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教育不断成为话题焦点。不仅是教育改革问题重重，尤其大学分发刚刚 结束，过度泛滥的私立大学、不断贬值的大学文凭、研究所被过度膨胀、教育部无法管 理私校的素质、政党势力介入校园成立各种团体等，都成为关心教育者瞩目的焦点。套 用一句大陆文革时期的话：大学变成「大家都来学」。我们不反对「大家都来学」 」，也不以为大学是一种知识贵族的教育，但大学之所以不同於中小学，不同於职业技术 学院，不同於专业教育，它应该有一个更崇高的目的与理想。这就是这次教育改革讨论 中，未曾再问的一个古老话题：大学教育是什麽？为什麽是这样的教育体制？ 一九九八年，北京大学举办创校一百年的纪念会时，曾有许多教育学者回顾北大历 史，当时最令人动容的一句话是民初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 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师在校园里的身影，让人不禁回想胡适、蔡元培、 陈独秀诸大师在北大校园的身影，也会想念起当年傅斯年主政下的台大校园。 我们无意说今不如昔，但过度泛滥的大学，让许多原本只有专业学院体质的专科 学校，一下子翻身成为大学。而一些高职的技术职业学校，则翻身成为学院。所 有的规范，只是在资格上作审查，甚至一切只是在有意放宽大学设置，以缓和升 学压力的目的下，放任原本资格非常差的学校升等。当政治正确取代大学的专业要 求时，大学精神的崇高性就消失了。现在，学生如果问，那一所大学最好，谁还能答得 出？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後竟只能回到最古老的答案：「那里有大师，那里就是好 大学。」 关於政治与大学的关系，也是另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中国自有大学以来，政治势力 一直想介入控制，一切只能由学校主政者依据大学的独立精神，去除政治干扰，回归 学术独立精神。因而蔡元培早就曾提出过教授治校、大学自治的观念。台湾也曾有过 学术无法自主的白色恐怖时期。台大哲学系事件、殷海光停教就是一例。然而，时 至今日，大学所面临的问题依旧。各政党想进入校园，不全然是为了控制，而是想要 学生的选票。更荒谬的是，以往的大学生拚了命要政治势力退出校园，现在的大学生 居然有这个迷那个迷。百年来的大学者如果地下有知，看今天台湾学生独立思想如 此薄弱，甚至甘为政客摇旗，不知会有多痛心！ 蔡元培曾说过：「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 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 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掺入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 求近功的。……政党不能常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 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 可不超然於各派政党以外。」 这一段话讲於什麽时候？一九二二年三月，距今八十一年。但我们观察今日台湾政 党轮替後，为了意识形态的改造，从课本内容的更迭到学习体制的变化，几乎都脱不开 政治的阴影。我们并非说教材与课本不能改变，适应时代变迁而改，乃是必然。但过度 服务於政党与单一意识形态，未免将学生当成无主体意志的羔羊。而政党所刻意营 造的仇此亲彼的意识形态，又与蔡元培当年所批判者何异？这难道是教育的目的吗？ 至於大学教育的目的，潘光旦於一九三六年曾写过：「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 青年与国家的地方。……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育的人做一个『人』， 做一个『士』。」他认为中国近代教育脱不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 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但它都脱离「为人之道」非常的远。 也正因此，专家只能成为专业文官，而缺乏一种「任重而道远」的精神，文官只能为 上层服务，却极易堕落为贪官污吏，皆与此有关。他批判说：「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 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 反观今天，教育依然未脱出这三个范围，而专业者的培养，除了就业的市场考量，更 无法培养出负责任、有远见、知义利之辨的文官。大学教育如之何？ 回顾历来教育学者的理念，我们无意尊古贬今，反而有一种悲哀，因为百年来的理 想依旧未实现。而教育，毕竟是百年不能更迭的大业啊！现在重提大学精神与教育理 想，只是想提醒教育改革者，能回顾百年来的大学精神，知其理念与精神的所在，让 台湾的教育在更长远、更恢弘的气度上，重建大学精神。 -- 在国三时,被导师唱衰考不上建中 後来不小心上建中噜 在高二时,被导师唱衰考不上好大学 我毅然决然留级离开他的班，後来不小心在台大念了两个学位 在研一时,被BOSS嫌没有台大电机的样쬊 我毅然决然离开他的实验室，这次结果会如何,谁也不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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