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会不会是社工界新一波的木马屠城记？ 文／廖贻得（台湾大学社工所硕三） 2012/10/7 我想特别针对社工界，最近开始慢慢流行的 EBP（Evidence-based practice，以证据为 本的实务工作）写一小段文字。 去年暨南大学的社工研讨会，第一场的A场，是陈毓文老师和王行老师在讨论EBP。毓文老 师赞成社工界应该采用EBP（如同医疗界采用EBM般），认为EBP可以避免个人对知识的独 断性，避免「权力大的人」说了算，而应该回归到「证据」来说话。王行老师则说：「证 据本身不会说话，一定是有人在背後说话。」还说：「证据的证据是什麽？」意思是，当 你说要采用「证据」来让实务工作有所本，那支持这个「证据」可以成立的「证据基础」 又是什麽？这样问下去是没完没了。所以「实务工作介入有无证据支持与否」在社工界， 本身并不是一个真议题。真正的议题是：什麽东西才称得上是证据？什麽样的方法可以获 得证据？证据到底是谁可以说了算？ 今年的静宜大学「社工核心课程」研讨会上，讨论「社会工作研究法」那一场，我清清楚 楚记得，赵善如老师在提到 EBP 的时候说的是：以「实证」为本的实务工作。我当下听 到，觉得当然不是这样子，你翻错了。後来简春安老师才说：「赵老师， EBP 的 Evidence 指的是证据，不一定要以实证为本，才算是证据。」 这句话便是关键所在：不一定要以实证方法产出的知识，才叫做是证据。既然是这样，那 我就想问简春安老师：社工员或案主的自我叙说，算不算证据？社工员的行动研究，算不 算证据？如果你说不算，那等於是在欺骗自己；如果你说算，那就更荒谬，因为，那何必 又再多此一举，增加一个「证据」的名目？既然许多知识生产的方法，都被视为是合法的 、合理的，那就够啦！ 我的怀疑是：主流的社工学者，提倡 EBP，表面上是为了要让社工看起来「更专业」，更 「以科学证据说话」，但实质上是在压抑其他种类的知识生产方式，用「证据为本」偷渡 「实证为本」的概念，上演如同「木马屠城记」般的剧码。姑且让我有些冒犯地说吧！赵 老师的「说溜嘴」（slip of tongue），某种程度上象徵着社工学术界的集体潜意识，只 是自己不自觉而已。 可是，我担心的是，由於至今极少看到社工实务界对於EBP的反思，对於知识典范的反思 （也许是我多虑或太自傲没注意到吧！如果是这样那也好），社工的大学教育，也极少让 学生分辨知识论的不同典范，因此，不知道实务工作界在接收到 EBP 的讯息时，是如何 诠释与运用的。真希望EBP这种看起来是中立客观的知识，实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能够早日被好好研究其传播概念的过程，并揭穿之。对啊，到底是哪一位学者开始说要用 EBP的？其实我也不知道，有人知道吗？ 相关文章： 社会服务推广「证据为本的实践」（EBP）的局限 http://nofalseharmony.org/?p=1194 社会工作的知识生产：实证为本社会工作的前设与影响简介 http://0rz.tw/qxVS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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