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x.com/shashj/status/2059987667341676844 https://x.com/michaeldweiss/status/2060063170169831868 更容易开战，却更难取胜 本刊国防编辑评析近年来战争型态如何改变。 步兵从来都不是一份好差事。但如今的处境尤其悲惨。 在乌克兰东部，由双方无人机共同形成的「杀戮区」里，士兵随时都有可能发现自己身处 一场致命电子游戏之中。 今年二月，当乌军试图前往顿内茨克州米尔诺赫拉德，支援当地仍坚守的少数同袍时，他 们很清楚，由隐蔽飞手操控的俄军无人机，将使任何车辆移动都变得不可能。因此，他们 只能小心翼翼地穿越森林渗透前进。 这可能需要数周时间。而一旦进入，他们或许数个月都无法离开。 战争带来的後遗症，则可能持续多年。 从前线返回的士兵，即使身处距离战区数百公里之外，仍会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让灯光 保持昏暗。心理学家称之为「过度警戒」与「高度唤醒」状态：无人机的声音会立刻引发 恐惧与无助感。他们走路时总会不自觉抬头张望。 就在米尔诺赫拉德战役持续胶着之际，美国与以色列战机，则在当前另一场大国战争中， 毫无阻碍地轰炸伊朗。 那些飞行员拥有完成打击、评估战果、再度攻击所需的一切：世界最先进军队能动用的所 有感测器——机载红外线与雷达、附近无人机支援、更远处的雷达网、卫星监控等等。 以色列甚至骇入德黑兰的交通摄影机，以追踪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的行踪，并逐步逼近准 备将其击杀。 这两场战争在作战方式上截然不同，但在某些层面上却又惊人地相似。 无论是乌克兰战争，还是围绕伊朗的战争，都受到科技发展影响。新技术为军队作战的地 点与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透明化。 这种透明化并不完整。它始终只是局部的、断续的，也始终面临挑战。但在过去八年间— —自从本文作者离开智库、成为《经济学人》国防编辑，而如今也即将离任——这一直是 战争科技最具代表性的趋势。 乌克兰与伊朗还有其他相似之处。 这两场战争，都是由大国领导人在误以为能轻易获胜的情况下发动的。而它们後来的发展 ，都超出了那些领导人的预期，逐渐演变成某种僵局。 在这样的僵局中，对俄罗斯与美国而言，「无法取胜」愈来愈像是一种失败。 科技变化是否让防守方更容易作战？又或者，它是否系统性地鼓励大国发动那些根本无法 取胜的战争？ 还是说，这其实只是历史重演——大国一如往常地误入不智战争，而那些战争只是反映了 当代主流技术而已？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战争在某种意义上正进入一个「繁荣期」。 乌普萨拉冲突资料计画（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gramme）记录显示，2025年共有65 场活跃的国家型冲突——这里指的是至少一方为国家、且每年战斗相关死亡人数达到25人 以上的战争——这是自1946年该机构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水平。 其中包括8场被归类为国家对国家的战争，还有2场每年战斗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冲突。 奥斯陆和平研究所（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也指出了类似的严峻趋势。他们 表示：「尽管战斗相关死亡人数在2022年至2023年间大幅下降，但过去四年仍是冷战结束 以来最暴力的时期。」 战术透明化可以归结为三个要素：更大量、性能更佳的感测器；精准打击火力；以及能将 「可用数据」从前端感测系统传递到後端目标锁定系统的网路。 如果把这一切简化为「无人机」，其实是一种过度简化。 战场上存在各式各样坚固耐用的感测器，可以分散部署在战场各处，或装设在穿越战场的 士兵与载具上。也有不同类型的智慧弹药，更不用说那些本身不具智慧、但能被更聪明运 用的「普通弹药」。 而这一切若没有把感测器与射手连结起来的网路——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人员组织层面— —都无法成立。这些网路负责分析与决策，将资讯转化为打击行动。 无人机能同时扮演感测器与武器，由单一操作员控制，因此容易让人将整个复杂体系误认 为是一个简单的工具包。但历史上，将武器本身的效果误认为整套运用系统的优势，曾多 次误导军事决策者，未来也可能再次发生。 尽管如此，无人机确实是变革的强大象徵。它像空中的哨兵般盘旋，也带着令人不安的贴 身追击感。它同时呈现出一种战争的新特徵：既去中心化，又极度贴近局部；既遍布全域 ，又存在於每一个具体「此地」。 它可以远端操控，但又像是直接贴在你眼前发生。 同时，这种新型战争既陌生又日常。其制造方式更接近消费电子产品的供应链，而非坦克 、高端飞弹或火炮弹药的生产体系。 这使得技术能够透过快速迭代不断演化，形成持续的创新与反制循环。 英国「整合战争中心」负责人、空军中将赛门・斯特拉斯丁说：「你每几天就要更新一次 程式码。通常六周内就需要进行较大的软体升级；而在六个月内，你可能就得进行硬体更 换。」 新一代技术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兴起或淘汰，而前线战线却可能几乎毫无变化。 美国在9月11日事件後的数周内，就开始使用无人机——从「掠食者」（Predator）到「 收割者」（Reaper）——来击杀敌人。 但真正改变非超级大国战争格局的无人机，是土耳其研发制造的「拜拉克塔尔 TB2」（ Bayraktar TB2）。 TB2的首次重要实战，是在2019年利比亚内战中，对抗利比亚国民军向的黎波里推进。 2020年，它在战场上展现对装甲部队的打击能力：先是在叙利亚，随後在亚美尼亚，让全 球各国军队开始注意到这项武器。 接着在2022年2月，乌克兰的TB2无人机在阻止俄军坦克挺进基辅的行动中扮演了一定角色 。虽然其效果只是部分性的——火炮仍然更为关键——而且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它所拍摄 并传播的战果影像，具有强大的宣传价值，使其影响被大幅放大。 然而，TB2只是让这场战争走向当前这种残酷僵局的众多无人机之一。 到了2022年，更小、更聪明、更隐蔽的无人机开始出现；到2024年，多种型号已进入量产 。 连同火炮、工事、防御阵地、卫星通讯，以及大量飞手训练，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一条致 命的「消耗带」：最初约5公里深，如今在许多地段已扩展到接近30公里。 在今天的战场上，原本设计用於投弹的无人机，甚至开始在双方都被用来运送食物与饮水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士兵的困苦。 无人地面车辆则负责撤运伤员。仅在2026年前三个月，乌克兰部队就使用这类无人系统执 行了超过24,000次任务。 而在送餐与医疗撤离之间，则穿插着持续不断的攻击行动。 双方每天都生产数千架「第一人称视角」（FPV）无人机，用来进行一对一的猎杀与打击 。这类武器的使用，构成了这场战争中俄罗斯约110万至140万名伤亡士兵中的重要部分— —相当於俄国50岁以下男性中约每25人就有1人。 乌克兰的损失较低，一方面是因为进攻的代价高於防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乌克兰在以机 器人替代人力方面走得更远。乌克兰的伤亡相当於其战前18至49岁人口中的约每16人就有 1人。 有人认为，这已经是未来国家争夺领土战争的样貌：两个对手被大量廉价、全知的杀伤性 系统长期压制，陷入无休止的消耗战。 乌克兰驻伦敦大使、前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扎卢日内将军表示，大规模机动战争—— 即军队以速度与冲击力机动，而非正面消耗战——如今已「难以实现」。只有当战争进化 为「机器对机器」的高速对抗时，这种作战型态才可能再次出现。 但也有人认为这种看法过於夸大。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蒂芬・毕德尔指出，感测器革命的影响「很容易被高估」。随着新的 反无人机系统（特别是雷射技术）出现，以及干扰器与致盲技术削弱卫星与通讯能力，战 场平衡可能再次改变，为地面部队带来一定喘息空间。 电子干扰曾是TB2无人机在乌克兰早期成功後迅速失效的原因之一——俄罗斯电子战部队 很快掌握了反制手段。同样的命运也曾发生在美国「神剑」（Excalibur）GPS导引炮弹上 ，其命中率在短短数月内从70%骤降至6%。 在库尔斯克地区的战斗中，俄罗斯还率先使用以光纤缆线操控无人机的技术——这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时代概念的现代变体，如今双方都在使用。 《军事战略杂志》编辑、英国陆军顾问威廉・欧文则认为，更高水准的训练与装备能让军 队从一开始就不会陷入这种僵局。 他指出，如果用以色列水准的一流装备与训练对抗俄罗斯或乌克兰级别的对手，那麽单价 三千美元的FPV无人机「大多数情况下，甚至可能完全无关紧要」。 去年，在对中国军事学员发表的一场演说中，英国国防参谋总长托尼・拉达金爵士表示， 英国未来的作战方式将与乌克兰战场根本不同：其模式将更接近「以色列在2024年对伊朗 的打击行动」，在单一夜晚、单次出击中，利用远程「防区外」武器、精准目标锁定与第 五代技术，摧毁伊朗整个防空体系。 然而，军队很少能打到他们想要的那种战争。 托尼爵士几乎可以肯定是对的：在例如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中，只要美国全力参与， 联盟将很可能建立某种形式的空中优势。 但接下来会发生什麽？ 奥地利军事专家弗朗茨－史蒂芬・加迪指出，空中优势不仅比过去更难取得与维持，它所 带来的战略收益也比以往更有限。 在海拔4000公尺以下的空域，战场正逐渐与更高空的行动「脱钩」。这一区域愈来愈由各 种大量生产的无人机主导，同时也存在防御系统——虽然无法应对无人机的数量洪流，但 仍能对较大、较高价值的飞行器构成威胁。 有人开始称这个空域为「空中近岸带」（air littoral）。 正如大型海军在海洋边缘浅水区面对水雷、岸防火力与小型舰艇时，其优势愈来愈难发挥 ；大型空军同样也必须开始担心大气最底层这片「空中浅滩」。 这意味着，空中力量可能无法让军队从短距离、混乱且致命的近距离战斗中抽身。 加迪指出，以色列国防军（IDF）在过去两年於黎巴嫩的行动，正是这一点的例证。 「以色列国防军拥有空中优势与卓越的情报、监视与侦察能力（ISR），」他说，「但它 仍然必须徒步清剿村庄、承受伤亡，并接受一个事实：仅靠空袭无法迫使真主党撤退，也 无法带来政治结果。」 最近几周，真主党也开始采用与乌克兰战场类似的光纤缆线控制无人机，用以对以色列部 队造成伤亡。 不过，正如欧文的观点所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黎巴嫩陷入僵局；事实上，以色列国防军 已经回应并将攻势向更深处推进。但这确实说明：空中优势并非万能。 越来越多军队开始将「优势」视为可以在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创造的东西——罗布・李这 位乌克兰战争专家称之为「局部优势」（pockets of superiority）。 例如，乌克兰可能在某一时间点、某一区域干扰俄军无人机操作，让其操作者失明，并以 火炮攻击其阵地，再用自己的无人机进行打击。 由於这些操作据点往往隐蔽且数量庞大，这类突破可能需要数周的准备、佯动与情报蒐集 。 一旦成功打开「优势缺口」，乌军装甲部队就可能迅速推进，在五到十公里内突破前线， 并引发敌方溃退。届时，俄军无人机小组可能撤离，防线也随之崩溃。 李预期，今年将可能出现基於这种原则的成功装甲突破。 当他说乌克兰正处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刻」时，人们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僵持与消耗。但 他其实也指向1918年的新战术：结合突袭、精确预测炮击，以及训练有素的小型突击队， 使得决定性突破重新成为可能，并终结壕沟战。 「防御能力已取得优势，」他说，「现在将会出现新的技术与战术需求，以重新恢复机动 战的可能性。」 而这种联合作战的讽刺之处在於——即需要多军种协同的作战方式——战败的德国人往往 比英法学得更快，并以更有效的方式加以发展，而非战胜国。 二十年後，德军在法国战役中的胜利，并非来自更大或更先进的坦克，而是源於更优越的 作战学说，能更好整合装甲、步兵、炮兵与空中力量的协同效应。 训练是一种在真正开火之前尝试发展这些战术的方式。但尽管至关重要，它也从来不够。 毕德尔表示，他近期在加州莫哈维沙漠的欧文堡（Fort Irwin）观察到的一个装备精良的 旅级单位——这里是美国陆军国家训练中心——仍然「系统性地存在缺陷」。 该部队过度专注於机械化作战技能（因为这些能力被认为已经退化），以至於几乎「没有 心理余裕」去应对反无人机作战等新型威胁。 指挥所、後勤据点与防空系统都暴露在危险之中。 最好的学习方式，是向正在实战的人学习。 乌克兰的观察者对欧洲军队是一大助力；乌克兰退伍军人也是如此。去年「刺猬演习」（ Exercise Hedgehog）中，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协助测试北约在爱沙尼亚的防御计画。瑞 典今年的「极光演习」（Aurora）也有类似安排。 结果并不让北约部队显得占优。 一位熟悉该演习的瑞典官员表示：「我们失败了，而且是惨败。」 但他补充说，这正是目的所在：真实且会失败的演练，比起被过度脚本化、让人「表现良 好」的演习，更能带来学习效果。 美国发现这种学习方式较为困难，部分原因在於它很少派遣士兵进入乌克兰实地学习。 正如新的作战方式总是比单一武器的成功更加复杂一样，旧作战方式的衰落，也不只是昔 日「冠军武器」失去作用那麽简单。 坦克再次成为一个典型例子。 无人机支持者会告诉你，坦克已经过时了。 「为什麽还要部署坦克？」曾担任乌克兰高层顾问的无人机操作员伊利亚・塞基林问道， 「当同样的成本、几乎不会让操作员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你可以派出几十个履带式地面机 器人……再加上成群的攻击无人机？」 但旧有威胁依然存在，而且仍在适应新环境。 罗布・李指出，去年乌克兰第20机械化旅为了阻止仅两辆「乌龟坦克」（经过重度改装以 抵抗无人机的装甲车）前进，动用了超过60架FPV无人机。 即便如此，其中一辆本来仍有机会突破并在乌军後方造成严重破坏，只是因为变速箱故障 才未能成功。 那麽，如果不是坦克，当乌克兰创造出「局部优势」时，又该用什麽力量来突破呢？ 传统武器的「长尾效应」在其他近期战争中也同样明显。 在去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的冲突中——这是两国26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军事对抗—— 虽然无人机的大量使用受到关注，但真正最具破坏性的打击，仍是由有人驾驶战机发射远 程高端飞弹完成的。 即使在乌克兰战场上，用於深层打击的昂贵装备仍然发挥作用——前提是这些飞弹的大型 且脆弱的发射平台，无论是履带式、轮式还是空中载具，都必须尽量远离并隐藏在「杀戮 区」之外。 这促使许多「想要两者兼得」的将领与海军军官提出所谓「高低配」（high-low mix）概 念：以便宜且大量的武器补充少数昂贵的高端武器。 因此，他们试图同时整合新型破坏性技术与传统武器的升级版本，例如战斗机、驱逐舰， 当然也包括坦克。 他们承诺打造「混合型」军队与舰队，让无人与机器系统与传统装甲、飞机或军舰协同作 战。 但现实是，各国国防部门的资金流向并非如此。 「我认为我们正在投资於昨天的技术路线，」刚退休的美国陆军两星将军马特・范・瓦根 纳表示。他曾担任北约主要军事指挥部的作战副参谋长。 他说，北约的国防规划体系——决定采购什麽武器——「仍然建立在几十年前的思维之上 」。 他批评道：「一种77吨重的作战车辆，在一个已经高度透明化的战场上，每12小时要烧掉 500加仑燃料，这样的设计是不理性的。」 「未来的作战编制将会是高度无人化的。」 「未来的作战编制将会是高度无人化的。」——马特・范・瓦根纳 这种说法或许有些过头。但至少在当下，那些没有真正参与新型战争模式的军队，看起来 更可能是投资不足，而不是投资过度——不论是在相关战术、训练，还是采购层面皆然。 最先进武装力量所投入、用以展现纯粹军事力量的方式，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最为明显。 然而，即便如此，如果将这场战争中最初设定的目标作为标准来衡量，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川普的战争目标并未达成，而同样形式的军事行动再重复一次，也不太可能改变结果。 美国的「史诗怒火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已经打击了1.3万个目标，以色列则额 外打击了数千个目标。 然而，伊朗仍然保有反击能力。 它利用飞弹与无人机，攻击对手的早期预警雷达、飞机、无人机、跑道、军营、燃料库与 指挥部。 这些反击虽然比许多人预期更具威力，但并未造成决定性军事效果。然而，它们能够存在 本身仍然极为重要——同时也反映出伊朗残存军力对荷姆兹海峡所形成的战略阴影。 伊朗仍然具备生产远程无人机的能力。美国情报则显示，其仍保有战前约75%的飞弹发射 器，以及70%的巡弋与弹道飞弹库存。 从军事史角度看，摧毁30%的飞弹库存已经相当可观。 1991年，美国及其盟军曾竭力追击萨达姆・海珊的飞毛腿飞弹，派遣特种部队搜索沙漠中 的发射器，并出动超过1500次空袭。但最终没有证据显示成功摧毁任何一具发射器。 然而战争从来不会为「比自己过去更差的表现」给予奖励。 伊朗战场的结果显示，一个聪明的防守方——尤其是在幅员辽阔、地形崎岖的国家——即 使面对全球最先进的两支空军，也仍然能将大量且具威力的武器隐藏数月之久。 一种回应方式是更进一步强化技术——建立如此全面的战场态势感知，使得飞弹发射器一 旦离开藏匿位置就能立刻被发现；并建立「杀伤链」（kill chains），让数据能无阻地 流动，从感测到决策再到打击的整个流程可以即时完成。 正如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指出的，一些军事思想长期以来对「一击决胜」（ knock-out blow）这种概念情有独锺——即以足够强大的首次打击即可直接赢得战争。 20世纪的空中力量倡导者，也曾反覆提出类似构想，但真正取得成功的证据却相对稀少。 当然，这其中确实存在改进空间。 例如在英国，目标锁定行动需要使用超过270种不同应用程式，运行在20个不同的电脑系 统上。要将它们连接起来，本身就是一系列技术难题。 有时候，某一个系统产生数据的速度过快，网路根本无法承载；在凯特琳娜・曼森（ Katrina Manson）关於美国「神谕计画」（Project Maven）的着作中，她提到，在乌克 兰战争初期，用户甚至不得不向卫星公司紧急索取「加密器」，以应付暴增的数据流量。 有时候，两个系统彼此不相容，只能依靠人为介入来转接——通常是坐在两台不同终端之 间、来回操作的「旋转椅人员」（swivel chair）。 技术本身正在变得更有效率。 英国参谋总长表示，「感测器到射手」（sensor-to-shooter）的时间已缩短33%。 而在美国负责打击体系的AI支持者，已经开始超越「史诗怒火行动」这种每日约400个目 标的水准。 今年稍早，美国第56多域作战司令部（欧洲）的指挥官史蒂夫・卡彭特准将表示，他希望 该单位能够每天「生成」至少1500个目标；他的同僚则承认，这已「超出人类能力范围」 。 曼森指出，当「神谕计画」与大型语言模型（如Anthropic的Claude或法国的Mistral）整 合後，据信每天可生成多达5000个目标。 在某些情况下，更好、更快速的目标锁定确实可能至关重要。 俄罗斯在乌克兰从未真正取得空中优势，其中一个原因是：乌克兰在冲突爆发前夕，在情 报提示下及时转移了大量防空资产。俄军原本希望透过第一波打击「致盲」对手，但结果 打击到的只是那些已被撤离的空置位置。 如果俄罗斯当时能更快速更新目标资讯，或许就能迅速摧毁这些已转移的武器，进而改变 战争进程。 但问题在於：如果「史诗怒火行动」（Epic Fury）每天能打击4000个目标，而不是400个 ，那它的实际效果是否也会成比例提升？ 在这里出现一种倾向：目标数量与打击效率，可能逐渐变成策略本身的替代品。 在越战期间，美军曾透过奖励制度鼓励部队以更高「战果数据」（如击毙数）来换取休假 与勳章，导致「战果统计」本身变成目的。 於是，「再多打一次——但用更多目标」这种逻辑，可能会把「一击决胜」的幻想，变成 「永无止境的高强度轰炸」陷阱。 看看阿富汗的历史：这个国家可以被视为空中力量的「坟场」，从携带刺针飞弹的圣战者 时代开始就是如此。 2003年，小布希总统曾宣称塔利班已被「彻底打垮，几乎无法运作」。2017年，川普加大 轰炸力度时，北约驻军司令约翰・尼科尔森将军也声称「塔利班无法在战场上获胜」。 （读者应该知道，最後赢的是谁。） 加迪认为，这一切反映出他所称的「贝洛克症候群」（Belloc syndrome）：一种相信只 要以最现代、最高效率的方式单方面施加暴力，就必然能决定战争结果的迷思。 这个概念来自1898年反帝国主义讽刺诗《现代旅人》中最着名的双行诗。当面对土着叛乱 时，英国殖民者威廉・布拉德自我安慰： 「不论发生什麽事，我们拥有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自动武器如马克沁机枪，确实是「瓜分非洲」时期的关键工具，使欧洲殖民者能以极端流 血的方式，击败数量远多於自身的对手。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就能终结一切抵抗——正如威廉・布拉德在失去火力掩护後，最 终亲身体会到的残酷现实。 在某些层面上，围绕伊朗的超现代战争，似乎延续了既有趋势：极端先进的技术与不理想 的战略运用同时存在。 但现代战争的其他面向，也正在快速演变。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对那些只透过萤幕观看战争的人而言，战争会被「去感官化」、显 得更乾净、更抽象。但在当今社群媒体时代，这种情况正在剧烈改变。 五角大厦与白宫的社群帐号，已开始以某种「娱乐化」方式展示现实战场上的破坏画面： 将战损评估影像与好莱坞电影台词交错剪辑，把敌方船舰爆炸当作视觉高潮（money shots）。 创业者则将第一人称视角（FPV）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剪辑成带有重金属配乐的「杀戮影 片」，描绘被困的俄乌士兵脸上恐惧或绝望的神情。 战斗正愈来愈像某种客制化、远端操控的处决行为。 在美国陆军训练与准则司令部（TRADOC）引用的一段FPV影片中，一名俄军士兵被乌克兰 无人机接近时，指向不远处躺在沟渠中的同袍，示意「先杀他」。 无人机短暂停顿，随後向第二名士兵投下手榴弹，将其炸死。接着，它返回并以同样方式 杀死第一名士兵。 这段交战过程令人震惊，但未必违法。因为两名士兵都不一定构成「失去战斗能力者」（ hors de combat）。 官员指出，大众普遍误以为战争法比实际情况更严格。 例如，如果哈马斯在建筑物下方挖掘隧道，摧毁整栋建筑可能是合法的；如果伊朗利用桥 梁运送飞弹，即使同时也供平民使用，炸毁它也不一定违法。 然而，抛开公众误解不谈，范・瓦根纳将军表示，他对近年战争法的「全面侵蚀」感到震 惊。「我身边的同行也同样震惊。」 牛津大学伦理与武装冲突研究所共同主任珍妮娜・迪尔指出，有两个重要趋势：其一是报 复性语言的复兴，逐渐滑向集体惩罚的威胁；其二是对整类目标的公开威胁，例如桥梁与 发电厂。 这些说法在川普及其「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的语言中相当常见，他们经常以一种扭 曲版本的「战士理想」来表达这类立场。 当谈论杀戮的行为被加以颂扬时，那麽「为了谈论而进行杀戮」的情况，距离我们还会有 多远？ 2011年，哈佛大学教授史蒂文・平克出版《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提出一个颇具争议的论 点：人类正变得越来越不暴力。 他引用的证据之一，是战争数量与战争死亡人数的下降。 政治学者约翰・穆勒也提出类似观点。他在2020年指出，过去30年间只发生过四场「大规 模国家间战争」（定义为每年至少造成1000名战斗死亡的冲突）：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 的战争、亚美尼亚与亚塞拜然的战争（被视为透明化战争的先兆），以及1998–2000年的 衣索比亚－厄立垂亚战争。 然而，穆勒的时间点相当不巧。就在之後不久，弗拉迪米尔・普丁发动了自1945年以来欧 洲最大规模的陆上战争。 而这种「战争减少」的论点本身也存在其他问题。 後续分析显示，二战後的大国和平期，若要在统计学上被视为明确趋势，可能还需要至少 再持续一个世纪。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战争减少更像是统计杂讯，而非稳定趋势。 平克所引用的「死亡人数下降」也具有误导性。确实，战斗死亡数减少了，但战场医疗、 装甲防护与後送系统的进步，使得许多过去会死亡的士兵如今只是受伤——这是技术与医 疗的进步，但并不等同於全球暴力的真正下降。 然後还有核武。 许多人认为，正是核武的存在，使得自1945年以来没有爆发全面的大国战争。 但这种作用的前提，是核武「可能被使用」。而一旦真正发生大规模核交换，其气候後果 可能导致数亿人死亡，届时任何关於暴力死亡长期趋势的统计都将被彻底改写——如果还 有人能进行统计的话。 过去八年，并未出现明确走向核战的转折。但局势也称不上乐观。 核武控制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金正恩与萨达姆・海珊、哈米尼等人的不同命运，似乎让 拥有核武野心的国家清楚看到两条路：要麽彻底放弃核武构想，要麽坚决推进、并且越快 越好，不要犹豫。 关於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战术核武的担忧，在2022年10月达到高峰——当时美国情报单位评 估，若俄军在乌克兰前线溃败、甚至威胁到克里米亚，有50%的机率可能动用核武。 此後这种担忧有所下降，但并不代表没有「红线」。 问题只是：现在没有人确定那些红线到底在哪里。 这种状态，本身就难以令人安心。 如果中国试图以武力并吞台湾，这些不确定性将会被进一步放大。 核武国家过去确实曾经彼此开战；印度与巴基斯坦在相互克制、清楚传递意图的情况下， 也显示出在特定条件下，冲突升级风险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管理的——前提是冲突遵循 的是已被理解、可预测的模式。 但如果美国决定介入台湾防卫，世界将首次看到两个核武大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直接交战 ，同时还有另一个高度不可预测的核武国家——北韩——在旁观察。 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抗形式，因为人类已经将近一个世纪没有见过蓝水海军（远洋舰 队）在高强度条件下彼此交战。 当「透明化革命」被带入一个广阔、难以监控的海洋空间时，会呈现出什麽样貌？在海面 之上、之下，甚至海面本身之间，新的战术将如何创造出「局部优势」或短暂的优势时刻 ？哪些旧战术会彻底失效？ 部分基於这些问题尚未有定论，美国认为在这种战争中，其战略重点将不是逐一摧毁中国 的舰艇或飞机，而是打击其军事机器的「连结组织」，以瘫痪其指挥与决策系统。 但正如加迪所警告的，这种作战方式将涉及对许多同样也用於控制中国核力量的系统发动 极速打击。 因此，误判的风险极高。 从乌克兰战争中所见的经验来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概不会对攻占一个同样具备高度科技 能力的台湾感到乐观，尤其是在其补给线可能遭到潜舰攻击的情况下——而潜舰至今仍是 最不受「战场透明化」影响的作战平台。 然而，政治领袖在将战争视为国家工具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近乎永恒的乐观主义，并相信 自己能精确控制战争进程。 尽管现实证据摆在眼前，他们似乎仍然深信一种危险的幻觉：技术终将为他们带来「一击 决胜」的能力。 -- 地狱里最炽热之处，是留给那些在出现重大道德危机时，仍要保持中立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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