着一个「三头六臂」、形色操劳的国小老师， 下面附了一张老师从早忙到晚的行事历，标题打着「国小老师辛苦的一天」；於是 ，海报上体贴的说：「国小教师每天疲於奔命，忙东忙西，行政琐事非常繁杂， 如何做好对学生的授课、辅导工作？」於是，在5号候选人姓名旁， 以相同大小的字体印着一句令人感动的口号：「虐待国民教育，就是虐待大家的未来！」 相信很多老师是被这张海报感动而把票投给陈水扁… 但五年来，阿扁「提高国小教师员额编制到每班2.0」的政见却只停留在「只闻楼梯响」 的阶段；阿扁的教育部对於「提高国小教师员额编制由1.5至2.0」则乾脆直接了当的 表示不可能，因为：「…经精算後，将国小教师编制提高至2.0，五年教师人事费 约需755余亿元，势因经费筹措困难，国家整体人事经费负担加剧，而影响教育深远发展。 」於是，国小教师只好继续「每天疲於奔命，忙东忙西，行政琐事非常繁杂」， 至於「如何做好对学生的授课、辅导工作？」，教育部说：「老师应有专业能力解决」。 84年，民间团体发动「降低中小学班级人数」运动，85年，行政院教改会教改谘议报告书 具体建议：「从今至九十六学年度，国中小班级人数均应以30人为目标。」87年，林清江 部长上任，将国中进度修正为国中35人一班，并纳入教改行动方案。然而，自86年起，各 县市却开始出现「大减班」的现象，86、87两年，全国国中小共裁减超过1000班。88年， 教育部虽正式宣布国中实施不减班，但各县市因财政吃紧，纷纷以高门槛的做法实行 小班政策。八、九年下来，拜「少子化」之赐，各县市班级人数确有减少的趋势，但除了 台北市，绝大部分都会县市的平均班级人数从来没有达到30人的标准。以高雄市为例， 这两年虽号称国小班级人数32人，但如果看个别学校，就有五成以上每班平均人数超35人 ；甚至还有新兴的社区新生班级人数超过40人。去年，教育部邀集各县市教育局召开 「研商国民小学不减班不减师计画」会议，最後仍因为财主单位「不愿配合」而不了了之 。 政府似乎已经忘了阿扁总统的警告：「虐待国民教育，就是虐待大家的未来！」 有没有「善待国民教育，就是善待大家未来」的国家？论者以为，近年在IT产业、 各项国际评比崭露头角的芬兰，就可归功於芬兰杰出的基础教育。芬兰的教育部长分析芬 兰教育成功的原因有三：第一、芬兰施行「一贯的」、「平等的」、「优质的」基础教育 ；第二，芬兰有丰富的图书馆资源；以及第三，芬兰重视教师团队的素质。芬兰除了要求 所有老师们要有硕士以上学历、鼓励老师们研究和进修，芬兰同样给老师极大的尊重–除 了良好的工作环境、也充分尊重老师的专业自主。反观台湾，我们的教育部眼里永远只有 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从来没听过有什麽「五年五百亿」的大手笔。我们的教育部长似乎 也不怎麽尊重教师，一会儿「同心圆理论」、一会儿「台湾地图要横躺」；老师们要争取 组工会的基本人权，部长竟然大骂老师「将所有好处往身上揽」。实在令人气结！ ●教师会应摆脱「课多少补多少」的魔咒 其实，教师会的内部讨论中，已有应避谈「课多少补多少」的共识，对外也不再强调 这个主张。但外界总是有人怀疑教师会在这个时候要求「课税配套」，其实是 「爱吃又假细意」–心里终究想着「实质所得不减少」。个人以为问题正是出在 「行政院游前院长的承诺」这个「裹者糖衣的毒药」。 这两年，台湾经济倒退、政府财政恶化，社会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气氛一触即发。 谢揆一宣示租税改革，媒体打蛇随棍上，立刻引起社会同雠敌慨的情绪；日前， 便有媒体对高科技的租税优惠大加挞伐，甚至，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批评也纷纷出现。鼓励高科技乃政府政策，如今却指责高科技业者（甚至员工） 不知民间疾苦，其实并不公平。但舆论一经塑造，刻板印象即已形成。 教师「课多少补多少」的情况也是如此，二年多前的游行，社会上已隐约有 「教师在维护既得利益」的负面印象；如今再提「课多少补多少」或「配套」， 更加坐实人们的猜疑。或许有人说：争取教师权益本来就是教师组织的天职； 但我们有一个不争气的教育部，不但不替他自己的员工（公立学校教师可视为广义的 公务员）说话，甚至趁机挑拨教师和社会大众的对立，到头来，教师「争取合理权益」 却被诬指为「维护既得利益」，教师会能有多少胜算？个人建议，全国教师会不如公开宣 布：行政院当初「课多少补多少」的承诺，全国教师敬谢不敏，原封奉还。 但改善中小学教育环境的钱，教师争到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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