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cc.shu.edu.tw/~atss1/Seminar/20130927/B1-3.pdf 文／王增勇、陈淑芬 摘要 本文试图依照建制民族志的视角检视台湾家暴的经验，勾勒建构家暴体系的权力关系。 我们站在第一线家暴社工的立足点上，发现她们的日常工作经验中有一种被社工员视为应 该早早结案的「走精的个案」、「怪案」，但社工员又觉得这些个案似乎不应该只是这样 ，我们就从这群让社工不安的个案为研究起点。区辨怪案的工作知识是相嵌在家暴服务流 程中，并受到过去服务体系垂直整合的政策影响，使得第一线家暴社工员每天工作接到大 量家暴通报案件，为了将有限的工作时间有效分配，社工员发展出一套案件分类体系，以 减少工作量。 但这套分类原则所反应的建制论述是以肢体暴力为主，并以致命性作为评量风险标准，因 而忽略这些被视为不值得服务的个案其实是长期受到加害人在生活细节上严密权力控制的 受害者，但因为没有明显的肢体暴力与致命的立即危险，因此无法被家暴体系「看见」而 获得所需的帮助。 我们由这些个案检视家暴体系对暴力的主流定义，「致命危险」是如何将这些个案加以排 除，并质疑家暴体系以法律流程为依归的建构逻辑使得社工员在体制中失去其「陪伴」与 「培力」案主的专业特性，反而加深弱势案主的边缘化。 研究结果让社工看见自身日常使用的知识（个案的分类系统）是权力关系建构下的结果， 把这些知识当成客观中立的，无疑是让社工参与这些权力关系的复制与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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