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信人: reuters (借酒相送), 信区: Civic 标 题: 余杰：李敖的堕落 发信站: 多派 BBS (Sun Jul 24 22:37:03 2005), 本站(dopai.com) 大陆眼中“暧昧”的香港 香港已经回归五年多了。但是，在“祖国母亲”的眼里，她依然像是一个“曾经被外人抱养过的孩子”，怎么看都不顺眼。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大陆某些人士看来，拥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香港中资本主义的“毒”太深。尤其是“不听话”的香港媒体，简直就是要用火眼金睛来监视的“阶级敌人”。 两千年七月，我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本来已经办好各种手续，准备去中国现代文学馆从事文学研究工作。但是，就在我去报到的当天，突然之间被其上级单位──中国作家协会蛮横地拒绝。没有一个官员正式给出单方面撕毁协约的理由，却有人暗示我，我的“罪状”除了在国内报刊发表若干针砭社会现实的杂文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海外”的媒体上发表文章。然而，我与“海外”的联系不多，并没有在欧美媒体上发表文章，仅仅为香港的报刊写了一点文字。对我来说，所谓的“海外”，指的就是香港。 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香港不是回归了吗，不是成为“伟大祖国”的一部分了吗？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一个大陆的写作者，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难道就构成了一大罪名？ 其实，此前跟我有联系的香港媒体，大都是些比较中立甚至有点偏“左”的媒体，如《明报》、《明报月刊》和《亚洲周刊》等。但我没有想到，在这些媒体上发表文章也是“犯忌”的行为。 在大陆，媒体无一不是“官办”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它们即使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人民也只能默默忍受，最多把耳朵捂起来。近日前，南斯拉夫发生人民起义，推翻米洛舍维奇独裁政权，这一事件令长期宣传“中国人民是米洛舍维奇的好朋友”的大小御用媒体尴尬不已。报道还是不报道呢？报道嘛，等于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不报道嘛，今天的网络已经四通八达，封锁新闻不再可能。大陆的媒体很难有客观公正的报道，这是政治体制的制约。而在香港，在这个各种政治和经济势力纠结、角逐的弹丸之地，媒体呈现多元化的格局，有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版”的 《文汇报》和《大公报》（《文汇报》没有文化，《大公报》不公道），也有对大陆进行最尖锐批评的《苹果日报》。在诸多的声音之中，大家可以自行对比、研究和判断其真假。近年来，中资越来越多地进入香港媒体，香港的新闻自由已经开始遭到侵蚀。而对我个人来说，我非常乐意为那些言论空间比较大的香港报刊撰稿，将我个人对大陆社会现象的看法传递给香港读者。 香港回归以后，我接触了一些到北京采访的香港的媒体工作者。他们都对采访的艰难表示困惑，许多党政人员戴着有色眼睛看待他们，人为地制造诸多藩篱。有一次，一个年轻的香港女记者因为提问尖锐，而被某领袖人物声色俱厉地痛斥了一番。由此可见，香港依然还是一个不被承认的“私生子”。这种对待香港的暧昧态度，体现出某些人士根深蒂固的冷战心态以及对抗世界民主化潮流、以舆论为一己之喉舌的落伍思维。 今天，要真正让香港融入“祖国的怀抱”，大陆应当改变对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暧昧态度，并逐步接受舆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理念。在言论自由上，应当努力让大陆更像香港，而不是用大陆来同化香港。 独裁者与军装 　　独裁者往往喜欢穿着军装，这是我颇为得意的发现。 　　在今天的国际舞台上，有两个领袖人物，从来都穿着军服出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他们就是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领导人阿拉法特。前者统治古巴半个世纪，这期间美国总统走马灯似地换了无数位。尽管国内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牛耕重新代替拖拉机，卡斯特罗却稳如磐石、金枪不倒；后者以搞国际恐怖活动起家，多次身先士卒于枪林弹雨之中，以九死一生的功勋，晚年终于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和土地。每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出现的画面，心中就感到万分的厌恶。我认为，爱好穿军装的家伙不会是善良之辈──尤其是作为国家领导人。 　　爱好穿军装的还有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北朝鲜独裁者金正日以及一些非洲和拉美国家的领导人。他们要么是行伍出身，并一直以此为荣；要么是故意穿着军服，用以威慑民众或者讨好军方。他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隐藏在笔挺的军装后面，留给人民一个神秘莫测又威风凛凛的形象。 　　从美学的意义上来看，军装与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希特勒帝国和斯大林帝国体现得淋漓尽致。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喜欢穿军服，他们穿着军服的形象具有动人心魄的魔力，每次出现于盛大的群众集会场面，他们必然受到群众声嘶力竭的欢呼。军装体现着绝对的暴力、权威和意志，这种整齐划一的美，超过了任何一种时髦的服装。很自然，喜欢穿军装的斯大林吞没了喜欢选西服、打领结、打扮得文质彬彬的布哈林。从心理学等角度来看，所有善于蛊惑人心的独裁者都是催眠大师，军服正是他们催眠术中最重要的道具之一。军装使得那些试图保 持独立思考的民众最终放弃了个体、归顺了秩序，成为庞大的队列里一个个抽象的数字。没有了军服，独裁者们催眠的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时，穿上了军装。近期的《南方周末》，披露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二十四年之久的卫士钟顺通的一段回忆。就在接见前夕，毛泽东突然提出要穿军装。钟感到奇怪，因为在以前的大型国事活动中，毛从来没有提出要穿军装。钟告诉毛，没有准备军装。但是毛坚持要穿。这样，惊动了汪东兴，汪也前来劝说毛，但毛固执己见。无奈，汪只好找中央警卫团与毛身材差不多的卫士的军装，最后找到副团长张洪身上。钟回忆说：“当张洪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后，汪东兴叫他把衣服脱了，马上换主席的衣服。张当时就 懵了，脸也黄了，手也发抖，知道我们说明原因，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军衣拿来后我和汪东兴一起拿去给主席穿。主席一试，说还可以嘛。”钟顺通是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哪里领会得到领袖的神机妙算；即使是老奸巨猾如汪东兴，也无法穿透大独裁者深邃似海的内心世界。 　　果然，毛泽东的一袭军装让百万青年如醉如痴，一场惨绝人寰的政治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守土有责与自我阉割 　　最近两年，是大陆新闻出版界面临的从“六四”事件之后最严峻的时刻。数十家出版社遭到整肃，业内全然是一派风声鹤唳的气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世界人权宣言以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公民理应享有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不断遭到粗暴的剥夺和践踏。前几天，我在《作家文摘》上读到一则新华社记者李春林与光明日报记者秦晋联合采写的报道，题目是《作家出版社坚持正确导向大力推进改革，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生力军》。这则报道赤裸裸地界定了目前大陆的新闻出版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其可悲之处也恰恰是其可笑之处。 它将成为一份供后人研究的历史材料。 　　报道指出，作家出版社“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断强化阵地意识和守土有责的思想，变被动为主动，严把政治关、导向关”。在官方的宣传术语中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战争术语的泛用。将和平时期当作战争时期来看待，将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当作军事领域来管理，整个国家也就成为一个大军营、大监狱。“阵地意识”与“守土有责的思想”，在每年抗洪救灾的宣传中常常出现，没有想到，一家文学性的出版社居然也拉出这张大旗来。将文化出版当作战争、将文化出版部门当作“阵地”，由此可见，有关方面是何等恐惧、何等心虚！ 　　报道还举例说：“在作家出版社图书三审过程中，每一审都是过滤器，每一审都是筛选机制。三年前，有人拿着《天怒》的书稿找到了作家出版社，社领导一看这是一本可能发行上百万，经济效益可观，但政治上可能出现偏差的书稿，马上挡了回去。”《天怒》是一本描写陈希同及前北京市委腐败的小说，作家出版社的领导一看书稿，就知道会发行百万册，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对腐败忍无可忍、恨之入骨，对腐败题材的图书当然是先睹为快。老百姓无权无势，唯一的乐趣就是通过阅读腐败题材的作品获得心理上的释放。但是，出版社最害怕政治风险，因为冒风险可能 丢饭碗。在避免政治风险与获取经济利益、满足民众阅读需求这两者之间，不得不选择前者。这是一种无奈也无耻的自我阉割。所谓“三审”，枪毙的往往是最优秀的稿件，而通过的大多是垃圾书稿。近年来，作家出版社越来越与“作家”疏远，专门出版影视明星、主持人、歌星的“自传” ，变成了“明星”出版社。这些文句不通的自传，无非是讲述名人们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是既“无害”又能赚钱的畅销书。 　　土地是老百姓的，不是某一党派的，无需军队与警察来“守卫”；同样，文化生活也是自足的，不是由谁来灌输的，那些扼住民众喉咙的黑手，总有一天将被砍断。 李敖的堕落 　　近几年以来，我越来越不喜欢李敖了。他参与台湾总统选举、利用诺贝尔文学奖炒作自己、生日宴会上让女大学生裸体献蛋糕，完全成了一个浓妆艳抹的演员。更让我莫名惊诧的是，他居然在大陆中央电视台频频露面。央视拥有独一无二的垄断地位，是大陆影响力最大的媒体，同时也是被控制、被审查最严格的媒体。稍微有点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被央视拒之于门外，为什么偏偏号称“异端”的李敖能够幸免呢？为什么央视大大方方地为他提供一个巨大的讲坛？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偶然看到在央视中李敖的一段宏篇大论，终于明白了个中缘由。李敖谈到百年中国历史，对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后的政策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共有两大历史功绩，一是让人民不再挨饿，二是让国家不再挨打，并认为这是历史上任何政权也不曾做到的丰功伟绩。 　　李敖的这一判断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人民真的不曾挨饿吗？仅五六十年代之交那次大饥荒，根据年鉴和方志记载，有学者统计出饿死了三千万到五千万人。这一数字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和灾荒中死难的人数。以毛泽东为首的统治集团应当对此负全部责任。除了这次古今中外都罕见的人为灾荒之外，在历次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被蹂躏至死、死不瞑目的中国公民究竟有多少呢？独裁者和大小官僚们手上都沾满了鲜血，虽然他们的罪恶还没有受到追究，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李敖是学历史出身，理应对当代史 烂熟于胸，我万万没有想到史学功底深厚的他会在电视上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一瞬间，他的形象在我眼中变得如此丑陋──李敖啊李敖，你敢面对半个世纪以来大陆数以亿计的死难者们冤屈的灵魂吗？ 　　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分析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人民养着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人民。假如没有一个专制而腐败的政府，人民肯定会生活得无比幸福。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即使人民没有挨饿，这也并非政府莫大的功绩，而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现象。这只能说明人民的勤勉，而不能说明政府的伟大。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李敖为什么犯如此简单的常识性错误呢？ 　　李敖所激赏的中共，还有一招“造福人民”的手段：每当有像美国总统、联合国人权专员等重要客人到中国访问的前夕，每当有申奥、入关谈判等重大国际活动的关键时刻，官方一定会抓捕一批所谓“有颠覆国家政权嫌疑”的公民。然后，将他们作为人质来运用。或者不久之后释放，当作给外国客人的礼物；或者在谈判桌上突然抛出，要求对方在经济问题上让步。一个居然把自己国家的公民当作向外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的政权，一定是一个无耻之极的政权；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给公民盖上“危害国家利益”的罪名的政权，一定是个极端虚弱的政权。殷海光说过：“除 非我们承认独裁极权政治，否则我们不能承认政党即是政府，政府更不是国家。国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换的。政府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换的。政府只是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我们总不能说替国家办理政治事务的机构就是国家。这正犹之乎我们不能说银行经理就是银行。国家是属于人人的国家。属于人人的国家，人人对于国事当然有发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说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 倩捌徤耍膶颜嬲铹现氐奈侍庋谑纹鹄矗麖退闶恰す舭依锒妗莅穑俊笨鞯美畎交故且蠛９獾牡茏樱饀谜舛位叭ネ甘又泄布蛑本投慈艄刍穑糓畎轿犟裁椿挂镏泄蔡Ы巫幽兀? 　　就在李敖滔滔不绝地大谈“没有人敢打中国”的时刻，我在报刊上看到菲律宾军舰又在南海中国的岛屿上登陆的消息。而中国政府仅仅是发表虚弱无力的“抗议”而已。联想起日本在钓鱼岛上修筑永久性建筑以及前两年发生在印尼的血腥排华事件，“此岸”的反应卑琐而冷酷。中国并没有摆脱“挨打”的命运。李敖虽然身处“彼岸”，不会一点也不知道吧？ 　　那么，就是李敖在有意地说谎──他已然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基本的人格。为了利益，他不惜悄悄地出卖自己。这种聪明人的虚伪和无耻，比愚昧更让我感到悲哀。 人命值几何？ 　　一九九七年底一个暴风雨的夜晚，美国公民科尼特驾驶小船在准备驶入查尔斯顿码头时失事。船上还有他十六岁和十三岁的两个儿子以及十四岁的侄子。当时，科尼特曾发出求救信号，美国海岸警卫队呼叫后没有回音。大约九个小时后，两个孩子的尸体被冲上岸边，海岸警卫队才出动自己的船只进行搜索。遇难者家属状告海岸警卫队没有及时出动救援，要求联邦政府给予巨额赔偿。两千零一年三月八日，法庭裁决，痛失爱子的两个家庭从联邦政府获得了一千九百万美元的赔偿。 　　就在美国法庭宣判政府赔偿的前三天，中国江西省万载县芳林村芳林小学发生了一起惊天爆炸事件。一声巨响，五十多名小学生顿时血肉模糊，五十多条花季的生命瞬间化作缕缕冤魂。原来，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开办鞭炮厂，长期强迫小学生们在休息时间为其工作，并不给任何报酬。小学生们在没有起码的安全设施的教室和地下室中，为残酷冷血的官僚们打工。这类官僚比之夏衍《包身工》中的刻薄的资本家来，更加邪恶、更加贪婪、也更加无耻。 　　惨案发生后，国内外舆论一片哗然。然而，地方政府对芳林村采取了严格的封锁政策，派出大批警察堵住村子的每一个出口，并对死难者家属实施“人盯人”的战术，威胁他们不得向记者透露任何情况。这种封锁，比之当年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的封锁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调查小组迅速编造出一套谎言，找到一个精神病人作为事故的替罪羊，并否认存在着官僚逼迫学生制作鞭炮的情况。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在面对世界媒体时，也毫不脸红地、斩钉截铁地发布了这一漏洞百出的说法。 　　五十多条鲜活的生命，大都还不满十岁。据说，政府决定给与每个失去孩子的家庭以三万元人民币的补偿。这就是中国人生命的价值，这就是一个政权对其子民的“关爱”。某地方官员甚至说：“中国人多，死几个等于给计划生育作贡献。”这是一个漠视人的生命的国家──即使如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所说，“人权在中国就是生存权”，那么，对于那些莫名其妙地惨死的孩子来说，他们何尝又拥有基本的生存权？他们死后，连真相也不能披露、连冤屈也无法申诉，他们遭到的是一个卑劣的权力集团的第二次的谋杀。 　　美国的孩子，我真羡慕你们，你们的生命价值近千万美元；中国的孩子，我与你们一样卑贱，我们的生命就值区区三万人民币。这不仅是经济差异，更是文明的差异。在美国的海难事件中，海岸警卫队只是承担“援救不力”的责任；而纳税人却有权利提起控诉，并获得政府的巨额赔偿。在中国的爆炸事件中，草芥人命的官僚分明是罪魁祸首，却能够逍遥法外；而作为受害者的家属，虽然他们也是依法纳税的农民，但他们不仅无权要国家给予赔偿，而且还被严密监控，在已经失去儿女之后，再次遭受残忍的凌辱。 我们的尊严和血性在哪里？ 　　当日本修改教科书、掩盖侵略罪行之后，中国政府仅仅发表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声明”，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回应。中国外交部乃至比外交部更高的权力机构，几乎都是由亲日派所主持的，他们当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搔首弄姿。当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没有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乃至举行全民公决的前提下，悍然“代表”中国人民宣布：放弃日本的对华战争赔款。而今，中国政府却像乞丐一样眼巴巴地望着日本施舍的日元贷款──为了这点贷款，钓鱼岛也可以不要了。 　　对于日本的教科书事件，韩国的反应体现出了一个国家的尊严和一个民族的尊严。四月九日，韩国采取了迄今为止最强硬的外交行动──召回了驻日大使。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大使将暂时呆在国内讨论教科书问题”。韩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也指出，日本的教科书是“事关韩日关系基础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韩国政府要求日本纠正被歪曲的史实，为达到此目的，韩国政府“不惜采取强硬的措施”。 　　与政府的态度相呼应，韩国民众也开展禁用日货运动。汉城和釜山的抗议群众焚烧了一个日本人的肖像，并呼吁韩国人抵制日本生产的卷烟、电子产品和影视制品。 　　韩国是一个有血性的民族。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当中，韩国对日本的态度从来就是正义凛然的。韩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即使在经济尚未腾飞的时候，它也没有放过对日本战争罪行的声讨。相反，作为亚洲大国的中国，却一直对日本态度暧昧。据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载，毛泽东居然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感谢，认为日本的侵略拯救了濒临灭亡的中共。他公然说，当时在中国的土地上是“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三足鼎立”。毛泽东竟然将党派的利益置于民族的利益之上，他才是最大的卖国贼。所以，毛泽东以下，中国历届领导人对日本外交都显得无比软弱。 　　古人云，外交应当“远交近攻”，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之中仍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中国政府却逆其道而行之，搞起了“远攻近交”。一次偶然的中美状机事件可以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军舰强行登上钓鱼岛甚至杀害一名扞卫钓鱼岛主权的香港议员，中国却默不作声。其实，原因很简单：与中国政府一样，日本政府也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政府，它只需要同中国做生意赚钱；而美国人就讨厌了，他们老是要谈论人权问题──中国政府忍无可忍了：人权是我们自己的人权，“干卿何事”？为什么非得让中国在国际上颜面扫地？ 　　所以，与韩国有血性的、真实的、建立在民主制度上的“民族主义”相比，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是虚伪的民族主义。中国人的勇敢只限于辱骂和殴打穿过日本军旗服装的赵薇，而不敢去向小泉扔一个臭鸡蛋。中国不敢用民族主义来应对面目日益狰狞的日本，却用民族主义来回击美国的民主和权、人权价值观。最后，酿成的苦果还得自己来尝。 又一个“岳麓书院”？ 　　据报道，湖南省斥资七千多万，兴建了一所“毛泽东文学院”。该学院获得国家主席江泽民的题词，因此一路过关斩将，建设顺利，号称“当今中国最大的一所文学人才培训中心”。该院负责人声称，他们的目标是要办成当代的岳麓书院。其近期规划，主要是短期培训青年作家；远期规划，则将使之成为有学制的学院，系统地为社会培养文学人才，重振“文学湘军”之雄风。 　　看到这则新闻，宛如天方夜谭。首先，我不禁要质问：作家难道是在学院里培养出来的吗？当年在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湖南作家，如沈从文、丁玲等人，似乎并没有念过什么学院。尤其是沈从文，连基本的正规教育都没有受过，完全靠自学成才。他没有任何的文凭，却以自己的作品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并登上了大学的讲坛。而今，这所莫名其妙的“文学院”，却企图成为中国作家的速成班和生产流水线，这根本就是对文学的无知。作家的诞生，靠的是本身的天赋、生活的阅历以及对时代脉络准确的把握，作家不可能像养鸡场里的肉鸡一样，通过塞饲料来“催肥 ”。 　　其次，将文学院冠名为“毛泽东文学院”，当然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名人来招揽生源、扩大知名度的目的，因为毛泽东是湖南的第一名人。但是，将毛泽东生硬地与文学挂起钩来，总让人不可思议。该院声称，“今日毛泽东文学院不仅是培养作家的摇篮，而且是纪念伟人的殿堂，其功能之一，便是收藏、展览有关反映毛泽东人生和思想的文学作品以及研究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着作种种。”我读到这样的句子，忍不住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如果说毛泽东与文学有关系，那么他恰恰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残酷的戕害者。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堪称戴在作家头上的紧箍咒、压在作家背上的五指山。《讲话》一出，导致了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之中，中国几乎没有再出现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没有再诞生一个优秀的作家和诗人。更遑论“反右”和“文革”等一系列惨烈的政治运动，当年第一流的作家和学者们，跳湖的跳湖（如老舍）、上吊的上吊（如傅雷）、服毒的服毒（如翦伯赞）。侥幸逃过一死、保留一条小命的，也成了疯子（如胡风和路翎），或者钻进故纸堆成了活化石（如沈从文）。毛泽 东不仅摧毁了珍贵的文化遗迹，还斩断了当代中国人与传统之间的血肉联系；他不仅拒绝一切外来的文化财富，还对本国的文化精英大肆残害。可以说，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破坏，毛泽东当之无愧算的上是“前无古人”的，至于是否“后无来者”，现在还很难说。 　　这是一则散发着臭气的新闻，这是一所散发着臭气的“文学院”。正如诗人黄翔所说：“那是一座偶像，权力的象征/一切灾难的来源”。我唾弃毛泽东这个丑恶的偶像，并唾弃所有为这个丑恶的偶像招魂的言行──当然包括“毛泽东文学院”在内。 评邓家菜馆的倒掉 　　听说北京的邓家菜关门了，因为用了国家领导人的名头。报纸上的报道很有几分“义愤填膺”的味道──“伟大、光荣、正确”的领袖、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怎么能够被你们这些黑心肠的商人用来赚钱？上海的邓家菜据说还没事情，因为该店的老板姓邓。个显然是有意的巧合，总算让店面继续“苟延残喘”下去。而成都的那家自称是“正宗”的邓家菜馆，一边发布消息宣称其他地方的邓家菜馆都是假冒的、要对他们提起诉讼；一边却又受到媒体的猛烈攻击，媒体给它戴上的还是那顶古已有之的“大不敬”的罪名。 　　北京邓家菜馆之所以关张，是因为违反了《广告法》──《广告法》规定，不能用在世的或者去世的国家领导人作宣传。在我看来，这是一条让人“莫名惊诧”的规定。 　　首先，究竟谁是国家领导人？秦始皇和雍正皇帝算不算“已经去世”的“国家领导人”呢？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那个名叫唐国强的演员倒是常常以雍正皇帝的形象出现，为那些有“壮阳”功能的补药做广告。这算不算是违法广告法呢？ 　　如果说国家领导人特指中共建政以来的政治人物，那么更严重的违法事件每天都在发生着：连毛泽东的尸体都被放置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一个玻璃盒子里吸引游客观赏，这难道不是中国最为宏大的广告行为吗？虽然参观毛泽东的尸体不用另外收取门票，但作为外地游人到北京必看的一个旅游项目，它显然是一种“变相广告”。对于国家主导的违法行为不闻不问，偏偏对一个可怜的个体餐馆下手，真是“抓小放大”。 　　其次，我更加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国家领导人为什么不可以做广告宣传？ 　　有学者指出，从本质上讲，国家领导人也是国家公务员中的一员，不能拥有超然于《宪法》之外的政治权利。国家领导人同时也必然具有公民属性，即使是“第一公民”，也是“公民”。 　　在前几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经济遇到了沉重打击。这个时刻，为了振兴萎缩的旅游业，韩国新当选的总统金大中毅然“粉墨登场”，走上电视屏幕。他满面微笑地向远方的客人鞠躬，欢迎他们到韩国来旅游观光。金大中并没有在意自己总统的“尊严”，不惜屈尊为旅游业做广告，让自己成为一张“国家的名片”。他的做法并没有丢韩国的脸，反而让世界对困境中的韩国刮目相看。金大中考虑问题的根本在于民众的福祉，而不是自己虚幻的“权威”。我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会产生像他这样的领导人。 　　我又想起了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他在离职以后，当律师、经商、写书，忙得不亦乐乎。美国人民没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在他们看来，克林顿只是一个给选民打工的“公仆”（这是实实在在的公仆，而不是我们这里比上帝还要高高在上的“公仆”）。合同期内，总统履行职责；合同结束后，你还是普通公民一个。 　　金大中和克林顿都成了广告创意的源泉。在北京，邓家菜馆却在“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中黯然关门。看来，真正的民主离中国何其远也。 　　 从华国锋的退党谈起 　　在两千零一年十一月六日的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一名日本记者向朱邦造提问：“华国锋是否要求退党？” 　　朱邦造的答记者问，一向以指鹿为马、胡搅蛮缠着称。这一次也不例外，他鼓起腮帮子来顾左右而言它：“这个问题不是我回答的范围，以后不要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问这种问题。”原来，记者提问题还要“画地为牢”！我不禁为他感到悲哀：“猪嘴”里连“是”或“不是”的“象牙”也吐不出来。 　　朱邦造的躲闪正说明这一事件不是空穴来风。据外电报道，前不久胡锦涛特意就华国锋要求退党一事主持召开会议。在会上，华国锋坚决表明自己的态度，甚至说：“现在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让胡很尴尬。在交纳最后一次党费五万元后，华国锋以“健康原因”正式退党。 　　在中国的政坛上，华国锋是一个早已过气的人物。七十年代末，在他短暂主政期间，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竭力阻止改革开放，且能力有限、形象平庸，下台后很快被老百姓所遗忘。没有想到，在保持二十余年的沉默之后，这位已经八十多岁的前党魁，居然有此大胆的举动。虽然无法与“六四”屠杀前夕走向广场劝慰学生的赵紫阳相提并论，但在高度集权化的中共体制内部，也算是一个异数了。 　　此消息在网络上发表后，网友反响强烈，各种议论发人深省── 　　 　　“这是对共产党的有力打击，说明华国锋虽然不才却还有点良心。但是，他为什么不拿着五万元寻求出国呢？他过去是党的主席，还怕有人说他叛党叛国不成？” 　　“不赞同老华的举动。有五万块钱，捐给做事的朋友，将来历史不会忘记他的。” 　　“好党坏党不应独党，好官坏官不该贪官，黑猫白猫不应花猫，好话坏话不应空话。” 　　“现在统治我们的这个党可真让人搞不懂：民主派对他不满，保守派也对他不满；有钱人对他不满，穷光蛋也对他不满；农民对他不满，工人也对他不满；知识分子对他不满，普通民众也对他不满。真不知道他怎么做到‘三个代表’？” 　　 　　华国锋的思想理念显然还停滞在毛泽东时代，他依然还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把对当下状况的批判与对毛泽东时代的憧憬联系在一起，这种思路对中国而言是祸不是福。华国锋认为共产党变了、变修了、变坏了，我却认为共产党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它依然是一个一党独裁的政党。而且，如果所它现在变“坏”了，潜台词就是它曾经“好”过。那么，在华国锋当权的那几年里，共产党是否就“好”过呢？华国锋继续毛的血腥统治，大规模的迫害和杀戮并没有根本的扭转。华的手上也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绝对不是一个无辜者。 　　华国锋在退党时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对照，认为两党已然是一丘之貉。其实，在我看来，两党还是大有区别。着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储安平，在“反右”运动中遭到残酷迫害，后来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储安平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在国民党统治下，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民主是有和无的问题。”这是对国共两党性质的经典概括。 　　此后半个多世纪间两党的历史进程，被储安平不幸而言中：败退台湾的国民党，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勘乱时期”的严酷统治，然后顺应民意开放报禁和党禁，并在大选失败后交出政权，实现了台湾初步的民主化；而占领大陆的共产党，经历“三代领导集体”的统治，虽然近二十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但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依然维持不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腐败现象如同长堤之溃。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中国发生像苏联解体、苏共被禁那样的剧变，像华国锋这样退党的党员将如同过江之鲫、不计其数。 原来还是同胞杀同胞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中国留学生杨建青夫妇命案最近成为国内媒体关注的焦点。在亚利桑纳大学修读化学博士学位的杨建青与妻子陈玉云是在三日上午，被他们六岁的女儿小雪发现陈尸家中，而打电话报警。警方判断，案发时小雪虽然在家，但在熟睡中，所以没有见到嫌犯，也不清楚案发情形。杨氏夫妇在福建的家人正赶办签证赴美办理后事。 　　《人民日报》下属的号称发行量全国第一的国际时事类报纸《环球时报》对此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报道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报道由此攻击美国社会犯罪率居高不下，残忍的杀人事件不断发生，既然如此美国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文明社会”呢？其次，报道竭力煽动民主主义仇恨，毫无理由地指责美国警方“办案不力”、“种族歧视”。这些报道渲染说，美国警方的态度已经激起许多中国留学生的抗议：“一向以安全闻名美国的亚里桑那大学最近接连发生偷窃、强奸案件已经使得学校声誉扫地，而此次案件又恰巧在美国政府向全国发布恐怖分子可能会向美国发动 又一次进攻的警告之后，是否这是恐怖分子的又一次进攻，警方尚未公布结果。但此间千余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对此义愤填膺，正在组织大规模的游行集会活动，强烈要求美国政府为华裔及其他少数民族裔学生的安全提供切实保障。” 　　其实，当地大部分的中国留学生并没有表示对警方不满，他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他们相信警方很快将获得破案的线索──如果他们对美国连这点信心都没有，他们又怎么会离开祖国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来学习和生活呢？ 　　果然，半个月之后，警方的侦破工作就出现了重要的进展。据美国华文媒体报道，杨建青、陈玉雪夫妇本月三日在寓所遭杀害后，警方曾于案发后四天取得搜索令，前往学校附近的一处民宅搜查，寻找到染有血渍的衣物、写有受害人姓名的文件、受害人的照片，以及前往中国大陆的机票证据。警方说，目前获得的证据显示凶手是中国人，很可能已经潜逃回中国大陆。警方还从住宅中找到许多与案件有关的证物，包括血液样本，以及一把牙刷及一把梳子，作DNA比对之用。 　　又是同胞之间的杀戮！这一消息公布之后，《环球时报》如同被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一样，立刻停止了鼓噪。我猜想，这一血案可能与当年北大学生卢刚杀人案件有相似之处。它显示的是我们民族自身的“劣根性”，而不是美国社会的“弊病”。发生在客居异乡的同胞之间的残酷杀戮，让每一个有良知的和真正“爱国”的中国人都深感羞辱。相似的案例最近几年时有发生：两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日本筑波大学留学的许昕被同学薛松杀害；两千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日本立正大学留学的刘苏秦在江南町被同学韩某杀害；两千零一年六月二十六日，专门学校女留学生程 岩被朋友李扬名、王帅杀害。同胞对同胞的杀戮不仅在国内触目惊心，还蔓延到了国外。 　　我感叹于国内被官方牢牢控制的媒体的可怜与可耻──他们本来想抓住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大做文章，没有想到最后却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他们为什么没有胆量报道国内层出不穷的凶杀、抢劫和腐败事件呢？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就因为深入报道轰动一时的张君抢劫银行案件，并揭示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而遭到中宣部的严厉整肃，差一点就被迫关门大吉。 　　《圣经》中说：“瞻徇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箴言》18：5）我愿意把这句话送给《环球时报》诸君──你们忏悔吧。 　　就在我刚刚写完本文的时候，中国报纸报道说，凶手已经在中国大陆落网，并对杀人的事实供认不讳。 　　 流沙河笑谈“一毛” 　　两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新发行了面值一百元的人民币。最近，与之配套的新版五十元和二十元的人民币也相继问世。跟老版相比，新版最大的变化就是：正面为一个毛泽东巨大的头像。原有的百元大钞上面并排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共产党四大领袖的头像，新版钞票的上面却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威风凛凛地注视着世人。这一微妙的变化，背后有不少耐人寻味的内容。北京的一名出租车司机说：“原来是四大金刚干革命，现在只剩下老毛一个人孤零零的了。” 　　四川老诗人流沙河先生，当年因《草木篇》而被打成有名的右派，他的硬骨头和幽默诙谐，在当代文化人中凤毛麟角。针对百元人民币的“变脸”事件，流沙河微笑着说了一句极其简短的话：“相信不久以后，老百姓会把这张钞票叫做‘一毛’。”我们听了不禁会心而笑。“一毛”是民间对面值最小的一角钱的称呼，“毛票”也就是零钱的意思。“毛票”之“毛”与“毛泽东”之“毛”刚好一模一样。因此，流沙河先生轻蔑地说出的“一毛”，恰恰表达出了有良知和理性的中国人对毛泽东这个大独裁者的厌恶和痛恨，也刻骨地嘲讽了如今的当权者们对毛泽东的模仿和尊 崇。 　　毛泽东一个人唯我独尊地出现在百元人民币上，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流沙河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信号背后的信息：无论在高层还是在底层，有不少人依然迷恋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文革”结束之后，邓小平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放过了对毛泽东这个给中国人带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灾难的恶魔。如果说，在赫鲁晓夫时代，斯大林的个人生活遭到了全面的揭露、斯大林主义也遭到了彻底的清理；那么在邓小平时代，无论是对毛泽东个人荒淫生活的暴露，还是对毛泽东主义法西斯本质的揭示，都没有真正得以展开。这是邓小平最大的历史局限性之一。正是由于 毛主义阴魂不散，才会让中国的变革进程几度受挫、才会让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险些夭折。在“后邓时代”，毛主义继续抬头，一方面是当道者的有意提倡，另一方面是部分愚昧民众“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怀念”，两者的纠结成为危害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当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时候，实际上站起来的只有他一个人。他肆无忌惮地毁坏中国的历史文化，无法无天地破坏中国的自然环境。他的一个突发奇想，足以牺牲上千万百姓的生命；他对现代文明的无知所造成的人口问题，让中国在未来的数百年间都无法解决。在我看来，毛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魔鬼。 　　魔鬼的头像却被印刷在钞票上，我在使用这样的钞票的时候深感耻辱。不过，流沙河先生的玩笑，多少给了我一丝安慰。 爱游泳的独裁者 　　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应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邀请，与巴西总统一起参加了委内瑞拉─巴西电缆铺设开工仪式。 　　在会面的时候，巴西总统卡多佐打趣说，一年前，他接受了畅游奥里诺科河的挑战，现在他愿意把这一挑战转交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欣然许诺，如果由巴西负责在奥里诺科河上建设的第二座桥梁能够在三年之内竣工，他一定畅游这条水流量居世界前列的河流。卡斯特罗表示：“游泳是最简单的运动。因为生命不能脱离水而存在，我们就像一条鱼。它是最完全的运动，能帮助我减肥，保持身体健康。” 　　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的《参考消息》，用曹操的两句四言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作为这则消息的题目。显然，中国的某些人对卡斯特罗这名难兄难弟充满了同情和理解、欣赏和赞美。然而，我却深表疑问：七十五岁的卡斯特罗身体难道真的能够永远健康长寿吗？ 　　独裁者喜欢游泳，古今中外皆然。卡斯特罗把游泳当作一项最佳运动，而他的子民们却把游泳当作逃离古巴这个专制王国的唯一手段──他们或者划着独木舟和皮划艇，或者什么也不带全靠自己的游泳技术；或者孤身一人，或者拖家带口，冒着生命的危险横渡加勒比海到偷渡美国。每年数以万计的逃离地狱般的祖国古巴人，在海水中奋力求生时的心情，肯定跟他们那悠闲地作游泳秀的领袖迥然不同。 　　毛泽东也是一个游泳迷。毛泽东一生中多次横渡长江，写下过“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的诗句，并豪迈地宣称在长江中游泳“胜似闲廷信步”。当时，数以亿计的毛泽东的信徒们，看到毛游泳的照片、读着全部是溢美之词的报道，简直以为毛泽东就是人间的真神、真的能够“万寿无疆”。 　　然而，据若干当事人在回忆录中披露，好几次毛泽东在长江中游泳的新闻和照片都是虚构的。专家使用了“移花接木”的办法，将其在中南海游泳池中游泳的照片制作成在长江中游泳的照片。此类新闻一发布，对毛的个人崇拜又　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好游泳，他身边的卫士个个都必须有游泳健将的身手。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回忆录中透露，时任公安部长、承担保卫毛的“神圣使命”的罗瑞卿，此前不会游泳，此时不得不亲自学习游泳。每次毛下水的时候，身为大将的罗瑞卿都与若干名年轻卫兵一起拱位在毛的四周。 　　其实，在“文革”后期，毛的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尼克松访华时，毛俨然已经是半个老年痴呆的废物。但是，被他愚弄的老百姓们却还认为他们心中的“神”能够“万寿无疆”。 　　在极权主义的国家里，独裁者越衰老、越无能、越多病、越残暴，就越喜欢作秀，作游泳秀、作健康秀、作亲民秀。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到卡斯特罗，无一例外。我想对他们说：算了吧，你们早点进地狱吧，少在人间“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你们越是“壮心不已”，人民越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谁在说谎？ 大陆重新整理出版了吴　的杂文集，并将原来的名字《投枪集》更名为《论说谎政治》。这一“偷梁换柱”是耐人寻味的──这些文章大多写于半个多世纪以前，其矛头直接针对当时国民的专制统治，然而如果读者转身观察当下的处境，则会发现我们更深刻地陷入到了“谎言王国”之中。 吴　是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其治明史的水平被胡适认为现代中国第一人；他又是现代自由知识分子走向左倾的典型代表。北平和平解放时，他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清华大学，接着被任命为清华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后来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在缺乏“延安生活”的光荣履历的“旧知识分子”中，其地位之显赫，仅次于郭沫若、茅盾等人。 在这本杂文集中，吴　的许多观点颇值玩味。例如，他在《报纸与舆论》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他又说：“目前的事实，是报纸杂志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他也许没有想到，旧政权能够允许他的 批评，新政权却没有这样的“雅量”。他一生研究明史，俗话说“以古鉴今”，他怎么完全觉察不到自己所盼望中的“红太阳”，是一个比朱元璋更阴险、更暴虐的独裁者呢？ 一九四九年以后，吴　再也写不出任何有锋芒的文字来了。他虽然战战兢兢地建议“多写一点杂文”，但自己却大段大段地应用毛泽东的话；他虽然义正词严地写《谈骨气》（此文八十年代以来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却已经堕落为一个自己批判过的、没有骨气的“说谎者”。在“反胡风”、“反右”等对知识界大规模的迫害和整肃活动中，吴　都无耻地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他对其他“落后”知识分子的辱骂简直就是歇斯底里的。 一九五九年，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建议，吴　开始研究海瑞，次年写出历史剧《海瑞罢官》。没有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伟大领袖没有理会他的忠心，反而选择他作为靶子，将对他的批判作为一场血腥的政治运动的序幕。“文革”开始之后，吴　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严重摧残，最后连同妻子、女儿一起悲惨地死去。 极权主义的最可怕之处，就是把那些曾经敢于说真话的人变成真心实意的说谎者。由勇士变成奴才，也许并不全是吴　自己的错误；但他那可怕的结局，显然与他当初的选择密切相关。 一句话里的良知 两千年以来，大陆对新闻出版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武汉的《今日名流》被勒令停刊、湖南的《书屋》被撤换编辑，广州的《南方周末》遭到严酷的整肃、几名最优秀的编辑和记者被开除。有学者认为，现在是“六‧四”事件之后舆论最不自由的时刻。至于这种状况将持续多久，谁也无法判断。经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专制统治，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被阉割、在肉体上被折磨，许多人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然而，这一次他们决定不再沉默。他们也不能沉默，因为继续沉默意味着将灵魂完全出卖给魔鬼。于是，他们终于张开了喉咙，每人说了一句话。 学者丁东宁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文学评论家邵建说：“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历史学家葛剑雄说：“任何时候我没有沉默的理由，任何时候我将尽力说该说的话。” 学者赵诚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故而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以言。’请当局者莫忘中华文明古训。” 伦理学家肖雪慧说：“对周实、王平（《书屋》杂志编辑）和《今日名流》的勇士们表示敬意，最好的行动莫过于面对社会罪恶继续说自己该说的话。” 学者智效民说：“刀俎之间见正气,书屋永自寓良知。” 学者祝大同引用了《淮南子‧说山训》中的一句话：“鸡知将旦，鹤知夜半，而不免于鼎俎。” 历史学者吴思则正话反说：“我们自作自受。公平之至。” 哲学家徐友渔说：“中国人为讲真话付出太多，牺牲太多，这对我们来说是悲剧，但也是光荣。” 学者樊百华说：“思想言论自由有利于国家稳定、进步。” 文学编辑李静说：“如果中国真有言论自由那一天，那么言论自由的道路，至少有一半是由怀抱自由理想、不计个人代价的‘编辑敢死队’铺成；如果中国永无言论自由的那一天，那有一多半是因为：无畏的周实王平们已经绝迹。如果说‘民主需要后援力量’，那么也许现在就到了我们一起作后援力量的时候？” 自由撰稿人张耀杰说：“近日刚好在阅读陈独秀的‘最后的政治意见’，这位自觉不自觉地为统一思想战斗过若干年的人物，到晚年终于明白了思想是绝对不可统一的，也绝对统一不下去。统一思想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独裁政治：‘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籍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 文学研究者王东成说：“让思想发出声音，让思想者成为公民。” 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也发出了自己愤怒的声音。虽然他们的话无法在被官方所垄断的媒体上发表，但在网络上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次的“一句话行动”里所蕴含的良知和勇气，让我看到了饱受创伤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站起来的希望。 知情权和言说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西兰学者杰里米‧波普在《反腐策略》一书中论述道：“获得信息的斗争，在民众中那些想要获得信息的人们与那些大权在握又不想让人民获得信息的人们之间进行。麦迪逊迪哲学认为，没有获得信息的自由就没有民主……而且还将产生一种政治氛围，使人们对政府并不怀有信任和责任感，取而代之的是恶意和猜疑。”也就是说，政府在剥夺民众的知情权和言论权、压制新闻出版机构的同时，也等于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给自己挖掘了一个坟墓。一个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持的政权，究竟有多长的生命呢？一个俄罗斯沙皇当年曾经 厚颜无耻地宣称：“只要我生前歌舞升平，那管我死后洪水滔天。”这不正是今日中共当政者们的真实心态吗？ 从地方选举结果看台湾民众的选择 　　喧嚣一时的台湾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落下了帷幕，民进党的大胜和国民党的惨败是此次选举最突出的特征。反观彼岸，中共的对台工作由于陷于僵化思维和教条主义，失去了对台湾民情和民意的基本把握。所以，选举结果公布之后，大陆官方和御用学者们都陷入了尴尬与失语之中。他们只能发些不咸不淡的评论，这些评论不仅无助于两岸僵局的解决，反而会加剧两岸的隔膜和对立。 　　我本人早已料到了国民党的下场。在总统选举中败落之后，国民党一年多来所进行的改革，在我看来是拖泥带水、三心二意的。国民的推出连战这样一个弱势政客来当党主席，希望由此推动国民党的新生，岂不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连战其人，要施政能力没有施政能力、要个人魅力没有个人魅力、要年龄优势没有年龄优势。我在电视中看到过连战的讲话，既缺乏蓬勃的激情也没有充实的内容，平庸乏味之极。如果从大陆高层领导中选一个连战的“双胞胎”的话，显然就是李鹏。李鹏是大陆高层领导中最保守、最愚昧的一个，民间关于各种他的笑话也最多。大陆老百姓 一看到李鹏在电视上出现，都有深受侮辱、“痛不欲生”之感。连战虽然没有李鹏那样明显“弱智”的言行，但有一点他们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无法让老百姓尊重和喜爱。在极权主义社会，一个无能的领袖可以以靠威权和惯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所以，像李鹏这样智力在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也能担任总理和人大委员长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而在民主社会，选举是产生领袖的唯一手段。因此，领袖的能力、魅力、学识和人品，是其在选战中成败的关键。当时我就判断，国民党以连战为党主席，无疑是自找死路，必然遭到民众唾弃。果然在此次选举中应验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亲民党有重大的斩获。亲民党成立不过数年，它能够在选举中获得突破，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主席宋楚瑜在民众心目中拥有较高的信任度。因此，我有这样的假设：如果当初国民党能够“洗心革面”、对腐烂的肢体动一次“大手术”，推出像马英九这样的年轻、智慧、廉政、干练的政治新星担任党主席，也许还能挽回颓势，不至于兵败麦城。 　　我为台湾民众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选举的权利而高兴。当然，今天台湾的选举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黑金和暴力尤其突出。但是，我认为，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倘若再经过一二十年的民主实践，无论参选的政党和政客，还是普通的、参与投票的公民，民主和宪政意识都会逐步提升，选战也会像美国那样正规和严谨。选举期间，许多平时在大陆经商的台湾商人纷纷回台湾投票，他们非常珍惜自己手中的选票，不惜为此耗费昂贵的路费和宝贵的时间。这就公民意识的觉醒。我相信，只要有这样的公民，台湾就一定会有美好的未来。在我看来，就两岸关系而言，“ 统”与“独”都不是“最高”问题，“最高”问题是保障和扞卫每一个公民的尊严、自由、富裕和幸福。如果以损伤后者为代价，无论是走向“统”还是走向“独”都将得不偿失。 　　作为一名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我尊重台湾民众的选择；同时，我也期望大陆的民众早日拥有这种选择的自由。而且，我企盼在未来的岁月里，两岸能够以松散的联邦或者邦联的方式共创一个美好的明天。 姜恩柱的“个人意见” 　　当董建华决定要竞选连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之后，中共中央驻香港的“钦差大臣”──中联办主任姜恩柱立即发表“挺董”讲话。我在电视上看到，姜恩柱对记者说：“香港经受了亚洲金融风暴，最近又受到美国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却保持了稳定，董建华先生很不容易，他的工作做得很好。如果他要竞选连任，我支持他。”说完这段话之后，姜恩柱立刻又表示，这不过是他的“个人意见”而已。 　　一听“个人意见”，我不禁哑然失笑。在中共的专制统治下，一个官员难道还能够保持“个人意见”吗？严密的官僚体制，决定了所有的官员只能以最高领袖的“意见”为他们的“个人意见”。中共天天讲要“统一思想”，连思想也要统一，哪里还有什么“个人意见”？在“一九八四”的时空中，“老大哥”是无所不在的。姜恩柱是不是在资本主义的香港呆久了，居然说出如此不与中央保持一致的话来？ 　　中共发明了前无古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给独裁统治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真正有个性、有良知的人物，都不见容于其僵化而冷酷的意识形态。远的如陈独秀、瞿秋白，近的如胡耀邦、赵紫阳，都是多多少少有些“个人意见”的中共领袖。他们有相对鲜明的个性和相对民主的作风，他们的内心深处还残存着与天上的星辰并列的“道德律令”。因此，他们才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惨遭失败，并被清洗出局。相反，要获得、维持和扩大自己的权力，首先就得消泯个性、放弃“个人意见”。然后，按照“厚黑学”的原则，让脸皮变得更厚、让心肠变得更黑。在“优败劣 胜”的专制体制下，大多数时候，官职的高低都与脸皮的厚度、心肠的黑度成正比。 　　在这样的背景下，姜恩柱奢谈“个人意见”，岂不是掩耳盗铃？他以为自己欺骗了所有的人，其实欺骗的只是他自己。大家都站在一边，津津有味地把他当作杂耍的小丑来欣赏呢。 　　姜恩柱传达的显然不是他的“个人意见”，而是中央的意思，他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传声筒”而已。董特首的工作真的做得很好吗？众所周知，香港楼市跌得一塌糊涂，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样是面对亚洲金融风暴，韩国人民万众一心，空前团结，连家庭妇女也捐献首饰拯救面临崩溃的国家经济，这说明他们困难虽大，信心却更大；而香港市民却日渐冷漠和乡愿，普遍对政治表示疏远，这说明特区政府的政策伤害了民心民意，香港的前途让人担忧。而作为特首的董建华，既缺乏干练的施政能力，有没有基本的民主理念，唯北京马首是瞻，对今日香港的惨淡状况更是难逃 其咎。连一名普通的餐馆老板也拒绝与之握手，这就是“董伯伯”在市民心目中的“伟大形象”。中央政府之所以喜欢董特首，一是因为他很听话，二是因为中央政府首脑的智商也就是董特首的水平。以李鹏之流的弱智，居然做了两届国务院总理，然后接着当人大委员长，所以董建华也就信心百倍地要连任特首了。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与香港的危机 　　董建华正式宣布竞选连任之后，中新网传来消息说：有学者相信宣布参选的现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将会取得八百人选举委员会中过半数委员的支持。而社会上盛传有可能参选的人士，例如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机场管理局主席冯国经等，都已经表明不会参选，冯更明确表示支持董的连任。 　　同时，香港《文汇报》也报道说，董建华极有可能在没有竞争对手之下“自动当选”，然后经过中央正式批准和任命，正式成为第二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第二届行政长官选举由明年二月十五日开始接受提名，到二月二十八日截止。如果到提名期结束仍只有一位参选者获得有效提名，选举主任便会宣布这个候选人在选举中自动当选，毋须在预定的投票日，即明年的三月二十四日进行投票。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民主制度”？不用说两千年美国总统大选是怎样的如火如荼，就是刚刚结束的台湾立法委员和县市长选举，也成为全社会万众瞩目的一大盛事。现代民主的一大要义，就在于每一个公民应当享有并行使自己的选举权，这是他们参与政治生活的标志。台湾的选举固然有不少的黑金、暴力和表演的成分，但当我发现每一个选举人对选民毕恭毕敬的时候，我就对台湾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特首居然可以不经民众投票而“直接产生”。这种赤裸裸的专制行径居然还要打着“民主”的遮羞布，岂不是对六百万香港市民公然的羞辱？假如今日董建华顺利地“自动当选”，那么不难设想，明天阿猫阿狗也有可能“自动当选”──那么，香港变成“臭港”也就指日可待了。 　　这才是香港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这一危机比经济的萧条、治安的恶化、教育的滑坡更为可怕。近年来，香港市民普遍对政治冷漠，让这一危机变得更加严峻。在我看来，士民工商、三教九流，没有人躲得开政治──政治就像影子一样追随着每一个人。大家都躲避政治，其结果是让少数低能的、专横的、腐败的政治人物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而大家都参与政治，才能形成一股巨大的民间力量，对当政者构成强大的监督和制约，使之成为真正的公仆。现在，董特首既然能够“自动当选”，他哪里会把香港百姓的疾苦和呼吁放在心上？他只需要看北京的脸色就行了。在钟耀 庭事件中，董建华那双干涉学术自由的黑手已然若隐若现；而在他虚伪地上街了解民情的时候，一个餐厅老板坚决拒绝与之握手。董建华在香港市民心目中的印象不过如此而已。香港市民已经忍受他四年多了，难道还要忍受下一个五年吗？ 　　董建华的“自动当选”让我不由地惊叹：香港的老百姓就快要沦落到大陆的老百姓的地步了──除了比大陆的百姓富有一些之外，他们同样是专制制度的奴隶。民主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民主有赖于每一个人的争取和奋斗。已经沦为奴隶的命运、并在追求公民的权利的我们，真要忠告单纯善良的香港同胞：你们赶快醒醒吧！ 　　 一百步笑五十步 　　 　　近日，江苏媒体报道，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任彦申在第十次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对当前出现在高校中的学术腐败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并表示要坚决刹住这种不正之风。 　　任彦申曾经担任北大的党委书记，针对不久前发生的北大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剽窃事件，他在讲话中指出：“当前，高校中不正之风最突出的问题是学术腐败。一些人从事科学研究急功近利，评奖、评职称营私舞弊、弄虚作假，搞权学交易、钱学交易，滥发文凭，博士、硕士帽子满天飞，有的人连本领域的常识都说不出来，却会拿着高学历的大帽子吓唬人、争待遇、做资本。”任彦申还说：“这种风气是对高等教育的亵渎，是严重的腐败。高校是神圣的学术殿堂，又是社会的一个肌体，我们一方面要大力提倡和推进经科教一体化、产学研相结合，另一方面要防止市场经 济中的不正之风污染学术研究的净土，因此一定要坚决刹住学术腐败的不正之风。高校党组织要认真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党委在干部任用、招生收费、职称评定、课题评审、学科和学位点申报、文凭发放等方面把好关口，坚决抵制不正之风，树立好形象。” 　　读到这段报道，我不禁哑然失笑。古语说“五十步笑一百步”，今天居然有“一百步笑五十步”──世界上还真有厚颜无耻如任彦申辈。在学术腐败的道路上，如果说王铭铭是“五十步”的程度，那么任彦申本人就是“一百步”的程度。任彦申出身于中共高干家庭，“文革”时期是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他本来是学工科的，由于“文革”爆发，他投身于残酷的政治运动，虽然捞到了不少政治资本，学业却几乎被全部荒废了。八十年代，任彦申在清华大学从事的“专业”，一般人是很难猜到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后来，他调到北京大学党委系统。一九八九年“六 四”惨案之后，由于他积极配合高层整治北大的思路，在北大校内大肆推行党化教育和法西斯教育，得以步步高升，迅速由党委副书记升任党委书记。有清华党棍惋惜地说：“我早就看出任彦申是一个好同志，你们看他在北大功成名就，我们清华真该留住他啊！”当时，北大校长是软弱无能的物理学家陈佳洱。于是，任彦申在北大就一手遮天、为所欲为。北大党政系统之内，人们但知有“任书记”，而不知有“陈校长”。 　　任彦申担任北大党委书记期间，正是北大学术空气惨淡、学术腐败盛行的时期。就在这一时期，被处决的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青虽然没有在北大念过一天书，却获得了北大的法学学士学位。而任彦申本人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在北大马列学院捞到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的头衔。虽然他从来没有写过一部有价值的专着、从来没有带过一个有水平的研究生，他依然时时、处处以教授和博导自居──是因为公务繁忙吗？他的公务总没有国务院总理朱熔基繁忙吧？朱熔基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时候，还亲自指导过几名博士生的学业。实际效果如何姑 且不论，但朱熔基至少知道“在其位谋其政”的道理。而任彦申在北大期间，不仅自己趾高气扬地做“空头学问家”，而且压制不同意见、剥夺师生们的学术自由。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奢侈腐化、花天酒地，将北大搞得乌烟瘴气，连身边的“小秘”也住进了院士楼。任彦申在北大的种种恶行，致使北大数十名老教授忍无可忍，联名向中央写信揭发其丑行，在信件中有“人神共愤”之语。就是这样一个腐败堕落、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有脸在大会上大谈反对“学术腐败”──他自己岂不正是学术腐败典型中的典型？ 　　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一个权力阶层引导全体公众走向“恬不知耻”的社会。最没有德行的人在像模像样地号召“以德治国”，最无知的人在滔滔不绝地教育“讲学习”，最卑劣的人在大义凛然地宣扬“讲正气”──而任彦申之流不过是哈哈镜王国中的丑角之一罢了。 谭其骧与毛泽东 　　“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这是着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的一句名言。这位朴实无华的大学者，一生读书、写书、教书，平平淡淡如清风明月，却着作等身高、桃李满天下。谭其骧先生的弟子葛剑雄教授，有感于以老师为代表的前辈学者的神采风范、音容笑貌，在整理老师日记的基础上，先后写成了谭其骧先生的“前传”与“后传”。以一九六六年为界，前者写传主前半生的求学与治学生涯，后者写传主在文革中的挣扎和文革之后晚年最后的一个学术高峰。我尤其关注《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关于文革岁月的描述，我想知道：一个“淡泊明志、宁 静致远”的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惊涛骇浪，是如何艰难地在尊严与屈辱之间生存下来的呢？ 　　文革初期，谭其骧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遭受到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书中写道：“在一片打倒声中，将一顶高帽子戴在他头上，大瓶墨汁往他身上浇来，汗衫上被写上‘牛鬼蛇神’等字，又被七手八脚撕破。批斗后，学生们逼他脱下鞋子，光着脚在校园里游街。”自尊心极强的谭其骧，回家后失声痛哭。 　　到了文革中期，谭其骧的处境有了改善。他是第一流的文史学者，因而被挑选为毛泽东注释“大字本”。所谓“大字本”，就是专门为毛泽东印制的、带有注释的古书和古文。谭其骧奉命注释的许多史书和古文，毛泽东都运用于现实政治斗争之中，收到了化钝刀为利器的功效。例如，谭其骧注释的《明史‧朱升传》，毛泽东阅读之后，深受其中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口号的启发，向全世界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谭其骧参与注释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是无可厚非的。他与那些直接参与写作大批判文章的御用文人有着本质的区 别。 　　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些细节处透露出了有关毛泽东的知识结构的信息。其实，毛泽东不仅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文明毫不了解，而且对中国以五四启蒙思潮为主流的现代文化也持拒绝态度。即使是对中共标榜的意识形态根基──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也是连皮毛都没有摸到。他的成功，还是因为他对古代权谋术游刃有余的运用。他尽管勤奋读书，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依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只知道古书中最阴暗、最残酷的那一部分。毛泽东以秦始皇、朱元璋等暴君为楷模，以获得和保持权力为人生终极目标，因此他敢于与世界和平与民主的潮流对抗， 成为二十世纪最臭名昭着的独夫民贼。 　　谭其骧与毛泽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相遇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的时空隧道中。学者得以保全性命，在浩劫之后凭借其夕阳的余晖，完成了煌煌巨着《中国历史地图集》；独裁者则读古书如吸鸦片，在丧心病狂地吞噬了亿万老百姓后，在冰冷的宫廷中孤独地死去。读罢《悠悠长水》，我不禁想：在二十世纪灾难深重的中国，任何一个人看似平淡的一生，都比莎士比亚精心构筑的、情节曲折的戏剧，还要让人一咏三叹。 　　 自由与阳光（代跋） 　　《拒绝谎言──余杰海外政论选》一书中收入的，全部都是“漂泊在本土之外”的文字。在此之前，我虽然在香港出版过《火与冰》、《老鼠爱大米》、《爱与痛的边缘》等三本文集，但都是先在大陆出版，然后才诞生香港的版本。在香港的版本中，我将某些在大陆的版本中被删节的文字重新添补上，使之恢复了原貌。与前三本文集相比，《拒绝谎言》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其中绝大多数的文字都不能够在大陆的传统媒体上得以公开发表。 　　这些文章，有一部分曾经发表于香港的《明报》、《明报月刊》、《亚洲周刊》、《苹果日报》、《开放杂志》，台湾的《中国时报》、《民主论坛》（网络杂志）以及美国的《议报》（网络杂志）、《大参考》（网络杂志）、《中国之春》、《当代中国研究》等媒体上。在此，向曾经编发过它们的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大陆的某些比较边缘性的网站，如“思想的境界”、“问题与主义”、“不寐之夜”、“北大新青年”、“世纪论坛”、“关天茶舍”等也曾张贴过其中的一些文字，不过它们很快就被网络管理者删去了，有的网站甚至自己也夭折了，所以我估计读到它 们的国内读者不会很多。其实，我最希望的还是国内的读者能够读到这些文章，因为它们针对的是生活在“优孟王国”中的我们、针对的是我们受到伤害的、“正在时”的生活状态。然而，迄今为止，这些文章的大部分读者依然还只能是生活在海外的人士。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写作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明确地知道：它们是不可能在国内发表乃至结集出版的，它们都是为大陆之外的媒体而写作的。因此，我不再有任何的禁忌和顾虑，我不再担心编辑的“火眼金睛”识破我“欲说还休”、“微言大义”的伎俩，也不再有让编辑丢掉饭碗的心理负担（近几年来，我的文章确实让好几个善良的编辑失去了发稿的权力、晋升的机会甚至工作的岗位，这些事件至今让我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因此，我也获得了一种完全的自由，就好像突然从黑暗的屋子里来到灿烂的阳光下一样。我成了一只挣脱了绳索的风筝，奋力飞向遥远的天际，飞向自由的王国。这 种写作的体验，固然有痛苦的因子，但更多的却是幸福的成分。这种幸福是那些御用文人们所无法想象的，就好像被一个被去势的太监无法体验正常人做爱的快乐一样。 　　这些文字大概都可以归入“政论”的行列。曾经有不少的师长和朋友劝说我，要我变得“更加学术一些”或者“更加文学一些”。我何尝不热爱学术和文学、何尝不知道与政论相比学术和文学具有更为恒久的价值、何尝不想在“自己的园地”里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然而，在北大求学七年之后，我逐渐认识到：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最迫切需要的也许并不是神圣的学术和崇高的文学，而是对常识的传播、对专制的批判、对民众对启蒙和对历史真相的恢复。从表面上看，这些东西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言说它们却需要承担相当的风险和付出相当的 代价。换言之，捅破那层薄薄的窗户纸也许并不需要太费力，但捅破之后却必须面对主人们狰狞的面孔和凶恶的棍棒。因此，没有多少知识分子愿意去做“捅窗户纸”的事情。经过反复的考量后，他们选择了更加安全、同时“投资回报”也更高的学术和文学，象牙塔内的生活死水没有微澜。当然，谁也没有权利强迫别人做出某种选择，但在我看来，在政治专制、文化僵化、道德沦丧和信仰缺乏的社会大氛围下，即便是白年一遇的天才，也不可能写出第一流的学术着作和第一流的文学作品来。用我的一句老话来说，就是“盐硷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来”。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 国大陆出版的学术着作和文学作品算得上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然而，坦率地说，真正有价值的究竟占了几成呢？能够进入全球视野、被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读者所接纳、并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的作品又有几部？我们的学术，多半是侏儒学术；我们的文学，多半是太监文学。我们的教授，多半是知识的贩子；我们的作家，多半是技巧的奴隶。 　　于是，我更倾向于从事“改造盐硷地”的工作。这种工作，“投入”与“产出”难以成正比，甚至会不被视为做无用功，但我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于是，我便写下了这一篇篇在阳光下言说自由的文字。这是一种“正常”的写作，尽管它让某些人大惊失色，视为异端。这些文字虽然还没有直刺龙骨的力量，但至少批下了几片闪闪的龙鳞，让不可一世的恶龙感到了几丝痛楚。 　　十九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催生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的政论家──梁启超；二十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又催生了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一位政论家──陈独秀。在我看来，梁启超和陈独秀的政论文字丝毫不比他们同代人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价值要低。我自己以为，即使梁启超和陈独秀没有从事学术着述和政治活动，梁启超单单以一篇《少年中国说》、陈独秀单单以一篇《敬告青年》，就足以奠定各自在文化史上的地位。他们的文字是照向溃烂的传统文化和腐朽的社会现实的阳光，他们的文字是对一个青春的中国和自由的个体生命的呼唤。 　　从国民党到共产党，蒋介石到毛泽东，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是一个悲剧性的下降的过程，也就是从“自由的多和少”到“自由的有和无”，从“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除了蒋介石和毛泽东这类以吞噬同类为乐的独裁者之外，在普通民众当中，肆无忌惮地毒化这片已经盐硷化的土地的人很多，而义无反顾地抢救这片被苦难浸透的土地的人很少。在梁启超和陈独秀之后，堪称“民族的脊梁”的，有鲁迅、胡适、殷海光，有储安平、遇罗克、林昭。他们当中，有的在与风车的大战中精疲力竭而死：鲁迅死于肺病，去世时体重不足四十公斤；胡适死 于突发的心脏病，缓缓地倒在台阶上；殷海光死于癌症，最后连住院的钱都差点缴纳不出来。也有的是以更加惨烈的方式死在与罪恶的公牛作战的斗牛场上，他们惨死的时候，周围全是兴高采烈的看客：储安平在被侮辱和殴打之后神秘失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遇罗克在一片狂热的“打倒”声中被押上刑场执行枪决；林昭被枪杀之后，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的政权居然强迫她的家人拿出五分钱的“子弹费”！经过几次浩大而残酷的政治运动之后，魂飞魄散的知识分子们沉默了，古语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于是，梁启超和陈独秀的传统断裂了。 　　一个世纪过去了，今天重新阅读梁启超和陈独秀的文字，我依然感到元气淋漓、入木三分。然而，他们所诅咒的“黑屋子”、他们所谴责的“奴隶性”照样岿然不动；他们所梦想的“新中国”、他们所呼唤的“新青年”也还是没有浮出历史地表。罪恶依然罪恶着，黑暗依然黑暗着。所谓“三讲”，无非是“讲权力”、“讲金钱”、“讲女人”；所谓“三个代表”，无非是“代表着政权腐败的极致”、“代表着民众苦难的顶峰”、“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反方向”。马基雅维弗利在《谈话录》中说过：“有人谈到，现在有许多人从事抢劫等犯罪活动，他们会发现这些犯罪 活动都源于这样的事实：那些统治者也有与此类似的活动。”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犯罪团体就是权力阶层。贪婪已经变得无法制止，掠夺已经变得明目张胆。从江西芳林小学那些手里捏着鞭炮引线的孩子的尸体到广西南丹煤矿中惊天动地的爆炸，从陕西烽火村武芳那被硫酸腐蚀得千疮百孔的面容到山西那被警察割掉舌头的检举者李绿松……正义在哪里？良知在哪里？同情在哪里？悲悯又在哪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流氓人格和犬儒精神泛滥成灾，人类公认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形同虚设。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和陈独秀没有过时，他们的文字、他们的声音更加显得弥足珍 贵。 　　《拒绝谎言──余杰海外政论选》这本书，远远算不上对梁启超和陈独秀以及鲁迅、胡适、殷海光、储安平、遇罗克、林昭们的呼应。我只能说：它表达了我对他们的仰慕和尊敬。这是我的选择，终生不悔的选择。这是我的道路，一条刚刚开始的道路。 　　 　　 余杰 　　 两千零二年三月于北京 -- Love never ends. http://bbs.fhl.net/php/boards.php?China_gospel_reloa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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