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序论） 作者：何明修 在1986 年的春天，鹿港小镇笼罩在一团未知的恐惧之中。在政府的极力争取下，美国杜 邦公司决定在中台湾设置二氧化钛工厂。对於官员而言，这项投资案一方面可以解决闲置 以久的彰滨工业区，另一方面也可以提振自从1984年劳基法施行以来的低迷景气。他们有 理由相信，鹿港居民也会乐见跨国工业的进驻，以及就业机会与土地价值的提升，就如同 二十余年前，邻近的彰化市民以舞龙舞狮的方式来迎接台湾化纤公司的设厂。乐观的官员 万万没有想到，鹿港居民在新任镇长的带领下，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绵密的反对运动，他们 要求保存一个自己所熟悉的鹿港——一个香火鼎盛、生意活络的滨海小镇，而不是烟囱阴 影下的工业城。 在六○年代中期，台化彰化厂正式开工，附近的农民开始发现自己的农田再也长不出结实 饱满的稻穗，因为工厂污水破坏了肥沃的土地。彰化市民失去了新鲜的空气，长期的废气 排放除了引发扑鼻的不适，也导致了各种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呼吸道病变。隔着大肚溪，从 台中南下的旅客可以远眺笼罩在彰化上空的混淆空气；一进入了市区，庞大而丑陋的工厂 厂房也是迎接他们的第一个景象。二十年来，彰化居民早就知道在繁荣地方的承诺背後， 现代工厂往往隐藏了各种健康、财富的代价。鹿港人见证邻居二十年来的教训，他们坚决 主张，同样的故事情节不能再发生自己的家乡。为了反对杜邦设厂，他们发动游行、北上 请愿、举行演讲、串连其他公害受害地区、组织反公害协会、发行宣传刊物、动员学童绘 制反公害壁报等等。换言之，鹿港居民创造出一个未曾存在过的事物，亦即是本土的环境 运动。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大卫终於战胜巨人哥利亚，杜邦公司决定放弃彰滨设厂计划 。这项未意料到的胜利宣告台湾环境运动春天的到来。 从鹿港起义到政党轮替後的第六年，我们又经历了整整二十年。在这段期间，环境运动的 风潮蔓延到台湾各个角落。无论关於工业污染、焚化炉、道路、水库、国家公园、行动电 话基地台等环境议题，许多社区都经历了大大小小的集体行动。在要求改善环境的强烈民 意下，环保署成立了，公害纠纷调处、环境影响评估、禁用免费塑胶袋、厨余回收等一系 列的制度开始实施。在二十年前，党外人士宣称与鹿港人民站在一起，他们试图吸纳这一 股来自草根的反叛势力；在二十年後，他们已经高居国家庙堂，在民进党执政下，有两位 环保署长是来自於当初积极鼓吹环境意识的知识份子。事实上，早在台独运动转向公投路 线之前，二十年前的鹿港反对人士已经在倡导镇民自决。在接连的环境运动动员下，公投 逐渐从政治异端转变成为一项体制内的民主机制。 环境运动除了带来结构性的冲击，也在许多人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不可抹灭的印记。二十 年前，大学生开始下乡调查各地蜂起的反公害抗争，校园的社会参与不再是局限於七○年 代的「农村服务」、「山地服务」，进而转变成为货真价实的社会运动。九○年代以降台 北街头的年度反核游行，也曾经是许多青年的政治启蒙第一堂课，理想主义的认同也促使 其中的一些人选择了社会运动作为他们的生涯。一位知名的文化评论者第一篇投稿报社的 文章就是为了声援核四公投，另一位反核运动者选择了在有反核圣地之称的贡寮拍摄他们 的婚纱照。当然也有人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在1991年一○○三贡寮事件之後，林顺源 已经花莲监狱待了十五个年头，他无法亲身经历後来反核动员的高涨与废核的顿挫。 在这二十年来，环境运动被观察者赋与不同的名称。环境运动是「社会力」，因为它代表 了一股独立於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的反对力量。环境运动是「民间社会」，不满的人民挑 战了威权控制。环境运动也是「公民社会」，因为它创造了另一种公民之间相互连结的可 能性。对於其抨击者而言，环境运动代表着一股盲目、不理性、不信任专业的「民粹主义 」，一位国民党籍的经济部长就将环境抗争比喻成为「吸食安非他命」。无论是被推崇或 是被指责，被期许或是被畏惧，环境运动即是一种强而有力的潮流，深刻地重新形塑了台 湾的社会图像。 该是还给环境运动原本风貌的时候了，这一本书将环境运动视为一种追求环境正义的集体 行动。环境运动并不只是美化生活、保护自然，而是要求公平分配资源、承认弱势群体生 活方式、共同参与环境决策，换言之，环境运动终极目标是环境正义的落实。在过去的二 十年，这种追求绿色民主的渴望展现出巨大的政治动员能量，也与既有的体制产生激烈的 抗衡。环境运动的兴起意味着台湾政治民主化的深层批判，他们强烈地质问，到底新民主 政权如何看待环境受害者？对於越来越自我安逸化的民主派人士，环境正义的呼吁不外乎 是嗡嗡作响的牛虻，不断地提醒我们那份未完成的民主化志业。本书追溯环境运动的历史 轨迹，从解严前的初步萌芽到政党轮替之後的转型。三个主要的质问引导本书的章节写作 ：环境运动是起源何种历史脉络？在威权到民主的钜变之中，环境运动扮演了何种的角色 ？那些道路可以通往环境的民主化？从起源到未来，本书期待能够纪录环境运动在台湾的 惊异航程，并且透过其故事，理解台湾整体变迁的历程。 许多热血青年相信，诠释历史远不如创造历史更为重要，但是尽管如此，在若干时候，诠 释历史的工作也是有迫切需要的，有待知识界的积极投入。在经历了解严、民主革命、政 党轮替之後，台湾的政治景象产生了剧烈的变动。在二十年前，鹿港居民用偷袭的方式， 在当时仍叫做介寿路的总统府广场进行陈情，他们的和平行动没有进行多久就被军警劝离 ；在二十年後，在凯达格兰大道上比较常见的场面是挥舞国旗、高喊打倒台独的群众，国 民党中央党部俨然成为他们的前进指挥所。迅速而根本性的变革迫使我们需要一直抛弃既 有的参考座标，随时适应新到来的时代。就如同一趟需要不断在各个时区转机的旅程，到 最後每一个当地时间都变得那麽不真实，缺乏意义。无论是有意的或无心的，遗忘成为许 多人面对过去最好的方式。因此，在这个急剧变迁所塑造的失忆社会中，历史的诠释成为 不可或缺的集体治疗。 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下，知识界也会感染一股参与的热忱，积极投入创造历史的活动，也就 使得诠释的工作被搁置了。在时代的集体亢奋下，诠释历史成为森林里那一条比较少人走 过的路。因此，尽管台湾的社会研究在过去十余年来有长足的进步，但是至今对於许多重 要问题仍缺乏完整的研究结论。就以社会运动为例，台湾有一本八○年代学运史，但是却 没有关於九○年代的专着。笔者唯一可以找到关於1990年三月学运的期刊论文，是由外国 学者所写的。在劳工运动方面，工运团体所出版的着作还比学术界还多。事实上，仍有更 多的社运故事乃未被纪录下来。 越是在剧变的年代中，诠释者往往被迫接受「意外」的发展，修正以往的诠释方式。换言 之，不同诠释方式的斗争是研究者所需要独自面对的事实。这一本书是延续笔者在2000年 完成的博士论文研究。在取得博士学位的同时，台湾的政权也产生史无前例的和平转移。 在当时，我是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诠释1980- 1998年间的环境运动演进。但是面对 政党轮替的变局，我却发现自己完全无法预测民进党上台之後的发展，我没有料想到废核 改革的挫败、种种反制运动的兴起，乃至於民进党政府的保守化。事实上，我也怀疑有任 何人可以预见政党轮替之後的种种演变。在1999年，一位反核人士曾告诉我，要终止核四 有三种可能，分别是民进党赢得总统选举，民进党取得国会过半，公投法立法通过。结果 已经有两个条件实现了，但是核四厂依旧继续兴建。黑格尔所说，历史给人们的唯一教训 就是人们无法从历史学到任何教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并不一定是感叹人类的盲 目，而强强调历史本身的无法预测性。这亦即是说，历史诠释者永远只能依赖後见之明， 而且他们随时需要有心理准备，接受後续发展所带来的挑战。 除了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以外，大部分的章节则是在笔者博士论文之後才撰写的。若 干章节曾在学术期刊中发表过，第二章修改自「台湾环境运动的开端」，《台湾社会学》 (2001)。第三章修改自“Protest as Community Revival”，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2005b)。第五章修改自「政治民主化与环境运动的制度化」，《台湾社会研究 季刊》(2003c)。第六章修改自“Weakened State and Social Movement”，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5a)。第七章修改自「自主与依赖」，《台湾社会学刊》 (2003b)。第八章修改自「为何民进党政府的废核政策失败」，《台湾政治学刊》 (2002a)。 呈现在这一本书的材料，有不少曾经在各种研讨会的场合中宣读过，我感谢林宗弘、林益 仁、林国明、范云、张茂桂、张高杰、张铁志、陈志柔、陈东升、陈俊宏、黄长玲、董建 宏、刘华真、郑力轩、James Jasper、Jeff Goodwin等人宝贵意见。针对本书的初稿，群 学出版社的两位匿名审查者、王金寿、林宗弘、柯志明、陈兆勇、黄于玲、黄崇宪、詹筱 匀等学界的师长与朋友，提供了许多具有洞见的批判。这些建议使我获益良多，但是我也 必得要承认，自己无法完全满足他们对於这一本书的各种期待。其中，不少意见是超越笔 者目前的能力范围，我将牢牢记住这些想法，希望下一本书能有更好的突破。此外，王崇 颖、张国伟、陈丽如、曾子旗、黄郁轩、蔡佳憓、蔡璧娟、颜妙娟等助理的各项协助，也 是不可或缺的，在此一并致谢。在写作过程中，我也获得了诸多环境运动界朋友的帮忙。 他们不只是慷慨地惠赐我访谈的机会，在许多时候，他们的想法也激发了我更多的灵感。 作为一个纯粹的学院观察者，我很钦佩他们对於台湾绿色民主志业的投入，也祝福他们的 努力能有更好的回报。 我要特别感谢萧新煌老师的长期鼓励，从学生时期到我来嘉义教书，他一直很宽容我的各 种想法。当我告知他这一本书要出版时，他很爽快地答应给我一篇序言。我很佩服群学出 版社的刘钤佑总编对於社会学的热忱与投入，他不厌其烦地提醒我，写书是要要采取更宏 观的视野。每次与他在阳台上抽烟聊天，我都受益良多。这五年来，南华大学的师生等於 是我在南部的家人。他们乐情地接纳了我，毫不吝啬地支持我，无论是在桌球场、排球场 、钱柜KTV、钓虾场、或是剑湖山世界。其中，我要特别感谢苏峰山学长的美食、美酒与 比白天更美丽的夜晚时光。最後，我也要向淑铃说一声谢谢。她说得对，只有她才能完全 接纳我的个性，也因此，我是一个幸福的人。 -- 关於23岁的Camus 人必须生存 必须创造 人必须生存到那想要哭泣的心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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