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称正史，有时会成为某种习惯， 又或许把这样的做法视为有素养、水准的表现。 其它的就不提了，先只说汉末三国就好。 《三国志》是讨论这个时期史事时最重要的「正史」材料， 我们说「历史上」、「正史上」谁谁谁其实怎样怎样， 大抵是拿《三国志》里的记载与说法当成是立论依据的， 而这里所谓的《三国志》， 又经常把南朝刘宋时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书的内容包含在内。 有些地方的讨论，为三国人物、事件作翻案文章， 动辄言「历史上」、「正史上」如何如何，有的论者所谓的「历史上」， 其史料依据，便是把《三国志》与裴松之注所引其它书籍的记载内容混杂而言。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裴松之引用群书注《三国志》，其重要的意图之一， 是为记事较为简略的陈寿《三国志》「补充」可供参考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裴松之针对同一事件， 同时引用了一个以上、彼此之间内容不尽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资料而为注， 例如曹操杀吕伯奢之事。 裴松之引书注《三国志》，并未预设其所引用的其它记载内容必然就是正确的， 有些时候，裴松之甚至会在引用了一家说法後， 又严词踢爆这套说法，指出他自己所引用的这个说法其实根本就是kuso！…… 是故我们在读到裴松之注中所引的各家说法时，不妨先以看演义的心态来看它们， 这样的态度，敝人以为可能会比奉史书为圭臬来的有建设性； 同时也要小心读一些引「史」立论的三国讨论文章， 因为有时候会有作者引用古人kuso来大放厥词的情形， 如果看到一个新说法、又看作者自称史书上也是这麽说的， 因此就傻傻的信了，这样可就上当喽。 举一个《三国志》裴松之注中，裴松之踢爆前人的记载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高贵乡公曹髦纪》： 　「（正元二年闰正月）甲辰，安风津都尉斩（毋丘）俭，传首京都。」 这里裴松之注说： 　「（郭颁）《世语》曰：『大将军奉天子征俭，至项；俭既破，天 　　　　　　　　　　　　　子先还。』 　　臣松之检诸书都无此事，至诸葛诞反，司马文王始挟太后及帝与 　　俱行耳。故发诏引汉二祖及明帝亲征以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 　　此行也。案张璠、虞溥、郭颁皆晋之令史，璠、颁出为官长，溥 　　，鄱阳内史。璠撰《後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溥着《江 　　表传》，亦粗有条贯。惟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 　　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於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 　　《晋书》，其中虚错如此者，往往而有之。」 裴松之认为晋代郭颁所撰《魏晋世语》之所以在当时流行， 是因为该书内容常记载有「异事」。 读来劲爆的东西，古人今人一般爱，当时人亦然； 而郭颁《魏晋世语》记载的可靠性，在裴松之眼中则是相当有问题的。 即使如此，但裴松之仍大量引用郭颁《魏晋世语》之说於其《三国志》注中； 我们当然也无须矫枉过正，认为郭颁所说的东西全属唬滥， 只不过在读「史」之时，也该提醒自己：多想想这些记载有没有可能有问题。 魏晋南北朝是史学、文学蓬勃多元发展的时代， 有些被我们後世人归类为「史」的当时着作， 也许其作者在写作时的原初心态，与演义作者之间， 不见得必然存在着天壤之别哦……。 又，上面所引裴松之注文中，说郭颁「出为官长」。 在《隋书‧经籍志二‧杂史》中，记载有「《魏晋世语》十卷」， 作者为「晋襄阳令郭颁」； 这个「襄阳令」，可能就是裴松之所说郭颁「出为官长」所任之职。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渠沙水》（卷22）中， 则称郭颁为「郭长公」，「长公」或许为郭颁的字。 在《旧唐书‧经籍志上‧乙部史录‧杂史类》中， 则把郭颁的这部《魏晋世语》记载作《魏晋『代』语》， 之所以把「世」改为「代」， 应是唐代图书记录资料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 所以把『世』字用意义类同的『代』字来替换。 同样的情形亦见於《新唐书‧艺文志二‧乙部史录‧杂史类》， 不过《新唐书‧艺文志》这里把《魏晋『代』语》记作《魏晋『代说』》， 原本书名中的『语』字又变成了『说』字，不知这个变化的确实原因为何？ 或许是传抄印刻过程中发生了讹误也不一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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