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常奏──生活与公民 然而拥有自由意志的未必就是仅凭自身便能存在的；城邦(polis)在有意识的自主 行为之外，仍要不由自主的进行其他活动维持其生命，或者有意无意间将此两种行为 等同起来。所以我们对此不会感到惊讶──在整个城邦的人口当中，比如说雅典，二 十万人中仅有成年男性公民三万人，也就是仅占全部人口的15％左右。[1]妇女并无政 治地位；同样是在雅典，公民妻子的公民身分主要是顾虑到将来她要抚养的公民儿女 而授与的。[2]除了生儿育女以延续香火外，城邦的人口中还包括许多奴隶与外邦人； 当时的雅典据说有奴隶四十万，厄基纳有四十七万，科林斯则有四十六万(这些数字当 然是极不可信的)。[3]他们的地位即使不与其对城邦的重要性成反比，一个城邦没了 他们恐怕也不像话──奴隶的存在本身，以及城邦中无所不在的由奴隶进行的劳动加 强了这样的想法：奴隶的工作，即直接或长期的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是追求自由、 身分与尊严的公民所必须极力避免的。这种想法反过来使得某些工作和工作条件免不 了沾染上了社会的偏见成见──农民瞧不起手工业者，因为他们在空间狭小或环境危 险的室内劳动──和女人、奴隶是一个样；不事生产的商人也一样被鄙视；富人向来 把穷人踩在脚下，但嘲笑做工行商的公民比嘲笑家徒四壁的贫农更利害得多；[4]耐人 寻味的是，有钱的大地主身分比采矿致富得来的要来得体面，而手工业大亨的名声则 更等而下之。[5] 这样看来，美国总统汤玛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公元1743年至前1826年 [6]，在任1801年至1809年)的主张也就不突兀了──政治自由只有在经济宽裕与社会 平等的状况下才能存在，因而只有自立的、勤劬的、以公共利益为第一考量的自耕农 才有能耐掌握此种权利。[7]是地，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在雅典，较贫穷的那大约两万 五千至三万个公民(相较於千余到一千两百人之间、有钱到定期乐捐赞助公共事务的富 裕公民，以及另外一至四千余人、包括外邦人等承担的起临时战争税的富人)，其中大 部分无疑仍是小农场主。大约8％至15％的富人拥有的田产可能占了所有可耕地的三分 之一(尽管他们的经营触角很广，甚至根本没有土地)，而大多数能够承担、乃至不能 胜任重装步兵任务的公民所拥有的土地不到六公顷。[8]在第四等级的公民(应归类为 梭伦所谓的「雇佣级」)中有多少人拥有田产甚至奴隶，直到现在都还是个问题；不过 据说重装步兵在服役时一般都有奴隶随从，他们也在这一阶级公民的小片土地里头充 当帮手。富人掌控的土地则规划成不同的单位；某些田产也租给佃农，但所有土地都 会用到奴隶。在其他的城邦中不曾经历过像雅典那样、由梭伦所进行的断绝生产依附 关系的立法，大多数公民仍以收益分成或类似的形式缴交地租给大地主；但其他一些 岛屿城邦也经营起了由奴隶管理的大庄园，出口高质量的葡萄酒，就像开俄斯或科福 那般。[9] 除了农业以外，另外两个经济部门──采石和采矿业更是依靠大量的奴隶劳动力 来营运的。一般的城邦需要石灰岩来作房屋建材，而高质量的大理石则用来建造庙宇 、雕刻石像或铭文；後者图利了那些拥有石匠的奴隶主和能够以马、牛车、奴隶搬运 制品的农场主。另一项更重要的产业是采矿业，尤其是金银的开采──在雅典南方的 劳里昂银矿区，在其高峰期时据说聚集了数十万的奴隶，矿场周遭竖立的了望台暗示 着如此数量庞大的奴隶聚集在一起是怎样的引起了治安上的恐慌。许多矿区已事先开 凿了堀井和通风口，城邦将这些矿井出租给(几乎全是)公民，只等着奴隶进驻开采。 无疑的，除了常在矿坑中丧命的奴隶外，所有人都有机会从中得利。[10] 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存在着与普通公民所进行的农业类似的情景──业主带着几 个奴隶在家庭小作坊里进行生产；那里通常也就是他们的住处。除了纺织外(通常由妇 女进行)，诸如制陶、冶金等等，很少超过上述的生产规模；规模扩大意味着一些奴隶 必须与奴隶主分开，在独立的店舖里生产销售。[11]在商业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限制： 大部分商人的营运规模很小，通常只拥有一艘船；而奴隶经常被委以重任，独立经营 。[12] 我们可以做个小小的结论：土地和奴隶，就是公民身分的标志；所有雅典公民， 即便是那些较贫困的，他们的法律地位都指向一个可能的、更好的社会地位向上爬升 的可能性──拥有更多的土地与奴隶，无论他们本来有或没有。[13]现在可以进一步 去讨论战争了──没错，战争中失败被俘的敌人士兵让市场中的奴隶价格暴跌[14]， 而归属上有争议的土地是邻国间频频爆发小规模战争最常见的原因。[15] 主体变奏──战争与士兵 所以接下来这句话的道理也就很明白了──「外交政策」在希腊语中意味着「关 於和平与战争的事务」；外交活动的存在与达成是战争的结果，是战果的清算，最後 讨价还价的总结着彼此的亏损或收益。「和约」并不意味着交战的某几方是真心爱好 「和平」的。亚里士多德便认为，国家的政治结构就是为了适应战争而演变而来的。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早期的希腊世界是骑兵的天下，这或许是从希腊早期贵族团体 的名称推断而来的。尽管希腊的地形始终不适合骑兵作战；早期希腊贵族可能是骑马 上战场，但下马作战。然而骑兵的地位始终很高；原因很简单，照料马匹的牧场、饲 料和其他林林总总的开支要求的条件就是富有；[16]如前述，雅典公民中第二富裕的 等级便是骑士级。 现在我们要谈到希腊世界中那个最显着的特徵、那个一而二、二而一的军事─社 会复合体了──在雅典属於「双牛级」的公民，也是战场上的主力中坚，所谓的重装 步兵(hoplite)；此一称谓或许源於他们装备中最鲜明的盾牌(hoplon)，这种双把手、 直径约一公尺、基本上为木制，但有时在边缘或表面镶嵌青铜的装备重约二十磅(约九 公斤)──若是再加上其他诸如青铜薄片制成的头盔、胸甲以及长二至三公尺、山茱萸 杆铁枪头的长矛等等装备，一名步兵的负重将达到75磅(约34公斤)。因此，尽管重装 步兵在早期是与僭主政治同步出现(本身是贵族的僭主能够从早期的贵族政治中击败群 雄、脱颖而出实行独裁，或许就是因为他们依靠、讨好的是那些有能力担任重装步兵 的公民)[17]，而且在战斗时未必一定要组成严整的队形，但至迟到公元前600年，步 兵方阵的作战风格已成定式[18]──很明显的，如此笨重的靶子要能发挥其威力，必 须依靠彼此间的密切合作。他们通常在战场排列成八(人)乘八的矩阵，但在接敌的瞬 间队列互相靠拢，使得正面的人数增加到16人并将盾牌搭接在一起，铸成铜墙一块。 不过有些城邦是当中的异数──斯巴达公民特殊的历史演化脉络连带的也造就了 他们士兵的名声。如前述，一方面他们必须面对无时不刻潜在的奴隶叛乱，其社会化 的过程加强了他们每个人质量上的军事能力；另一方面，政治与经济上非常平等的地 位则在最大限度内维持了一个比例上的数量优势──相较於一般城邦当中仅有30％至 40％的较富裕阶层才能负担得起重装步兵的职务，所有的斯巴达公民都是重装步兵。 [19]这也是斯巴达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能够在陆上称霸的背景因素之一。 而雅典所擅胜场则在於海军；众所周知的是，公元前480年[20]在萨拉米斯率领舰 队击败波斯人的雅典海军名将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约公元前524年至前459年 [21])在波希战争告一段落後，说服了雅典人接受他的政策──在陆地上建筑城墙防卫 雅典与港口庇里犹斯，而将大部分的人力集中到海军(因此，港口的防卫甚至比雅典本 身还重要)。[22]海军的主力舰种，所谓的三列桨舰(trireme)可搭载大约200人[23]， 其中包括10余名重装步兵；但更重要的是操作船舰的舵手和其他那170名桨手。舵手或 许出身於社会的上层，但桨手的社会地位则相当低下，甚至多的是非常贫穷的人── 包括有一点或没有土地的公民、外邦人乃至奴隶。[24] -- [1]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01。 [2]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02。 [3]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91。 [4]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200。 [5]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98。 [6] http://0rz.net/b81ul [7] Gary B. Nash…[et al.]，The American people：creating a nation and a society(New York：Pearson/Longman，2004)，p.284。 [8]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p.99-100。 [9] 《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91。 [10]《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p.195-199。 [11]《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99。 [12]《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94。 [13]《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01。 [14]《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91。 [15]《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88。 [16]《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61。 [17]《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69。 [18]《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68。 [19]《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69。 [20]《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74。 [21]《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348。 [22]《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p.74-75。 [23]《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172。 [24]《剑桥插图古希腊史》，pp.174-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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