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谈思想史，拜托，我们是经济学家 2002年4月16日 Mark Blaug着 高景仲、赖建诚译 众所周知，研究经济思想史不仅被主流经济学家看轻，有时还被公然奚落为嗜古成癖。这 种现象并非今天才发生。实际上，过去三十年来，提到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所扮演的 角色，论者都不禁要喟叹自二次大战以来，经济思想史的日趋衰微，甚至几乎从大学课程 中销声匿迹；不仅在研究所，甚至在大学部也一样。（注1）这个趋势在美国比欧洲明显 ，但举世皆然。（注2） 虽然大学的经济思想史课程愈来愈少，却有愈来愈多的学者出席经济思想史会议，并发表 相关论文。经济思想史的学术期刊急速增长，品质佳，而且愈来愈好。除了创刊於1969年 的龙头专业期刊《政治经济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以及1981年的《 经济学史评论》（History of Economics Review）之外，还有自1983年起每年出刊的《 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究》（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Methodology）、1990年起的《经济思想史学报》（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93年起的《欧洲经济思想史学报》（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以及《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Ideas）。 美国经济学史学会在1973年成立时，仅有两百多名会员，1974年的首届年会只有五十人出 席；1999年时，会员总数已超过六百，其中有三百人参与年会，并在三天的会议中发表大 约一百五十篇论文。此外，欧洲目前有三个活跃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每年都出版会讯，并 在英国与欧陆的两个地点举行会议。日本与澳洲也有类似的学会在运作。Schabas（1992 ）推估当时全世界约有五百至六百名专业的经济思想史学者，大概有千名学者教授在做经 济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现在若将Schabas的数字更新，成长的幅度应该有百分之五十。 经济思想史一方面在课堂中衰微，但另一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论文、研讨会、专业期刊 却又在增加。我们应该如何解说这两种背道而驰的趋势？ 经济思想史的伏与起 我们先看正统经济学者，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兴趣如何衰退。这相当容易解释，以致於任 何尝试都会出现方法论上的「过度解释」。 先谈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强势影响力。Alfred Whitehead（1929, p. 162）曾说：「不能 爽快遗忘其创始者的科学，是个失败的学门。」这句话已说明一切。Jean-Baptiste Say 曾更简洁地表达相似的概念：「愈完美的科学，历史愈短。」（引自Barber, 1997, p. 93）。自然科学不管自身的历史（这个说法的真实性现在要打折扣），（注3）因此，若 经济学是真正的科学，那就应该轻忽自身的历史。 第二个解释较温和，是个标准经济学的例子。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来一点经济思想史课 程作为学生的娱乐，当作学生狂热钻研数学或统计学之余的休憩，当然不是什麽错事。但 是，最重要的稀少资源是时间。经济思想史在众多课程的权衡取舍中，因而不能自保。如 Paul Samuelson（1988, p. 52）所说：「研究生每晚至少要睡四个小时，那是放诸四海 皆准的法则，因此，经济学的课程中有些必须割舍。」此外，经济思想史对就业没有帮助 。有谁曾经听过，任何学术圈之外的雇主，会因为求职者修过经济思想史而对他印象深刻 呢？ 但是，若以上的说法成立，那我们要如何说明，有愈来愈多人参与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会议 ，以及经济思想史专业期刊的持续增加呢？ 一个过度简化的解释是：在这个人口持续增加、高等教育的参与率、教师人数皆上升的世 界，所有的数字都必然会增加，其中也包括不愿被淘汰而积极着述的年轻教师所发表的论 文数量。这个纯数量的论点是有几分道理，但有点过度简单。各国念经济学的学生人数并 未增加。此外，在重量级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固然有助学术生涯，但大学系主任对经济 思想史的专业期刊评价并不高。（注4） 经济思想史学者之所以会增加，较具说服力的解释是：经济思想史吸引了异於主流经济学 家的知识分子。具数学天分者，学习物理、工程、现代经济学时，会有如鱼得水之感。具 哲学天分者（知识分子而非技术专才），会因经济学与政策具有相关性，或是认为社会的 基础在於经济，因而被经济学吸引。这种人很可能会选择经济思想史，作为研究的专长之 一。由於经济思想史的论文鲜少有大量数学或经济计量，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经济思想史 是个软柿子。事实上，从许多方面来看，经济思想史会比主流经济学更艰难、更精妙、较 无法依样画葫芦。尽管如此，令人讶异的是，经济思想史的学术会议，竟然会吸引不同比 例的奥地利学派、马克思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Sraffa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後凯因 斯学派，等等的各路人马。这些人都不是新古典，或甚至是反对新古典学派；他们在这个 会议里，才有机会与自己狭窄学术圈之外的学者对话（Vaughn, 1993, p. 180）。换言之 ，经济思想史是异端者的避风港。这种异端，无疑地会有许多根源；但我认为，从另一种 心灵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从某些意气相投的思维出发。 为经济思想史辩护 然而，经济思想史有「任何」功用吗？面对这个问题，有些文章的标题采取痛苦护卫的语 调，来讨论经济思想史在现代经济学中的角色：＜经济思想史，多少钱一斤？＞（ Winch, 1962）；＜经济学的过去有用吗？＞（Stigler, 1969）；＜在Samuelson之後， 谁还需要Adam Smith？＞（Boulding, 1971）；＜经济学家应该放弃政治经济学史吗？＞ （Corry, 1975）；＜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前途吗？＞（Backhouse, 1992）；以及＜为什 麽要教经济思想史？＞（Vaughn, 1993）。从这些辩解中，可以感受到痛苦的意味。那是 因为要替知性的偏好做有力的辩护，原本就不容易；尤其所面对的，是本来就心怀疑难的 对象。看看Schumpeter （1954, p. 4）在其钜着《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中，所提出的软弱辩护。他自问为什麽要研究经济思想史，接着回 答说：「教学上有用、会有新的想法、会对人类的心灵产生洞见。」 「教学上有用」，是指在宽广的历史与知识背景下，去传授经济学的基础概念（机会成本 、依边际法则作决策、个人成本vs. 社会成本、利润诱因、跨期协调、市场结清、市场失 灵、讯息不完全、道德风险、交易成本，等等）。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认为，大三学生有一 些经济学的底子之後，以及在大四决定是否要继续念经济所之前，最合适讲授经济思想史 。 较少被提及的理由是：发现「新的（或是被遗忘的）想法」，因为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 「Pareto的最适境界」被忽略二十六年之後，於1930年代重新被发现；Coase早在1937年 就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但要在三十年之後，这个概念才有人探索。这类例子，在经济学 的演进过程中并不多见。 某些经济思想史的评论者相信，经济学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市场」：透过由期刊、 书籍、研讨会与会议所组成的通讯网络，新的概念在这个市场中相当有效率地传布，几乎 没有重要的内容会流失。这个「思想市场有效率」的观点，隐含着说：经济思想史可以被 当代经济学家忽略而无损失，原因是具有价值的概念，应该已经完全包含在现代的课程中 了。Stigler（1969）既能忽略经济思想史，但也能针对经济思想史中的某些议题，做出 许多极具价值，至今仍称得上经典的研究。「思想市场」本身就是重要的事情，任何反对 这种说法的声音都无须讨论。「市场」是学术（或任何）货品的品质仲裁者，所以也必然 会受到流行风潮或势利眼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学者通常是在非营利机构，或是在接 受补助的高等研究机构工作。（注5）此外，在经济思想史的领域中，我们所忧虑会流失 的内容，并非无法修复或是会完全失去的想法，而都只是一些酝酿中的想法（例如交易成 本）；这些见解对当前经济难题的深刻洞见，都尚未被适当地探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把Edgeworth经济理论中的「核心」（core）概念，与非合作赛局的Nash均衡联系起来， 前後花了多长的时间！ 关於经济思想史的实用功能，Stigler只提出一项。这有点奇怪，因为他说经济思想史能 教人「如何阅读，以及如何对所阅读的东西作出反应」；他表示，这种技巧从过去真正的 伟大着作中最能磨链出来，因为这样最能透过时间的差距，来显示出不同的观点。 Boulding（1971, p. 235）也有相同的观点：阅读《国富论》这类的经济学钜着，「让我 们对一位真正出众之智者的工作方式，有约略的了解。」这个说法和Schumpeter对经济思 想史的第三种说法类似：对人类的心灵方式产生洞见。但对Boulding来说，事情还不只是 这样。他认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所的训练，若遗漏经济思想史，充其量只能培养出有知识而 无常识的书呆子（idiots savant）。（注6） 当Schumpeter替经济思想史辩护时，他心里想的是经济「分析」史。然而，几乎所有後来 为经济思想史教学辩护的主张，如同上面提到的Stigler和Boulding的说法，都是有关经 济「学说」史，亦即在讨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社会、哲学与政治概念对 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经济大师的方法论观点，经济学界的社会学，经济思想在国际间的 传布，以及如何把经济思想史应用到经济学的诸多相关问题（特别参见Winch, 1962; Corry, 1975 p. 260; Cesarano, 1983）。从这个较宽宏的角度来看，要替经济思想史的 教学辩护并不难。事实上，唯有透过经济思想史的教学，才能让学生更理解，经济学在更 广泛的社会科学社群内的相对位置，也才有能力辩解学术分工之优缺点，这类的重要问题 。我们在教授过往经济学大师的思想时，若能留意他们的学术背景、哲学方面的概念、以 及他们写作时的制度环境，那麽就能做到Schumpeter所提出的第三个理由，亦即「对人类 的心灵产生洞见」。但更要紧的是，我们因而能进一步了解，经济学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 状况。如同Karen Vaughn（1993, p. 178）为经济思想史所做的强烈辩护：「我们必须直 截了当地说，经济学史之所以"有用"，并非因为它能帮助学生磨练理论技巧，或给他们一 点跨学门的广度，而是因为它能影响学生对经济学本身、它的潜在成就、它的主要限度有 所了解。」她的结论是，有好些理由要多学一点经济思想史，少学一点数理经济学与高阶 的计量经济。我完全同意她的说法。 知识的深度与广度是多面向、多层次的。经济学的知识包括分析、数据、历史、制度与政 策问题。某些具有深度的概念，只有在仔细区分研究之後，才能和其他有密切相关的概念 ，一齐得到较好的理解。因此，知识的宽广度要看如何去做细腻的区分与深入的探讨。这 些知识的层面，在不同的背景下，会有不同的重要性。在我看来，经济思想史对许多学生 而言，具有潜在广泛的应用性，能帮助他们对广博的观念，有深入的根本理解。 如何重建过去 有些经济思想史学者，试图对系上同事证明经济思想史的价值。他们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 经济分析史，然後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所谓现代的外衣，是让他们的文章看起 来，像是最近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或《政治经济学学报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的文章，所具备的数学模型。我称之为「理性 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并用它来和「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相对照，後者是从Richard Rorty的哲学史学借来的（Blaug, 1990; 也 参见Backhouse, 1992, p. 24; Khalil, 1995, pp. 46-9）。Schumpeter（1954）所说的 「经济分析史」，其实是一种理性重建。Schumpeter在其伟大着作的首章，虽然宣示了他 的意图，但他其实一直陷在他当时所称的「知识史」（intellectual history, geistesgeschichte）里（p. 303），这种做法和我所说的「历史重建」，几乎是同一回 事。（注7） 我刻意用「重建」这个词，目的是要向Jacques Derrida与Michel Foucault在结构主义上 的洞见致敬。他们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建，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涩 之处，并不是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文本既然必须重 建，问题在於我们要怎麽做：是要以我们现在的全部所知来重建，或是尽可能忠实文本写 作时的背景？ 选择前者的诱惑几乎难以抵挡。这麽做的话，我们是在让经济思想史与当代经济学家之间 ，有清楚的关联；同时，我们也在运用现代的专业技法，看是否能对当代的问题有所助益 。当然，用三条联立方程式的成长模型，来表达Adam Smith的见解，或用两条微分方程式 来说明Malthus（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都必然是时空错置的做法。但我们终於可以用理 解Samuelson 的方式，去了解Ricardo。在这种情况下，「时空错置」的代价，怎能和那 种狂喜的感觉相提并论？ 相对地，历史重建是在运用过去思想家、同时代追随者所能接受的方法，来正确地描述其 意图，来解释其思想，这是相当困难的事。历史重建必须仔细阅读这些经济学家的文本， 以及在他们之前的思想家着作，来了解他们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历史重建犹如驾驶着经 济学的列车，藉着後照镜在时光中回溯。这时我们就会安慰自己说：毫无疑问，无论就心 理面、智识面、或甚至逻辑面而言，严格来说，历史重建都不可能做到这几个面向的要求 。我们读Karl Marx时，怎麽可能，或甚至假装不管当代经济学？为什麽可怜的Marx，会 试图把产出的价值归因於单一的投入（劳动力），而对边际生产力一无所知？怎麽可以跟 心理分析师谈自己的童年，但又假装在青春期曾经发生失忆症？ 展读Paul Samuelson、Michio Morishima、Hans Brems 、Jurgen Niehans、Takashi Negishi等理性重建大师的作品，（注8）我们无疑地能学到许多用数学模型表达的经济思 想史，甚至还能多学到一些对Smith、Ricardo、Mill、Walras、Wicksell的理解。然而， 无论理性重建的手法如何地理所当然，但到了某个时间点，其败象就至为明显。我们可以 写出数学模型，来描述农业经济体系内的土地具有稀少性，而且没有补充的可能，这种手 法是在用现代的外衣来包装Ricardo。这麽做的话，会削去整个大问题中不少难以处理的 棱角，但这只是在把Ricardo当作个广告商标，他的存在还有什麽意义？若你手上有一把 铁鎚，那麽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会像是钉子。经济学家拥有现代的数理工具，每个议题在 他们眼中，就像是可以运用这些工具的好机会。铁鎚若能有新钉子可敲，总是件好事。如 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麽理性重建终必会使经济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 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这里。 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挞伐的罪行，但我还是要下结论说：历史重建才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 唯一路径，这麽做才能尊重所研究素材的独特本质，而非只是迁就现代分析工具的应用。 理性重建会使过去的思想家看起来更像我们，然而实际上他们并非如此；历史重建会使他 们显得较不像我们，但会较像他们的原貌。我们无法重建Adam Smith的心灵状态，以及他 所继承的知识遗产，但我们可以尽力尝试趋近。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在进步，正如经济学整 体来说也是在进展一样。阅读Jacob Hollander与Jacob Viner这些前辈学者对Adam Smith 的研究，就可以了解近数十年来我们对Smith研究的重大进展。我们知道，要把过去的思 想以其「原貌」还原重建，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不可能重建1792年巴黎、或 1917年莫斯科的革命热潮一样。若经济思想史对历史重建的问题确实难以克服，那麽任何 写作历史、政治或经济史的尝试也就都免谈了。 鱼与熊掌兼得 如果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必然泾渭分明，区分这两种诠释便不成问题。然而大多数奉行理 性重建者，都自认比那些只能重现过去的纯粹经济思想史学者，更能以历史的眼光对思想 大家作更深层的解读。我曾多次指出这种鱼与熊掌兼得的例子（Blaug, 1990），在此我 仅藉两个有力的例证，说明经济思想史如何能厘清经济学的中心议题，并启发经济思想的 开展。 Adam Smith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是经济学文献中最知名的比喻 之一。Kenneth Arrow与Frank Hahn在《一般竞争分析》（General Competitive Analysis）的「历史导论」中（Arrow and Hahn, 1971, pp. 1-2），向Adam Smith致敬 ，因为Smith在两百年前已洞知，完全竞争会导致Pareto最适的多重市场均衡。对Smith作 这样的解读，在许多初阶教科书中也以可看到类似的说法（Blaug, 1997a, p. 82）。这 种褒扬其实是历史的大乌龙。Smith所说的竞争，系指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 」（process competition）。我们今天所说的竞争，对Smith而言是「明显且单纯的自然 自由体系」，意谓没有人为的限制，尤其是不对进出产业或职业设限。无论是竞争或垄断 ，皆与市场内的卖方人数无关；垄断所指的，并非卖方只有一人，而是指生产要素因未能 完全流通而造成供给缺乏弹性；竞争的相反并非垄断，而是合作。简言之，所谓的竞争， 是我们从「竞争」这个动词所联想到的商业行为模式，亦即进入能获利的产业、以削价来 扩张市场占有率，以及无所不用其极地争取利益。「完全竞争」这个概念，是到了1838年 才由Auguste Cournot提出。在完全竞争下，厂商为数众多，每个厂商都必须接受既定的 市场价格，仅能自由调整自已的产量。这种厂商只能作为「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 定者」的概念，完全异於Smith以及所有自他以降古典经济学家思考竞争的方式。再者， 若把古典经济学家从竞争过程所得到的「动态效率」概念，等同於Pareto与Arrow、 Debreu所提出的「静态效率」，那就更是乌龙加乌龙了（Hutchison, 1999）。 此外，Smith在三个不同地方使用「看不见的手」这个辞汇。Smith每次用它时，都不是用 来说明市场必将能把个人的「恶行」（如自私），转化为公共之「德行」（例如众人之所 得与就业）；而是要证明如Robert Burns所说的：「the best-laid schemes o' mice and men/Gang aft a-gley」（Rothschild, 1994）。在《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第四卷第二章谈到国际贸易时，「看不见的手」仅出现一次。Smith指出， 对国内产业的自利偏好超过国外产业时，就会不经意地替扞卫本国利益出一份力（ Grampp, 2000）。Smith还轻蔑地补充说，装模作样的商人刻意促进公共福利，所造成的 伤害总是多过助益。Friedrich Hayek与Robert Nozick在二十世纪重新发现，与Smith同 时期的Adam Ferguson（1978），所提出的「个人行为的意外社会结果」学说，就是在用 「看不见的手」来解释社会制度。Ferguson的说法，在Smith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所以呢 ，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水准的做法。再者，相对於现 代盛行的终局（end-state）概念，若要了解竞争的过程概念（process-conception, Blaug, 1997a），这倒值得耐住性子，思索Smith对价格制度之优点的真正想法。 接下来所要提出的例证，更能清楚呈现我的观点。我确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思想 史的评价相当低，部份原因是他们将经济思想史视为很久以前的经济学史，所处理的议题 或许是Aristotle对货币的看法，或是经院学派（scholastics）对高利贷的观点，或是重 商主义学派对进口关税的论点。然而，对後世的学者而言，最近一期的Econometrica必然 是後人眼中的经济思想史，其中所含的见解，和Pigou谑称的「死人的谬见」其实并无差 别。经济思想史的范围，可溯及昨日才出现的经济见解；活着的经济学家与逝去的经济学 家，皆可为经济思想史学者所用。Robert Lucas（1996）以货币的长期中立性，作为诺贝 尔奖演说的题材，正可说明此点。Lucas沿袭Milton Friedman的作风，只要一讨论到货币 理论，就必先阐释David Hume在1752年发表的＜论货币＞与＜论利率＞这两篇「宏文」。 Lucas援引Hume两段讨论「我们现在称为货币数量理论」的论述，内容是︰（1）货币供给 量的变动，将会等比例地改变货币价格；（2）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不会对产出 与就业有实质的影响。Lucas（pp. 661-3）也注意到Hume所宣称的：「事物在调整至新的 情势之前，总有一段间隔空档。」Lucas於是提出疑问：若个人采取理性的预期，那麽为 何在货币扩张或紧缩的初期效应，会异於其最终的效应？货币的中立性变动，如何会使就 业与生产作同方向的变动？ Lucas（1996, p. 664）认为Hume的论述有矛盾之处，他的解释是Hume欠缺现代经济学的 工具。他说：「我认为实际的情况是，对一个仅具有文字工具的经济学家，即使是能力超 卓如Hume，这个（问题）毕竟太难。」Lucas还指出，十八世纪缺乏有系统的货币与价格 数据，迫使Hume相当依赖纯理论式的思考推理。「基於日常生活的知识，Hume确信货币变 动与生产变动之间，存在着短期的相关性。然而这样的想法，经过非正式的测试之後，会 与Hume的广博历史知识抵触。」Lucas（1996, pp. 668-9）针对Hume的论点，作更进一步 的历史重建。他说︰ 「Hume比较不同经济体在不同货币成长率下的长期一般行为时，能作出严谨的理论化工作 ，而且我们也都看见，他在实证上也相当成功。但另一方面，在研究短期时，他就被迫采 取较松散的思考推理，以及较粗糙的实证资料，来作出一般化的结论。经济理论经过十九 世纪，以及整个二十世纪的演进，Hume论述的双重标准特徵依然存活着。运用最新发展的 静态一般均衡理论，可以更准确地描述货币数量理论说中的"货币中立性定理"。这项定理 若用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解释，则会出现捉襟见肘的窘况。」 Lucas告诉我们说，Wicksell、Keynes、Hayek、甚至Patinkin等人，都是以一般均衡的模 式思考。在一般均衡下，人的行为被视为总是在追求极大化，所要解决的是跨时期的替代 性问题。但Wicksell等人的做法，到头来和Hume一样，受到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之限制，无 奈之余也只能诉诸松散的动态均衡。对Lucas而言，这一切「只是要强调，如果没有现代 的数理经济学工具，任何解析困难动态问题的尝试必然徒劳无功。」Lucas的诺贝尔奖演 说，在阐明此点之後，说我们现在终於可以适切地探讨总体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他也证明 说，若个体对其所作决定的随机结果具有完全的资讯，则菲利浦曲线必然会垂直。 Lucas似乎浑然不觉，他的说法并非Hume和同时期的人士，或是在19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 发生之前的学者，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诠释。货币的效果在长期是中立性的，这在当时殆无 疑义（由此可见，重商主义学派对长期出口顺差情有独锺，实在是大错特错的观念）；但 就短期而言，货币的效果并非中立性。的确，Hume以及後来的Marshall、 Fisher、 Wicksell、Mises、Hayek与Keynes等人，皆极度强调货币的短期非中立性。在此之前被大 力鼓吹过的货币长期中立性、等比率定理这类的相关理论，几乎都已不见踪影（Mayer, 1980; Patinkin, 1990; Humphrey, 1991; Blaug, 1997c, pp. 19-21, 614-28, 638-40 ）。Hume指出：「主事者的最佳政策，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增加货币发行量，藉此可活络国 家的产业士气。」Hume所开的处方，是渐进式的通货膨胀。从这个角度来看，Hume甚至比 Friedman或Lucas所想像的还要更现代。 Hume对短期的强调，成为第一次与二次大战之间凯因斯总体经济学的特色。然而这项强调 ，几乎被Lucas以及所有现代教科书对货币数量理论的论述所忽略（Laidler, 1991, pp. 18-9, 79; 1999）。所以我的结论是：Lucas对Hume所做的理性重建，是个别脚的历史重 建，并因而严重地误解两个多世纪的货币理论史。 Lucas的理论架构，在说明经济学家的唯一关切是长期均衡的特性。只要脱离这个框架的 文本，Lucas就无法诠释。尽管理性预期与现代的随机分析工具，确实有助於厘清Hume对 货币长期中立性主张的一些根本问题，但若要说这些前辈经济学家的目的，是在试图建立 货币长期中立性的模型，那必非实情。在理性预期的特殊假定条件下，运用某些分析工具 所得到的理论分析，其实完全不能回答下列的问题：货币政策是否应针对短期的景气循环 而发？或是在货币长期中立性的假设下，来指导短期的货币政策？ 为经济思想史研究作最後的辩驳 我现在要回到先前提及的那个既困难又关键的问题：如何替「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可以作为 经济学的专业」辩护？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人所做的有力论证，我敢说，没有一个说法可 以完全说服死硬派的存疑者。我在此提出自己的压箱说帖，同时我也充分理解，这个说法 也不是完全具有说服力。那就是：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哲学，甚至数学等学门的思 想或理论，除非对自己学门的历史有透彻的研究，否则这些想法或理论就不可能被充分了 解。我在学生时期所不能理解的微积分，是後来读了Newton与Leibniz对「微积分基本定 理」的争议论述，才豁然开朗的。微积分的基本原理，植基於微量增加或微量减少的形而 上意义；直到那时我才顿时了然，确切明白为何微分是积分的对立面。读了Hayek那本相 当整人的《价格与生产》（Price and Production）（1931），以及Robbins对《经济大 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1934）的混淆解说之後，我才了解凯因斯革命的真正 意义。我想，所有的经济理论都可适用这个道理。经济知识本来就是随境而变的。我们现 在所知晓的经济体系，并非我们刚刚才发现的东西，相反地，它是过去所有发现、洞见、 起步错误等等的总和。没有Hayek、Robbins、Pigou，就没有Keynes；没有Keynes就没有 Friedman；没有Friedman就没有Lucas；没有Lucas就没有…。Leijonhufvud（1999）曾经 将经济思想史与决策树叉图相提并论：树干有许多分枝，有些长得饱满结实，其他则在萎 缩枯死後，树液回流主干，滋养其他分枝。我们目前的经济理论，并非早就注定的。假若 几年前，经济学在关键的岔点上选择了另一个转折，那我们今天可能就会鼓吹不同的经济 理论。 我真的可以信手举出几十个例子，来说明这个基本的想法，但在此我只提一个例子。 Stigler的《价格理论》（Theory of Price）第三版（1966, p. 113），提出所谓的 Coase定理，这项理论已成为现代「法律经济学运动」的核心概念。试着想像：如何从 Stigler的书去了解Coase定理的完整意义。Stigler认为：「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个人 与社会的成本将会相等」，因此，「产出的组合内容，将不受法律对损害责任之规定的影 响。」Stigler的自信结论，结合了「效率」与「不变」两种说法。所谓的效率说，指的 是若当事者自愿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则完全竞争恒为最适状态（optimal ）。所谓的不变说，是指资源的最後配置，不会因财产权不同的初始分配而不同。随後的 大量文献显示，无论是效率说或不变说，在完全竞争的世界之外，都有高度的争议性。或 甚至在完全竞争、完全资讯与零交易成本都能精确定义的情况下，效率说与不变说都会变 成只是套套逻辑（tautology）而已（Usher, 1998; Medema and Zerbe, 2000）。但若我 们回到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1960）这篇着名文 章时，我们会发现，所谓的Coase定理完全没有包含上述的名词。此外，所谓的「交易成 本」，在Coase的文章中仅被定义为「行销成本」（marketing costs）。无论在此处的「 行销成本」意义为何，距离Coase讨论「厂商理论」（"The Theory of the Firm", 1937 ）的文章已有二十三年，交易成本的概念在那篇文章中初次出现。Coase本人用了好几年 的时间，藉助他人所发展出来的Coase经济学，才能较精确地将「交易成本」定义为协商 契约的成本（无论是以明显或不明显的方式来定义），以及监督或警戒契约执行的成本。 Coase也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强调说交易成本可以被极小化，但即使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下 ，也恒为正数。简言之，Stigler与其他许多人所描述的「Coase定理」，对Coase自己而 言，是永远无法应用在现实世界的「黑板经济学」。 这个错中错大喜剧给我们的教训是：第一，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未必能完全掌握自己 的创见。其次，伟大思想的潜力，要靠门生与批评者用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夫，才能 充分发掘。我们现在不时提到Coase 那篇1960年的文章，是因为它教导我们说，「政府失 灵」与Pigou所谓的「市场失灵」，其实是同样重大的问题；因此，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 未能两相吻合，并不足以构成政府介入的充分理由。然而，当我们以不同的眼光重读这篇 文章时，并不能明显地感受到上述的说法。 时间对文本所产生的作用，并非只对Coase定理有效。正因如此，经济学作为一个专业学 门，必须扬弃对经济思想史的鄙视。经济思想史并非经济学内的特殊专业，它本身就是经 济学，所不同的是它的手法：从时间的横轴纵切下去，进行深入的研究。 经济思想史的新潮流 与其他经济学家对话，让我深切了解到，在他们的印象中，经济思想史是一种知性的考古 学。经济思想史或许能偶尔挖掘出新手稿或文件，但这类事情并不会影响经济思想史本身 。此外，与经济学内的其他领域相比，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进步，并未与时推移。这完全 是个误导性的印象。在此我试图描绘经济思想史中，若干领域近年来的剧烈改变。当然， 我的看法会深受自身兴趣的影响。我无法和以博览群书着称的Jacob Viner媲美。 让我们回溯至1980年代，向Odd Langholm（1987）的着作致敬。他有三本讨论经院学派经 济学的专书，彻底改写了先前研究「後罗马与前古典」经济思想的论述。事实上，他的《 亚理斯多德传统中的价格与价值理论》（Price and Value Theory in the Aristotelian Tradition, 1979），可称为经济思想史的经典之一而无愧，足以与 Heckscher（1935）论重商主义、Viner（1937）论国贸理论、Collison Black（1960）论 古典发展经济学（与爱尔兰相关）、Fetter（1965）论英国货币正统思想，等等钜着等量 齐观。 自从Glasgow版的Adam Smith全集与书信集在1970年代问世後，Smith的面貌也随之改变。 Glasgow版的编辑倾力弭平所谓的「Adam Smith难题」。这个难题在於Smith的《道德情操 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与《国富论》之间的矛盾关系。《道德情操论》这 部艺高胆大的钜着，所探讨的伦理理论，是奠基在「同理心」这个心理学概念上；而《国 富论》的主题是经济成长，其立论基础则是受商业社会传统习俗影响的自利心。Glasgow 版的编辑指出，《道德情操论》说人类的动力是利他主义，而《国富论》则说人类的动力 是自利。两者之间的出入，表象多於本质。原因是，《道德情操论》中的重要概念「同情 心」或「同理心」，完全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牺牲自己以造福他人的利他主义。此外，令 人困惑的是，Smith从来不曾互相引证这两本书，但他曾计画将这两本书整合写成另一本 ，当作讨论法理学的第三本专书，而这个想法并未实现。 我们曾经短暂地认为，这个难题终於解决了。但这难题阴魂不散，继续出现在探讨Adam Smith的论文中。这些年来，Smith已经成为整个经济思想领域中，最莫测高深与复杂的思 想家。从各个面向来讨论Smith着作的专书与文章汗牛充栋，内容高潮迭起，我们亟需重 新整理这些研究成果。（注9） 相对地，与David Ricardo、John Stuart Mill相关的研究则较不活跃。虽然Samuel Hollander对Ricardo的工资理论提出「新观点」（Peach, 1988），此外也有人对先前未 曾得到应有独立思想家地位的古典经济学作家，做了全新的重新评价（O'Brian, 1998） ，但都未引起多大注意。此外，Sraffa派的学者，试图重新将整个古典经济学诠释为「剩 余理论」。这样的诠释，目的在一劳永逸地揭示，现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应该将「新古典 」招牌中的「古典」去掉（Kurz and Salvador, 1998）。然而，这些努力仅得到些许（ 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关注，他们所处理的议题仍有争议（见Blaug, 1999a）。（注10） Thomas Robert Malthus是近年来受到最彻底重新诠释的古典经济学家。一方面，Samuel Hollander（1996）在对Malthus所做的理性重建钜着中，将Malthus说成是坚决反对 Ricardo价值与分配理论的人；我们（或与Malthus同时代的人）视Malthus为人口理论家 ，那是纯属偶然意外之事。另一方面，Donald Winch（1987, 1996）对Malthus所做的有 力历史重建，将他描绘为维多利亚时代人人必读的经济学家。Malthus的宗教观一直被贬 抑，在我们对古典时期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有了新的认知後，其价值现在已经得到全然的认 可。对Malthus的重新评价，无法完全平反旧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声称，说Malthus是替地 主阶级辩护的人；也无法辩驳自由主义者的见解，认为Malthus是扞卫社会旧秩序的人。 但这些对Malthus 所持的老旧观点，已经很难在新的诠释中找到（Waterman, 1998; Pullen, 1998）。 近来对十九世纪德国与法国经济思想的重新认识，已经扭转以往处理1870年代边际革命时 所持的见解。我们都知道有一种标准的说法，认为Jevons、Menger、Walras这三人帮，在 1870年与1874年间，各自独立地发现新边际经济学。但这个说法之中有些例外，其中包括 好几项重要的突破：Cournot（1838）、Dupuit（1844）、von Thunen（1852）、Gossen （1855），而这些人的成就都被忽略了。Eric Streissler（1990, 1994）的研究指出， 十九世纪中期已有一个新古典原型的德国传统，其中有von Thunen，以及Hermann、Rau、 Hufeland、Mangoldt、Schaffle等等较不知名的作者。这些人都了解边际效用递减、边际 生产力递减、机会成本与边际替代性这些概念。因此，「所有基本的边际概念都已齐备， 可以让Menger进一步发挥。」（Streissler, 1990, p. 46）。的确，主观价值理论与供 需图（他们和Marshall一样，把价格放在纵轴上），首度出现在Rau於1841年出版的 Grundsa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基础经济学》第四版）。这是第一部标准的 德文经济学教科书，在往後的四十年间印行八版。（注11） 相似地，我们近年来发现，Cournot与Dupuit在法国的经济学中并非孤立人物。Ekelund and Hebert（1989）指出，一批法国国立道路桥梁学院的工程师，比Jevons、Menger、 Walras早半世纪，就独立地阐述现代个体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些工程师并非学术界的人 ，他们的分析焦点是道路、运河、铁路的实际问题。他们的研究以实用为导向，因而能创 造新思惟来解决经济问题；但也正因如此，他们的想法从未有系统地发展，也没有与法国 大学中的传统经济学对话。 根据一般经济思想史的教科书，边际革命是发生在曼彻斯特、维也纳与洛桑等地的奇特单 一事件，历经三十、四十或甚至五十年，才全面存在於经济学界。综合前述Streissler与 Ekelund、Hebert的说法，这样的描述必须改写。的确，这个历史在翻案之後，令人更难 解释边际革命为何用这麽长的时间才成功。历时三十至四十年的演进，怎麽还能称得上革 命？ 三人帮当中，Walras是最复杂矛盾的人，其理论意图的神秘性直追Adam Smith。我们久知 Walras是最抽象的经济理论家，他也相当热中应用经济学，但其经济理念中实证面与规范 面的确切关系，最近才逐渐被了解（Jolink, 1996）。Donald Walker（1996）指出， Walras如何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Pure Elements of Economics）前後不同的改版中 ，针对长久以来为人所知的「存在性问题」（亦即一个经济体的所有市场，是否可能同时 产生市场结清），终於提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学形式解，而扬弃了他先前所提出的见解： 经由反覆摸索的过程，对「稳定性问题」所得到的半真实解。由於均衡的概念逐渐受到注 意，不均衡的概念，以及任何有关市场制度的叙述，就都跟着消失了（Walker, 1997）。 总而言之，从Walras到Arrow与Debreu的一般均衡理论史，可说是在暗道中摸索前进，最 後由经济思想史家来盖棺论定（Ingro and Israel, 1991）。这条暗路原本是死胡同，因 为Arrow与Debreu对存在性问题提出最严谨的解答，把一般均衡理论转化为数学谜题的形 式，应用在只能想像但不可能存在的虚拟经济体上。然而，非常相关的「稳定性问题」， 则从未被严谨或松散地解决。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研究方向（Blaug, 1997a ）。这是个可以争论的说法，但我相信，这是因为必须藉由一般均衡理论，才能说明经济 体内各部门之间的互相依存性。但这个「各部门之间相互依存」的观念，全然不是Walras 所发明的理论。 一般均衡理论在Walras死後就逐渐衰微，到了1930年代才被Hicks、Lange、Hotelling、 Samuelson等人复兴。此时正值凯因斯革命、独占性竞争革命、社会计算革命（即社会主 义经济是否可行的争辩）、新福利经济学等达到顶峰。另一方面，奥地利学派的「竞争的 过程」概念，逐渐从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计算辩论」中浮现。多年来，我们傻傻地认为 Oskar Lange轻松赢了那场论战，并证明一般均衡理论也能探讨实际议题，例如用来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重估这项辩论（Lavoie, 1985; Blaug, 1997a），使我们了解上 述想法的荒谬性，这也再度揭示经济学史是经常地在改写。但是要如何改写，则与我们解 读当前学说（例如一般均衡理论）的方式有直接关系。 1930年代在经济思想上，是前所未有繁花似锦的十年，二次大战之後的十年成果更是丰硕 。Arrow and Debreu（1954）那篇证明一般均衡存在性的文章，加上Samuelson在其《经 济学入门》（Economics: An Introduction）（1955）第三版中所宣称的「新古典综合」 ，代表着往後我们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诞生。这就是我所说的「形式主义革命 」（Blaug, 1999b）。要解释为何发生在1945至1955年，而非更早或更晚，则仍是个问号 。这个问题还在探索中，必须仰靠那关键十年间的文献；在我写这篇文章时，这些新文献 还不断地出现。 现在刚刚浮上台面的新经济思想史，是德国人以往所称的Geistesgeschichte（时代精神 史），是以一些关键主题来研究经济思想史，或是以一个博大的思想来统摄整个年代。 Philip Mirowski的着作，特别是More Heat Than Light（1989），是最显着的例证。他 以全新的眼光来看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与物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家观察世界 的方式，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本书在历史细节上有颇多舛误，de Marchi （1993） 曾严厉批评Mirowski对Walras、Marshall、Wicksell等指标性人物的处理。然而，此书仍 持续展现出一种历史风格，引导我们较不关切这些过往的大师实际上说了什麽，而较关切 他们发言时的大环境。 最後，以计量经济史为主题的书籍，近来有几乎爆炸性的增加。从Epstein（1987）、 Morgan （1990）、Duo Qin （1993）讨论1940年代的机率研究法，以及Cowles Commission的结构估算法；後来发展到Hendry and Morgan（1995）的博大研究，可谓灿 然备矣。Hendry and Morgan将二十世纪计量经济史的重要论文纳入讨论，并以现代工具 （另见Darnell, 1994）重新演算当初使用的实证方法。在这波热潮之後，我的印象是， 对计量经济学史的兴趣已再度降温。只要计量经济在经济学中仍是热门的议题，进一步探 索计量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间的演进过程，必然会产生可观的效益。总体经济学在1980与 1990年代变得日益理论化，而计量经济则变得更加非理论化，这是由於许多顶尖计量经济 学者，在着手做实证研究之前，会先深入探讨数据。为何会如此？我敢说，大部分的人会 相信，这不是经济思想史学者所要解答的问题。但是，错了，他们正在找答案。 ■Mark Blaug现为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大学，经济与计量经济学院访问教授。 〔译自"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1):145-64。〕Blaug感谢Roger Backhouse, Brad De Long, Alan Krueger, Timothy Taylor, Ruth Towse与Michael Waldman等人极有助益的评论。 （注 1）Blaug（1991）与Cardosa（1995, p. 198）内有十分完整的参考书目。 （注 2）Cardosa（1995, p. 202）对二十五个国家三百位经济思想史教师进行调查，发 现经济思想史在研究所多为必修，在大学部则为选修。这个异常的结果，与一般报导所描 述的美国、英国经验完全相反。 （注 3）有时会在物理、化学、生物之外的系所开科学史课程（我希望能提出具体数字， 但一直无法找到相关的量化研究）。某些经济思想史学者，由於受到经济系同僚的刻意蔑 视，而心灰意冷，想转而与科学史学者结盟（Schabas, 1992）。这项提议已经被大多数 经济思想史学者否决。 （注 4）若有人曾蒐集经济思想史学术会议与期刊的成长数据资料，并和经济学内的其他 领域相对比，我（与其他人）就不会再使用这种口耳相传的证据。然而，在欧洲亲身参与 一项未尽人意的相关尝试之後，我不愿以Kuznets式的手法，来提出美国的数据，但若有 这些数据出现时，我将会极有兴趣运用。 （注 5）对「思想市场有效率」假说的批评，参见Anderson and Tollison （1986）、 Strassman（1993）、Khalil（1995, p. 717）以及Yeager（1997）。思想市场这个观念 ，是新「科学经济学」的主体。相关的讨论参见Hands（1997, pp. 728-9），和Wible（ 1998）的专书。 （注 6）Boulding（1971, pp. 232-3）指出：「在反历史学派盛行的美国，思想史被视 为一种稍稍腐化的娱乐，仅适合真正喜欢中世纪拉丁文的人。因此，只阅读过去十年文献 的人，就是个完备而且被认可的经济学家….。这样的反历史学派，造就出训练有素但缺 乏深度的技术专家；他们知道怎麽用电脑、跑大规模的相关分析与回归方程式，但对经济 制度却无知得令人咋舌，无法掌握经济学发展过程中所投入的血、汗、泪，对数据背後的 现实也几无所悉。」以上是1971年的情形。当Boulding面对Klamer and Colander（1990 ），以及经济学研究所教育委员会（Commission on Graduate Education in Economics, Krueger, 1991）的研究结果时，他会说什麽？ （注 7）英国历史学者Herbert Butterfield的《历史的Whig 诠释 》於1951年出版，之 後这项具有批判意味的「历史的Whig 诠释 」，就被用来攻击英格兰史学的主流传统，成 为理性重建的主要标签。原有的传统，是将英格兰史描绘成一个朝着Whig党所代表的自由 理想，稳定进展的故事。「Whig诠释」这个辞汇，很快地就被广泛使用，代表一种历史学 者应该避免的做法。但批评者指出，Butterfield自己的《现代科学之起源，1300-1800年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1300-1800），本身就带有强烈的Whig 式作风。关於 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区分，我的看法和科学史学者对科学史的「时空错置」（ anachronical）、「与时变化」（diachronical）这两种观点的区分是相同的。 （注 8）二次大战之前的世代中，有一个强烈的例证，参见Knight（1935），以及 Stigler（1941）由Knight指导的博士论文。 （注 9）West（1988）的综述距今已逾十年。Tribe（1999）的研究不能算是对Smith相关 文献的全面整理，但确实已足够显示Smith文献的丰富性。 （注 10）现今主要总体经济学教科书中，对「古典」这个标签的非历史用法，可参见 Backhouse（1996, pp. 11-2）。 （注 11）Hutchison（1953, p. 132）指出：「对於价值、生产与分配的分析，有一两位 德国"古典主义者"在许多问题上，领先同时代的英格兰学者数十年。」他的唯一错误，是 在「一两位」，其实「四或五位」应较适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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