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18日研讨会内容摘要与感想 - 重症医疗纠纷处理及实务判决评析 （主办单位：中华民国重症医学会、国立政治大学法学院） 丁予安教授（阳明大学医学系教授、政治大学法科所合聘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医学博 士、政治大学法学硕士） 丁教授综合其医师与法律人之背景，从医疗诉讼中关於「告知後同意」责任部份切入探讨 。首先，将引起医疗纠纷之原因主要分为两大类：「技术上瑕疵」与「违反告知义务」。 有监於前者专业性高，法律人不易理解，律师多喜以後者为攻击标的，当然对於法院认定 上，也较容易成立。 关於「告知义务」问题的范围当然很广，此次演讲内容主要以「告知之时间点」与给予病 人行使「同意」之期间为探讨核心。 丁教授指出，翻阅所有国内对於医师「告知义务」相关规定，并无对於「告知时间点」所 作之定义。但是，对於病人而言，一个过於匆促的告知，往往会使病人有被迫同意的感受 。而病人在受告知後，所需之思考时间，又应该随着医疗行为（手术及其他治疗）之类型 与程度，有所调整。最後，才能做出具法律上意义之「同意」。 讲者亦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在现行健保只给付三天之住院期间下，应以48小时为原则， 再依医疗行为之类型与程度做调整。 简逸薇检察官（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德国弗莱堡大学犯罪学暨经济刑法研究所硕士） 简检察官主要以国内现行针对医疗纠纷之侦察提出下列问题： （一）由於并无成立专组专股承办，侦察人员难以累积相关经验。 （二）专业人才欠缺：现有之检察事务官多以财经、金融与土木工程为主，尚无具有医事 背景者，以致於检察官进行侦察时缺乏可供协助之人，只得全部仰赖中央机关的监定。 （三）医事审议委员会：监定报告用语时常含混不清，用语欠缺精确，但是委员会并无法 提供一对口人员，检察官只得一再函询，但是往往函覆用语依然有相同问题存在，一方面 使得检方难以确立侦察方向，另一方面也使监定旷日费时。一个监定案平均要半年到一年 的时间。 （四）控辩双方武器不对等：简检察官认为，医疗案件中被告一方乃专业之医师，但告诉 人或执行侦察与立庭之检察官皆为非专业人士，曾经发生被告凭藉自己专业知识之优势， 在诘问时引导证人说出有利於自己的证言，使原告屈於劣势。 （五）告诉人对於案件进行之强烈意见主导 在现今资讯发达的社会里，医疗纠纷案件中之告诉人亦可能积极地寻找不同对象谘询，因 此向检方请求依其谘询之内容调查或函查相关证据。然而，同样地，综合以上之相关问题 ，侦察人员组成中本身欠缺医事背景者，而提供监定之中央机关又没有可供对话的窗口， 导致检方无法判断告诉人提出的调查事项，与本案是否有关连性与必要性，徒增诉讼资源 之浪费。 邱琦法官（台湾高等法院法官、台湾大学法学博士） 邱法官主要依其担任医疗专庭法官之经验，提出下列看法与建议： （一）就成本效益之考量上，成立医疗专门法院可能性不高；因为即使现在已设有医疗专 庭，然而在医疗纠纷案件中，最大的问题依然是落在「监定」这一块。 （二）医事审议委员会与医师朋友：邱法官提到，从事医疗诉讼实务如此多年，她亦同意 简检察官对於监定报告用词难以理解之看法。然而，当她将相同问题提出於担任医师之友 人时，往往几句话就能豁然开朗。邱法官感觉，似乎当涉讼之医师事实上无过失时，监定 报告内容倾向精确明了；相反地，当医师可能有过失时，用语就开始含混而难以定义。 （三）就医疗纠纷之民事诉讼请求基础而言，主要分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两部 份。邱法官建议当事人能多从「契约责任」着手，一方面在胜诉後能确保强制执行之可能 性（因契约当事人为医院），另一方面也适用请求权一般较长的时效。另外，当诉讼以契 约责任成为趋势後，也较能促使医院主动为涉讼医师聘请律师，避免医师因恐於涉讼後之 孤立无援而在行医时绑手绑脚，以及纠纷产生後一味地逃避责任。 （四）当受损害之一方有牵涉到劳动力丧失、死亡等，需要考虑将来抚养与看护问题时， 目前实务上，损害赔偿金额之计算爰用德国之霍夫曼计算方程式，所以会出现钜额赔偿之 情形。（与谈人黄立教授针对此点做出回应：德国在使用此计算方程式之前提是，以「分 期给付」为原则，「一次性给付」为例外；我国却是相反，此尚有待立法机关之检讨改善 。） （五）告知义务之范围应该与该医疗行为之「癒疗性」成反比：也就是癒疗性质越低，医 师应告知之内容范围就越高。举例来说，在美容医学的手术中，往往不是要「治疗」某种 病症，而是「补强」功能为主；因此，医师应有最广的告知义务范围，并不得做出超越范 围之广告内容。 黄立教授（政治大学法律系讲座教授、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 黄教授以一个专业法律人，本身长期以来担任工程会申诉审议委原会委员，以及工程会技 术监定委员会委员的经验，以调解为核心，对医疗纠纷处理条例草案提出看法与建议。 调解成功之要件，就是「人才」和「金钱」。 由於纠纷中牵涉到专业技术与法律问题，调解委员必然是要由该技术领域之专门人士，与 熟悉该领域相关法律问题之人，协同进行。就「金钱」而言，当政府希望引导当事人先寻 求「调解」而非「诉讼」时，必然应以「免收费用」为前提。而一方面，国内时常忽略给 予「合理待遇」之问题，使得可用之「人才」根本无从招募；另一方面，例如医疗纠纷处 理条例草案中提出要将「调解委员会」下放至地方，很可能就会因为地方政府无足够资金 ，使得委员招募不到或是难以长久维持。因此，应以中央政府担当起成立专业「调解委员 会」之责任，以足够的资金，给予专业人士合理待遇，使委员会之运作得以维持。 如果有足够资金，留住人才，在长久运作下来，与会之法律专业人士亦能看出该技术案件 中的问题所在，明了该从何处切入问题。黄教授以自身经验为例，曾有前来申请调解之工 程技师，好奇询问自己是否为工程背景，否则怎麽会对於工程技术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同 样地，对於医疗纠纷调解委员而言，如此操作之下，亦能对於上述法官与检察官，对於送 监定时不知如何提问之问题，对於法律界之人士，有所突破与贡献。 以工程会技术监定部份为例，在当事人送监定之後，都可以再以电话或是电子邮件之方式 ，针对监定内容做询问，毋须再次送件。也许在现行医疗案件送监定之後，可以设计一套 更为「简化」并同时能「保障」到监定者之模式，不使监定者独立行使受到干扰，亦能使 监定过程更有效率。 心得感想 一个社会问题的产生与扩展，往往不会只肇因於单一层面。因此，在试图解决问题时，恐 怕也不是只从单一角度着眼着手就能解决的。 以国内近几年来，医疗纠纷案件不断增加的问题为例，其中牵涉到的问题，不仅仅是「医 师法」、「医疗法」等相关规定如何修改的问题，医疗专业人士对於法律问题的长久不理 解，以及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施行後，医疗体系受到的撼动，进而影响传统的医病关系，皆 与问题密切相关。 当彼此使用不同的专业语言时，由於无法沟通与理解，当然容易感到对方之敌意与不合作 的态度。例如医师感觉法律人紧咬着「以刑逼民」的好处，始终抗拒将医疗纠纷「去刑化 」；然而实务上之法律人也说了，总觉得医审会在监定报告中使用一堆「医疗常规」与「 必要性」等名词，有误导判断的嫌疑。专业，原本就是「隔行如隔山」。 而「跨领域研究」的目的就在於，希望在在山与山之间，建立起桥梁与翻译。 如果一项法律的制定，是为了处理某个社会问题；那麽，法律人首先必须要能与相关人士 坐下来对谈，真正了解问题之所在与需要。如同中央气象局不断被立委与人民要求的，应 尽可能将专业气象报告化为老妪皆能懂的文字；法律人也需要学习将法律化为让谈判桌对 面的专业人士能理解的言辞。因为唯有在对方能真正理解法律的实质内涵与原则时，沟通 才能真正开始；也唯有透过有效沟通，才能发现真正之问题症结，制定出对症下药的规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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