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Nomic ((No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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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心得] 鹰船略考
时间Mon Dec 23 05:24:32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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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船略考
一般论及明代的水师战船,主要关注点似乎集中於海船上;然而以16世纪的抗倭战争
而言,河船、江船其实有其地位。郑若曾《筹海图编》卷十三提到的「鹰船」(下图)便是
比较重要的内河战船之一:
「崇明沙船可以接战,但上无壅蔽,火器矢石何以御之?不如鹰船,两头俱尖,不辩
首尾,进退如飞。其傍皆茅竹板,密钉如福船傍板之状。竹间设窓,可出铳箭。窓之内、
船之外隐人以荡桨。先用此舟冲敌,入贼队中。贼枝不能却,沙船随後而进,短兵相接,
战无不胜矣。鹰船、沙船乃相须之器也。」
换言之,鹰船的角色相当於过去历朝历代的蒙冲。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七〈议水陆
战备事宜〉也有类似的记载,内容更详细:
「又贼人深入,必抢内地船只,水陆兼进;故夫内河水兵战船又其急务者也。内河战
船与海船不同,其制有二焉。一则三橹二跳,以至於六跳,乃吴中之兵所习驾者,行走便
疾而无自蔽之具,一遇贼人矢石,只欲逃走。逃走不离,有弃船下海而已。一为鹰船,乃
福、广、苍山等兵所习驾者。此船摇橹驾桨之兵皆伏藏不露,贼人矢石不能伤,而我船之
铳炮、喷筒、矢石、飞镖之类可以伤敌。如六金坝(按,应为陆泾坝)之捷,圣墩(应为胜
墩)之阻回来贼,皆赖此船成功。然三橹等船取其疾走而不取其斗战;鹰船取其斗战,不
取其疾走,宜相资以相用。」
照郑若曾与俞大猷的说法,鹰船的防护是效法福、广、苍山船两旁厚钉竹板的办法,
原本驾驶福、广、苍山船的士兵也能驾轻就熟。俞大猷接着又提出了兵船布防长江、浙直
沿岸的草案,鹰船就得用上80艘。整理为下表(请见网志):
有趣的是倭寇或许受明军启发,急就章地将船倒覆,造了攻城时用来攻击水关(船舶
进出城的水道也设有关卡)的「蒙冲」。采久德《倭变事略》卷四写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四月倭寇围攻铜乡城,「多为攻城具,乘一舟於水,又覆一舟於舟上而匿贼於舟中,
直抵城边,急攻水门。守卒以巨石破其舟,贼中而毙,遂不敢进」。
嘉靖时代的倭寇爆发期过後,浙直一代的倭患逐渐平息,倭寇的目标也逐渐向南方闽
、广一带转移,鹰船失去所擅胜场,风光不再,也就缺乏後续发展的纪录。不过活跃於16
世纪末、17世纪初的画家吴彬却在他的作品《岁华纪胜图》当中〈阅操〉的部分留下了操
演内河水师的图象,打头阵的看起来似乎便是鹰船的变体:(图请见网志)
吴彬另有一组画作《月令图卷》,整体构图与《岁华纪胜图》完全一致,只是少了落
款题识,整体来说似乎只有细节较不严谨的区别:(图请见网志)
《月令图卷》、《岁华纪胜图》的图像与《筹海图编》相较橹桨较少,也不像《筹海
图编》的鹰船头尾皆有舵,但两侧所开箭窗的数目倒是一致。此外,鹰船两旁竹板防护应
该是搭接到船体之外,竹板与船体间的缝隙在下,以利橹手桨手操船,而吴彬作品中疑似
鹰船的橹桨看来是直接侧面开孔伸出船侧,防护似乎较差。除去上述这几点,立意全方位
保护船中人员倒是一致。俞大猷也提到过「近日解到鹰船与原发式样大小不同,器具则全
不备,此岂原制不善,造之者失其初耳」 ,然则在建造之初或许各地鹰船的样式便已有
不小的歧异。
虽然倭寇蜂起的高潮过後鹰船在明代便缺乏纪录,有趣的是,在18世纪末江户时代末
期成书的《絵本太合记》中,却将征韩日军所遭遇的朝鲜龟甲船画得如同鹰船一般(下图
)。这主要应该是因为朝鲜方面的图像资料在日本普及的程度远不如中国的兵书,所以才
有如此移花接木。毕竟鹰船的「装甲」是竹制的,并无纪录显示还曾经缀上铁片。不过从
元末明初的纪录来看,倒确实曾有以铁甲保护战船的记录。《明实录》写道:
「(1363年四月)壬戌,陈友谅复大举兵围洪都。初友谅忿其疆场日蹙,乃作大舰来攻
,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
人语不相闻,橹箱皆褁以铁。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
上文裹铁的「橹箱」是相应「置橹数十」而言,也是为保护桨橹手而设。值得注意的
是陈友谅这些船虽然造得大,还有铁装甲,却并不期待能耐久经用。据俞本《纪事录》
所记,「…友谅战船涂红为号,大者容三千人,中者容二千五百人,小者容二千人。其船
以灰麻[舟念]轕与两厢头尾不[舟念]。或谓友谅曰:『何止[舟念]底』友谅曰:『去船,
何须尽[舟念]。以故友谅战船皆不如上(朱元璋阵营)船之坚。」
船上搭载的人员数或者有所夸大。显然陈友谅造的大型战船并没想过长期使用,所以
只去得一趟也足够了。饶是如此,面对明军的远射火力,却不得不下重本加装铁板来防御
,尽管以後这船要不要还能不能用已无所谓。这以後明军也曾采取了类似的措施,黄标《
平夏录》写道明军为了突破四川夏军铁锁长江、两岸置炮的防线,
「(洪武四年1371年六月)辛卯,(廖)永忠进兵瞿塘关,山峻水急,而蜀人铁索飞桥,
横据关口,舟不得进。遂遣壮士数百,舁小舟,踰山度关,出其上流,人持粮、带水筒以
济饥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鱼贯出岩石间,蜀人不之觉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锐出墨
叶渡。夜分两道,一攻陆寨,一攻水寨,船头皆铁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尽锐来拒
,永忠已破其陆寨矣。俄而将士舁舟出上流者,扬旗鼓噪齐下,蜀人方大骇,下流舟师亦
进发,火炮、火筒夹击,大破之。…」
与陈友谅不同的是明军战船只有船头裹铁而不及其他。这里已经明确提及火炮火筒的
作用,而早在与陈友谅舟师决战鄱阳湖期间,朱元璋阵营的战船便已用上「火炮、火铳、
火箭、火蒺藜、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 等火器,大小将军筒明显
是大型的金属管型火器,已是日後舰载火炮的先声。实际上,元代赵汸《东山存稿》卷五
〈江浙省都镇抚哈密公纪功之碑〉提到元末元军进剿江浙叛军时,便已有舰上使用金属管
状火炮的记录:
「(至正十二年,1352年)…舟师次湖州,横山贼以五百艘拒战。公手火筒炮,曰:『
贼兵多脇从,吾不忍万衆无知就死,将惊之,使自散尔。』发二炮出贼舟上,贼进不止,
则连以炮败其数舟,余悉隠遁。…」
从「公手火筒炮」的叙述来看,这类最早期的舰上火炮尺寸应该还很小,但已足够「
败其数舟」,水战上有相当威慑力。在考古实物方面,1988年山东蓬莱曾出土两门洪武八
年(1375年)铸造的管型碗口炮,可能是布署於沿海城塞或战船上,重约120斤(72公斤)左
右 ,与一般重五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大将军炮相较,显然也是较小的火炮。不过,在蓬莱
水寨古城附近曾出土的遗物中还包括4颗石弹,较小的3颗重1.5公斤(约3磅),最大的一颗
却重达10.2公斤(约22磅);发掘报告没有考订其年代 ,但认为其尺寸与一般元末明初的
铳炮相比显然过大,应是投石机所用的石弹(下图 )。直径19.5公分的石弹确实应该是投
石机与金属管状火炮并用时代的产物,不过明初也并非没有火炮能发射──着名的洪武十
年铸铁炮重达445公斤(相当於明代的742斤),内径有22公分,尺寸与这颗石弹可太合得来
了 。其相当於後世22磅的弹重就算放在16世纪也是相当可观的火力了──16世纪炮重500
斤左右的发熕使用的炮弹铅子也才重4斤(约2.4公斤或5磅) ,只比前述其他3颗3磅重石弹
还再重一些。尽管这些石弹是否为舰炮所用,尚缺乏其他证据。
明初水师或内河作战对大型管状火器的需求至少应该持续到永乐时期对越南的战争中
。李文凤《越峤书》卷十蒐罗叙述当时战况的书疏移文,有提到明军「会议造船置铳,以
图进取」的,有提到明军「江内以战船弓箭、陆路用神机铳、碗口铳逼贼船於州水浅处,
船不能动,贼众大败」的,还有提到明军「用大将军铳击碎贼船甚多,贼众溺死无算」的
。这类场合陆师与水师经常需要密切合作,火炮没有明显的水陆分野,通用共用居多。船
是省力因而重要的载具,尤其考虑到大型火炮的重量;但船本身若无加设装甲,倒未必是
适合的发炮平台了,阵地中的岸炮相比战船更有防护上的优势。换句话说,若不是水战舰
炮之争剧烈到必须加装铁甲以资应付、水师单独采取攻势时必须有足以与岸炮阵地匹敌的
保护,也就没有船舶加装铁甲的必要。16世纪倭寇带来的挑战更多是冷兵器造成的,火器
方面发熕已经是极限,明军水师采取的还是守势,倭寇火力带来的压迫感恐怕还不如元末
明初,没用上铁甲也是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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