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 去年的电影《华氏九一一》，以及此片在总统大选年的效应，不仅使得保守派以他做为 箭靶，主流派的民主党和媒体也认为是他极端反战、反布希急先锋的立场导致民主党总统 大选的失败。 但这其实是放大了麦可摩尔的政治角色和创作本质，也让他的面貌开始模糊。的确，现在 的麦可摩尔是超级畅销作家，他的每一本书都是排行榜常胜军；他的纪录片电影更是 「叫好又叫座」：不仅夺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坎城影展金棕榈，更是一部部接连创下 美国纪录片的票房纪录。他是美国娱乐界的名人、政治界的明星、美国左翼的文化战将。 但麦可摩尔毕竟不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般的知识分子。他对战争和共和党的批判 不是建立在马克思和列宁的文字或者抽象理念上，而是来自他的工人家庭背景，以及对 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观照。他的创作始终是透过这个视角来检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阶级不平等本质，以及底层劳工面对经济转型的生命处境———不论他电影表面的主题 是枪枝暴力、城乡变迁或者伊拉克战争。 所以，《华氏九一一》所呈现的不只是美国战争机器的荒谬和丑陋，更揭露出这些上战场 送死的美国大兵其实是出身自美国最贫穷、生活上最绝望的地区。在电影中，这个地方的 代表就是他的出身地，密西根的小镇福林特(Flint)。 这里也是他一九八九年第一部纪录片 "Roger and Me" 的故事地点。这部片记录了 美国通用汽车关闭了这个汽车城的工厂，外移到墨西哥，而造成整个城镇的衰败，以及 失业工人的生活困境。 一九九七年，他出版了书讨论美国企业的裁员风，并把书的巡回演讲过程拍成一部纪录片 "The Big One" ———片中不是他如何推销书，而是他如何在各个城市见证被解雇的工人 ，以及他如何亲身对抗大企业———这是他最着名的影片风格： 他总是以弱势者代言人的姿态，想尽办法去接近大企业CEO或者重要的权力菁英， 然後质问他们的政策。 在 "Roger and Me" 中，他尝试说服通用总裁去看看被解雇劳工的生活； 在 "The Big One" 中，他成功地和耐吉球鞋的CEO碰面，并准备好印尼的机票，请他实际 去看看印尼工厂的童工；在《科伦拜校园杀人事件》(Bowling for Columbine)中，他造访 枪枝协会主席的私人豪宅，并带着在枪击事件受伤的学生去大卖场要求他们禁止贩卖枪枝 ；而在《华氏九一一》中，我们则看到他在国会外质问议员们是否愿意让他们的孩子 去当兵。当然，每次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但都让观众见到资本家或是权力菁英的傲慢与 伪善。 麦克摩尔的电影理念是：「对我们这些出身自工人阶级的人来说，你永远无法听到我们的 声音，看见我们的艺术，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拍电影，我们也不拥有媒体。所以我感到 很荣幸可以在这样一个不是为我们打造的娱乐工业中获得重视。」他的另一个特色是以 高度娱乐性的电影语言来挖掘社会问题：他独特的幽默感、深富想像力的剪接及配乐， 甚至是导演与受访者的直接冲突，都让严肃的社会控诉可以接触到更广大的观众。但是 很多人也批评他早已跻身为富有阶级，且似乎对於制造自己的名声比参与社会运动更热衷 ，同时也常常把问题简单化。 这当然是大众媒体，不论是音乐或电视，作为一种理念传递工具的限制。对麦可摩尔而言 ，在这个高度娱乐化的时代，要让更多人接受严肃的议题，似乎只能用娱乐的手段。 但这也是社会运动透过文化媒介的一个永恒两难： 他们是要永远被边缘化，或者进入主流体制影响更多人但是也面临被体制吸收的危险？ 【2005/07/09 联合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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