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记录片於近十年，随台湾社会形态的改变，愈来愈趋向於高消费文化对於个人主义 自恋文化的极度渲染，乃至於人的存在感也就愈来愈被虚构化。记录片在这个阶段所承载 的对於社会真实现象的反映，就从社会写实转化为一种对异化社会的救赎；说得更具体一 点，记录片渐渐被这个已把一切人性的价值都扭曲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当成是一种人性 道德的文宣品。 　　把记录片当成是「文宣品」，对於仍然保存存戒严记忆的世代而言，大概不会忘记去 戏院看电影时，在正式片子放映之前，都会?迫观?先看几段所谓「新闻片」，其实就是政 令宣导的「文宣品」。我不想跟谁辩论现在的记录片跟以前的新闻片，在影像生产的意义 上有何不同；难道意识形态的宣传，除了指涉国家政治之外，其他就都可以被说成是「艺 术」吗？ 　　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企图要说明的是，现阶段的台湾记录片，即使仍有少数可以令人 激赏的作品，但大多数都在一种宗教意味的高贵情操之中，把人的问题爱昧化为人性救赎 的神圣感；於是，片子在这种道德的氛围之中，我们就一点也看不到关於人的问题更进一 步跟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了。 　　我曾经在一次《影像记录与社会实践》的演讲之中，提到记录片应具有相当的「揭露 性」，才能达到做为影像记录的可观性。所谓「揭露性」，不一定指称对社会「黑暗面」 的反映，却如同镜头像布帘一样，当镜头开始摄取，也是布帘开始掀开时，拍摄者让我们 看到布帘後面的东西是什麽？为什麽要让我们看这个东西？而拍摄者自己又怎麽看？总而 言之，「揭露性」就是对於现实世界提出何谓真实的辩证。 　　是的，假若不是为了要在现实世界寻找真实到底是什麽碗糕时，无论我们去「拍」或 去「看」记录片的意义，大概就变得没什麽特别意义了。若从这个观点来看最近被传诵一 时的《生命》（吴乙峰导演）的话，忍不住就要问：「为什麽要我们去看导演在片中所揭 露的东西呢？」结果不是为了反映政府漏洞百出的灾区重建工作，也不是为了反映灾民在 重建过程之中所遭遇的具体问题，却是一昧陈腔滥调如片中拍摄者在对被摄者指责不应用 寻死来解?问题一样教育灾民重新站起来；如果说这不是替政府解套所做的「文宣品」， 即使我们相信吴乙峰本意并非如此，也难以帮他自圆其说。 　　另一部《跳舞时代》（简伟斯、郭珍弟导演），也是在根本上就忽视了做为片子背景 的那段殖民历史，其实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兴起，日本社会开始实施近乎戒严令的「治安维 持法」之时，因此发生於殖民历史中的一段「跳舞时代」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何尝不是对 现实世界逃避的一种颓废、虚无的真实状态呢？而在记录片的《跳舞时代》里，却改写成 是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享受?用留声机听歌、跳舞的「现代性」。 　　还有一部刻意选在228纪念日首映的《石头梦》（胡台丽导演），同样是在国家政治 的族群议题上，做出一定的呼应。一直看到结尾，才知道本片的重点在於做为外省老兵典 型的「刘必稼」，要把自已死了以後的骨灰放在台湾的庙里，紧跟?导演画外音的发问， 让刘必稼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台湾人」。我质疑的是，刘必稼所住的村子除了外省人，还 有客家人、福佬人、原住民，俨然像个台湾社会的缩影，因而把刘必稼说：「我是台湾人 」这句话用来当全片的尾声时，是否意味?他那历尽台湾五十年历史的身体，不过是被本片 挪借来做为对「这块土地认同」的政令宣导的样版而己！ 　　记录片在乎现实吗？在当前台湾一窝蜂拿了各式名目的政府补助，而热热闹闹拍了一 堆所谓「记录片」时，我们似乎就愈来愈失去揭露真实的勇气，而反映於台湾记录片中的 现实世界，也就变得愈来愈纯净化；起码在看了上面所举之三部片子的例子之後，我做为 一名「看」记录片的观客，还是忍不住要问：「记录片在乎现实吗？」 -- 电影‧人生‧梦！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fans/ http://www.wretch.cc/blog/fansss 欢迎订阅《纪录片映像报》！ http://maillist.to/documenta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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