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twreporter.org/a/memories-frozen-in-time 专访纪录片导演和历史研究者 遭苏联俘虏的台籍日本兵，与追寻冰封记忆的人：「吴桑，不要寂寞了」 https://i.urusai.cc/tzvf2.jpg 历史研究者陈力航蒐集祖父陈以文留下的文献，成为後代学者们调查台籍苏联战俘的重要 史料，其中有一张陈以文从战俘营生还後，即将返回台湾前留下的独照。（摄影／杨子磊 ） 结束战争比开始更难，尤其由烽火中活下来的人该如何走出阴霾？距今逾80年的二次大战 ，期间约有20万台湾人加入日本军队，这群人被称为台籍日本兵──有不少被派至南洋作 战，最终可能屍骨无处寻，也有人活着回家。 但少有人知道，在天寒地冻的西伯利亚，也有台籍日本兵，其中至少有19名留下纪录：他 们在战後被苏联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中亚地区强迫劳动多年。这群人二次生还、回归社 会後，面对国家认同、语言断裂、身分歧视，对自己的过去闭口不谈，至今只有少数人留 下完整纪录，历史研究者将这段冷冽的冷门故事，称为「冰封的记忆」。 《报导者》专访参与调查的历史研究者、纪录片导演，探讨这段冰封的记忆对他们自身， 以及生还者和家属留下什麽痕迹？ 「我内心很孤独。」 现年98岁的前台籍日本兵吴正男对着纪录片导演许明淳道出心声。他的故事并非第一次被 拍摄，过去却从未吐露过脆弱。 吴正男1927年在日治时期的台南州斗六郡出生，14岁赴日留学、17岁加入日本军队，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後遭俄军送进苏联战俘营，是现存纪录中曾被苏联俘虏的19名台湾人中 ，唯一的在世者。 用纪录而非「经验」，因为史学家至今仍然不清楚，当年到底有多少台湾人遭苏联俘虏？ 1945年8月8日晚上11点，就在德国投降过後3个月、日本败象已定的深夜时分，苏联突然 撕毁《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短短一小时内，百万大军就开向当时正被日本殖民统治的「 满洲国」和朝鲜半岛。 苏日战争仅为期一周，8月15日，昭和天皇以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向日本国民公布投降 ，总计约7,000万人死亡的二战告终。 这一天，隶属维修部队的吴正男驻紮在朝鲜半岛北部的定平郡宣德机场，由於广播讯号太 差，他听不清楚内容，他说，原以为「天皇只是要激励人心」，并未理解战争落幕。但随 苏联军步步进逼，他的长官下令放弃武装，士兵才各自逃亡。 吴正男打算往南方移动，要从釜山搭船离开朝鲜半岛，结果连半岛中央的38度线都尚未抵 达，他搭乘的火车就遭苏联军队拦截。 当时一名已被苏联俘虏的日本军官对着车厢喝斥「男人先站出来」，吴正男乖乖起身，接 着军官又下令「军人再站出来」，吴正男仍照做，年仅18岁的他尚未意识到，这是返乡的 最後机会，一些老兵早已偷躲进难民群。 於是听令的吴正男被逮捕，编入前往北方的战俘队伍，和他一起逃亡的同袍们被打散，「 就算自己死掉，也没有人会知道，没有人能帮忙，把我的死讯告诉家人。」 https://i.urusai.cc/AKZDj.png 历经近两年的艰苦战俘生活後，吴正男生还返回日本定居至今，目前已是「阿祖（a-tsó o）」，他虽未被战争摧毁心智，还有了安稳的退休生活，在人前总是硬朗，直到许明淳 的镜头出现，这位老先生才第一次吐露，无处诉说的台籍战俘经历，让他总觉孤独。 战争结束80年之间，吴正男持续和日裔同袍保持联系，但和他一样出身台湾、又曾被苏联 俘虏者，他只见过三人。第四位来不及见到面的「战友」，甚至是许明淳拍摄期间引荐遗 族後，吴正男才知悉对方存在；如今夥伴全数辞世，可能只剩他一人能记得那段历史。 不只是拍摄者：一部被信任撑起的纪录片 许明淳自2022年起多次前往日本拍摄吴正男。刚开始，他们用传真机联系，不懂智慧型手 机的吴正男会把文献与手写信跨海传来，许明淳得坐在机器前等待列印，先回信向吴正男 传达「收到了」，再把内容交给翻译处理，用上个世纪的方法保持联系。 已在日本定居80年的吴正男不懂华语，也快忘了台语怎麽说，直到许明淳不断拍摄，吴正 男的记忆被唤醒，两人逐渐能用简单台语沟通。许多镜头中都能看到许明淳搀扶吴正男， 攀上阶梯前轻唤一声「细腻（sè-jī）」，翻阅文献时请教老先生对某件事还有记忆（k ì-ik）吗？ 两人走在横滨华人街，寻找吴正男住过的战後陋宅原址，还从东京搭车前往京都舞鹤港， 敲响港边一座和平纪念钟。许明淳既是一名研究者、拍摄者，又更像是一位不愿放手父亲 的儿子，他们深知，只剩此刻能为历史留下证明。 「我在你面前就像裸体，光溜溜的，都被你拍光了，你还有什麽可以问？」吴正男经常黜 臭（thuh-tshàu）许明淳，那是老先生难得的幽默。 https://i.urusai.cc/BOnTa.jpg 《冰封的记忆》导演许明淳（右）在放映活动上，与目前唯一在世的当事人吴正男之妹妹 吴照合影。（摄影／杨子磊） 不过许明淳的确有问题没问完——这场战争是当事人的创伤，那时代又如何注解？为了解 开疑惑，他在2024年前往俄罗斯，花上两周时间，沿着当年战俘铺设的铁路进行公路旅行 。 因为题材敏感、俄侵乌战争仍在进行，许明淳事前申请拍摄与查阅资料的许可证都被俄方 拒绝，他只能冒险改以观光签证入境拍摄，出发前非常担心遭警察逮捕，还向纪录片的历 史顾问陈力航吩咐：「如果我回不来，这部片就交给你了。」 这趟旅途中，许明淳发现一段实际上由战俘打造的铁路在当地的记载写着：「1974年正式 兴建」，以及战俘返回日本前的最後一站、俄罗斯纳霍德卡港（Nakhodka）边有一座日本 人墓地，却未说明日本人为何在此死亡。 至於遭苏联俘虏者返回日本的第一站舞鹤港旁虽设立「引扬纪念馆」，东京也有一间「和 平祈求展示资料馆」，它们收藏的文献却无法直接查明台湾人的数量、姓名。 「谁值得被纪念，谁不值得被关心，要给下一代什麽样的战争记忆，由大国决定。」 旅途结束，许明淳忍不住做此结论。俄罗斯官方抹灭当年违法拘留战俘的历史，日俄双方 政府有默契地不深入追究，殖民地人民在其中毫无声音。 19名台湾兵在战争结束当下，都身在苏联占领区内。他们是依苏联最高领导人史达林（ Joseph Stalin）发布的国防国家委员会《第9898号命令》而俘虏，即使该命令字面上仅 要求日本人强迫劳动，苏联和日本军官并未依规定处理，导致台湾人、朝鲜人都被送入战 俘营。 许明淳拍摄历史纪录片逾20年，作品主题横跨台湾百年来的殖民、战争、戒严经验，这些 故事都在回答： 「过去的我们来自何方？现在的我们又是谁？」 近年许明淳攻读台北教育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硕士学位，这部拍摄西伯利亚战俘的纪录片 《冰封的记忆》便是由其毕业论文、同名学术专书衍生。因为在追查真相的过程中，他发 现，对吴正男等人而言，「战争像是一直没有结束。」 连留下名字都困难的50万张脸孔 https://i.urusai.cc/dVkWZ.jpg 由西伯利亚战俘们组成的互助团体「久凛会」曾经重返故地，只见当年囚禁他们的营房已 成废墟。（翻摄／杨子磊） 病死、饿死、冻死、工殇、试图逃跑遭枪决，逃跑成功也得面临大自然考验，在一年有7 个月均温低於摄氏零度，人口密度极低的残酷冰原上，活着就彷佛监禁。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当年共57万人遭苏联俘虏，俄方资料则是76万人，双方都推估 死者约有4万至6万，死亡率为十分之一。这批战俘的足迹遍布西伯利亚、中亚，最远直达 东欧。 苏联在战後缺乏男性劳动力，国土百废待举，需要迅速重建和开垦，战俘就成了政权眼中 的最佳工具；其中，更有千名日本人被送往现今乌克兰境内的札波罗热州进行劳动──岂 料80年後，此地再次成为战场。 吴正男被拘禁之处，是现今哈萨克的克孜勒奥尔达州，即使在交通开发後的21世纪，从北 韩平壤出发、抵达此地的路程仍超过5,000公里。由於苏联严格禁止俘虏留下文字，还会 突袭检查营房，大部分当事人的遭遇都是透过回忆流传，或由学者、幸存者协会、人权组 织留下口述历史。 其中第一手文献包含诗人石原吉郎《望乡与海》、小说家高杉一郎《极光的阴影》、画家 山下静夫《西伯利亚拘留1450日》、漫画家斋藤邦雄的《漫画西伯利亚拘留物语》等等。 改编作品则有日本社会学者小熊英二集结父亲经验所着《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 兵的二战及战後生命史》，社会写实派作家山崎丰子《不毛之地》和边见纯《来自雪国的 遗书》等等，後者更由知名影星二宫和也主演，於2022年推出电影版。 透过各种当事人抱憾留下的资料，世人得知战俘每天伙食只有名为「卡莎」（俄文：ка ша）的杂粮粥、搭配350克黑面包，这块面包得和7名室友平分。他们的工作采轮班制， 日夜追赶苏联政府规定的目标，甚至达零下40度才能停止劳动。 从众多文献中还可见，当年苏联希望训练战俘回国後加入共产党，为此发行由日文编撰的 左翼政治刊物《日本新闻》，并鼓励战俘互相批斗、检举，甚至有战俘营流传：思想愈忠 诚者，愈可能遭释放。 如此复杂的「シベリア抑留」（西伯利亚拘留）议题在日本占有一席之地，但超过半个世 纪以来，相关学术研究、艺文作品几乎都以日本人为主角。 所幸，南韩曾经倾政府之力研究，2010年一份调查结果揭露，当时约有1万名「朝鲜裔」 被苏联俘虏，约2,000人被拘留至1948年後，至少60人魂断异乡。相比南韩，我国对台籍 日本兵的研究却落後近半世纪，直到1987年解严，民众才能勉强公开谈论此事。 许明淳认为，蒋家专制政权先是刻意抹灭日本与台湾的连结，後因冷战时期「民主阵营」 必须交好，学界错过要求日本承认历史错误、台籍日本兵们尚未老去的黄金时期。因此， 无论能返国或甚至无法离开的人，其遗族都不一定知晓自己的祖先曾踏上西伯利亚大地。 若不含吴正男等4名战後留在日本定居者，台湾本土故事首次被记录，是1995年日本作家 林荣代在追查「高砂义勇队」历史时，意外发现3名曾被送往西伯利亚、尔後返回台湾的 前战俘；至於本议题载入学术殿堂，则是学者蔡慧玉在1997年采访另一名当事人赖兴炀。 根据陈力航和许明淳的考证，吴正男在哈萨克从事农业生产，其他台籍俘虏则从事采矿、 伐木、铁路等工作，这19人因为军阶较低，都在1947至1949年之间陆续释放。 释放就等於回归社会吗？战争、战俘经验对这群人造成何种影响？许明淳印象深刻，有次 吴正男的台湾亲人前往日本探望他，同样高龄的妹妹吴照抱着吴正男，用台语喊出「阿兄 」，两人相视对笑，却因为语言隔阂，说不出下一句话。 这成了许明淳藏在战俘故事後的另一重点：冰封的不只大地、不只历史，更有从战争中幸 存的家族。 把阿公的人生写进台湾史、日本史 https://i.urusai.cc/L5HUK.jpg 为了追索祖父陈以文的曲折经历，陈力航收藏了大量西伯利亚战俘的相关文献。（摄影／ 杨子磊） 陈力航身为本片历史顾问、牵线许明淳开始记录吴正男的幕後推手，其实他也是另一名台 籍战俘陈以文的孙子。当年西伯利亚最冷气温曾达零下68度，陈力航便将2021年出版的陈 以文回忆录取名《零下六十八度：二战後台湾人的西伯利亚战俘经验》。 揭露陈以文故事的起点来自陈力航儿时记忆：「以前他晚上喝了酒，有点醉意，就会向我 说一些现在听起来儿童不宜、很可怕的故事。」例如，陈以文曾目睹军中同袍的耳朵被冻 坏後「掉」了下来。 儿时的陈力航虽知道阿公有极惊人的人生经历，但要到陈力航考上成功大学历史学系，开 始接触台籍日本兵史料时，他才惊觉陈以文的故事对台湾何其珍贵，并成为他一门课的报 告主题。 从期末报告到投稿期刊，最後扩写成书，这条路花了10年，陈力航身为历史研究者，深知 仅有陈以文口述不够，他得持续寻找其他文献，确认阿公留下的故事、日记、书信都有史 料佐证，连「零下68度」书名也是挖掘俄罗斯气象局的资料而来。 成大毕业後，陈力航在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取得硕士学位，接着赴日本东京大学留学， 10年来每逢机会，他便会造访各地图书馆、二手书店、杂货摊，蒐集与西伯利亚战俘相关 的文献，从中拼凑台籍俘虏真相，这项工程至今仍在进行。 纪录片中一句极具诗意的叙述，是陈以文和许多战俘的共同经验：当战俘列车在看似海岸 的地方停了下来，陈以文跑到岸边眺望，以为远方就是故乡，忍不住用手捧起喝了一口， 「才知道这里是淡水。」 把西伯利亚地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看成海洋，是因为战俘们在当下根本 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往何处。 陈力航扛着上百份资料走遍各地，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册子则来自「久凛会」，这是陈以文 和战俘营同伴组成的互助团体，他们都曾在名为「クリコン」（音译为库里空）的集体农 场被迫劳动。 陈以文长期和战友保持联系，其中多名成员更於1991年苏联解体後重回西伯利亚，寻找当 年的战俘营遗址。即使这批当事人们踏上旅途时都超过70岁，仍旧坚持亲脚走访故土，他 们当时绘制的地图，成为陈力航追寻阿公足迹的重要证据。 2009年，陈以文82岁时，日本即将订立《西伯利亚特别措施法》弥补当年幸存者，在日本 经营人权团体「西伯利亚拘留者支援．记录中心」的NGO工作者有光健联系上陈以文，试 着帮助他争取赔偿，并引荐陈以文和吴正男认识，让他们彼此发现「原来世上还有一人能 理解我」。 2010年，日本成功立法，每位从西伯利亚战俘营生还的幸存者可依归国年分申请25万至 150万日圆的赔偿金，没有日本国籍的陈以文却不在此列。 2012年，陈以文过世之後，陈力航曾赴日拜访吴正男。在纪录片中，可见到陈力航抱着那 箱文件，其中包含陈以文生前和吴正男的信件，他问吴正男：「您为什麽想寻找战友？」 答案很简单：只是想「见见大家」。吴正男说，光存活下来就不容易，自家子孙却对他的 经验毫无兴趣，看了相关报导也没有反应，让他十分寂寞。 另一次则是2024年8月，在持续举办23年的西伯利亚战俘悼念会上，陈力航代表陈以文， 也陪着吴正男出席，两名前辈同年出生，从军前在日本旅居的地点甚至距离不远，「他们 的经验在世界上真的太罕见了，和吴先生说话时，就像我阿公又活过来一次。」 陈力航身为写史者的热忱不只影响许明淳，现任成功大学文学院院长、前历史系系主任陈 文松，也是经由陈力航求证：陈文松的二伯父，正是和陈以文一起搭船回台的「陈忠华」 。 日本留下的乘客名单，还有一张陈以文收藏的合照成为证据。陈文松从事史学工作20余年 ，过去依稀知道亲人曾被苏联俘虏，近年偶然得知陈力航祖父经历，才终於确认此事。不 过他坦承，要将其延伸成学术研究仍有困难，冰封的记忆并非那麽容易被揭开。 从战地、战俘营生还後的另一场拘留 https://i.urusai.cc/EAo7T.jpg 1984年8月，「久凛会」的成员们在日本舞鹤市聚首时留下的合影。（翻摄／杨子磊） 「吴先生这辈子心里都在想着，『如果我一直分享经验，认识更多朋友，说不定就能找到 其他和我一样的台湾人。』」这是许明淳眼中，吴正男积极诉说历史的动力之一。 其实吴正男经常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如《日本放送协会》（NHK）、《每日新闻社》、《 东京电视台》都曾上门，他还积极出席追思活动、读书会、同乡会，在横滨台侨界是位知 名人物。 可惜那19名台湾战俘里，吴正男只直接认识其中3人：郑慕钟、陈旺、陈以文，但还等不 到许明淳拍摄，他们都已过世。 相较态度最积极的吴正男，其他台籍战俘普遍对这段历史保持低调。当时中国已开始「第 二次国共内战」，台湾「二二八事件」又刚落幕，这群人曾在苏联战俘营里受过共产主义 影响，因此成为当权者眼中的「可疑分子」。 甚至有幸存者千辛万苦返回台湾後，一从基隆港上岸立刻被警察逮捕调查。根据许明淳考 证，19人中至少9人有此经验，至今仍可在国家档案管理局收藏的政治档案中找到他们的 姓名。 从苏联战俘营生还、又被民主阵营拘留过的陈以文直到中年，仍得定期向警备总部报告日 常行踪。陈力航推测，他的父亲对陈以文的过往毫无兴趣，或许是因为接受不同价值观的 教育，因此对祖父的经历与认同产生反感。 留日的吴正男、陈旺也有「档案」在身。由於吴正男积极参与侨界组织，认识众多华侨、 台侨，因此被情报单位盯上。某次吴正男返台探亲，一入境就有调查局人员接机，护送他 回家，沿途中嘘寒问暖，确认他在日本是否遭中共收买。 另外3名战俘赖兴炀、唐中山、萧冬是从嘉义布袋港回台，他们抵岸後同样被警察上铐拘 留了数十天，被迫签署「不得谈论任何社会问题」誓约书。赖兴炀留下的口述纪录记载： 「有人问起我以前当兵的事，我都避而不谈，即使家人问我，我也不说。」 纪录片中，还有另一名定居日本的台籍战俘许敏信遗族入镜，据许敏信的女儿许瑛子所言 ，「在父亲生前从未听他说过这些故事。」是许明淳找上门采访，他们才发现父亲的过去 。 在许瑛子等後代的记忆中，只有许敏信经常读着报纸，蒐集政治类书籍的身影，许敏信曾 为苏联战俘的经验对他们来说，「有种在看戏剧的感觉，有点距离感。」 许敏信是日治时期的台湾仕绅许丙三子，许丙更曾於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因至今真相未 明的「谋议台湾独立案」遭逮捕入狱。许明淳认为，许丙名义上虽是不满许敏信「为敌国 （日本）当兵」，才将从西伯利亚生还的他赶出家门，实际上更可能是为了保护许敏信； 但所有当事人都已过世，许瑛子也尚未查出真相。 为此，许明淳向国家档案局调阅资料後惊觉，竟然连旅居日本的许敏信住址、许瑛子等4 名儿女的姓名，都被记载在戒严时期的监控档案中。 台湾人加入日本军队，遭苏联俘虏，好不容易幸存，却发现国家、语言、统治阶级全都换 了一个样，这群人背负三种认同矛盾，再加上民主与共产阵营的冲突。陈力航感叹： 「他们从战败国的殖民地士兵变成战胜国的一分子，但体制始终不允许这群人存在。」 理解历史，是为了活在当代 https://i.urusai.cc/6n5KB.jpg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员彭仁郁长年透过历史文献、当事人与家属访谈，分析政治受害 者身上的心理创伤，以及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摄影／杨子磊）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员彭仁郁看完《冰封的记忆》後指出，这群战俘多少背负着战争 与政治的双重创伤，即使一些当事人可能曾试着对亲友开口，最後逐渐难以表达，是因为 「没有人能理解」，进而选择「把创伤留在我身上就好，不要带给下一代」。 「当我讲出口的东西，对我本人也是很复杂的经验时，我很难厘清自己到底经历了什麽？ 你能够懂我吗？会不会误解我？」彭仁郁出身心理学界，长期研究政治受难者档案，她发 现，无论选择说或不说，当事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渴望──被社会重新接纳。 但在战俘後代身上，子女通常受到和父亲截然不同的教育，他们既无法理解战争，对国家 的想像歧异，甚至在戒严时期还得担心安全风险。彭仁郁说，台籍日本兵和白色恐怖受难 者，都经常成为「家族中不知该如何被安放」的存在，这对当事人与後人来说，都是痛苦 。 「生命史乍看只是很个体的事情，但它也是时代的一部分。」对身兼後人、学者两身分的 陈文松而言，当年台湾青年选择入伍通常有多重动机，可能受皇民化教育影响，或者军国 主义社会下的集体压力，甚至为了求翻身、赚钱的机会。 透过研究，陈文松发现台籍青年其实不了解战争的真实面貌，甚至会被政府宣传欺骗，此 时史学家必须「站在他们（前人）的角度思考事情」，彷佛成为一名时空穿越者，把前人 无法亲自述说的事，透过历史研究告诉下一代人。 追查台籍日本兵史料20余年，为此写下多本着作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所长锺淑敏也 说，个人经历通常在大时代下显得零碎，时代叙事又缺乏细节，那麽史学家就得找出「每 个人的生命故事，该安放在哪一个位子？」让两者互相呼应。 台湾人可能只是一串数字，或日本人记录下简单带过的一句话，在他们眼中，都是连结当 代悬问的珍贵线索。 「认知自己身上，来自过去的复杂性，其实能帮助我们面对同样复杂的当代，」彭仁郁说 ，接触历史，可以是疗伤的起点。 疗伤之余，也把责任交棒现在与未来 https://i.urusai.cc/nJUS3.jpg 吴正男长年寻找和自己有相同经历的战友，也曾和陈以文通信。（翻摄／杨子磊） 如果陈力航未走上历史书写之路，求学期间没选中那堂课，陈以文的故事会持续冰封，连 带吴正男与其他人的经验，都无法透过许明淳留下证明。目前许敏信的女儿许瑛子、孙女 林瑛理加也决定拿起摄影机，开始记录追寻家族记忆的过程，还打算为此出书。 「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还有其他台湾人有过类似经验，」许明淳笑说，他和陈力航大概是全 台湾最会追查西伯利亚战俘资料、手头又有最多文献的两人，只要任何人听闻家族有类似 故事，他们愿意协助找出答案。 这是吴正男难以亲自完成的遗憾。许明淳仍期待着，当愈来愈多台湾人关注此事，就能透 过日本人权团体诉诸压力，总有一天，要让日本政府愿意对台湾学界开放当年的「拘留者 资料」，正式统计受害者总人数。 许明淳强调，即使日本厚生劳动署曾回覆他「具体人数尚无法掌握」，原因包含文献过多 ，台湾兵的兵籍簿、乘客名单上可能登记为日本名；但他和陈力航看过的资料都详实计载 了战俘的「出生地」，都可看出来自台湾。 目前陈力航继陈以文的故事後，近期新着《慢船向西：日本时代台湾人医师在中国》一书 ，记载日治时期台湾医生前往中国行医的足迹，同样是人生如戏。他认为，当第一代人活 在时代大雾中，第二代人又因差异产生冲突，让时代往前转动，拨开迷雾，「就是我们（ 第三代人）的责任。」 至於《冰封的记忆》，最近片子完成日文字幕翻译，许明淳即将带着它前往日本放映，邀 请吴正男和家属、其他日裔幸存者到场，让他们知道，大海另一端还有人记得此事。 下一次见面，许明淳想对吴正男说： 「吴桑，不要寂寞了，我们把你的故事拍下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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