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ilmwalker (梦想起飞的季节)
看板documentary
标题专访《贡寮,你好吗》导演崔愫欣
时间Thu Jul 14 22:00:45 2005
http://funscreen.com.tw/head.asp?period=15
纪录片可能改变社会吗? 专访《贡寮,你好吗》导演崔愫欣
报导 / 陈德龄
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到《贡寮,你好吗》部落格逛逛,这部描述贡寮人十几年来投注反核
生命的社运纪录片,从四月至今巡回的大小事全都透过网站清楚记录,其中包括全台各地
映後花絮、观众留言、与相关论述。拜部落格即时整合资讯之便利,《贡寮,你好吗》为
来自不同年纪、地域背景的观众,打开一扇窗,进入主流媒体看不到的世界。这是社运
纪录片从不曾展现的亲和力:贴近观众,同时让观众与影片对话内容一样成为具有力量的
记录。
本片导演崔愫欣,从大学就开始接触社运,研究生时代选择拿起摄影机。面对复杂的公共
议题,与贡寮人坚实的生命韧性,她思考着,一位走进放映现场的作者,在呈现一个感人
故事之後,还有什麽其他的、可能的、改变观看与被观看者权力位置的做法,是可以长期
经营的。本期放映周报为你发现一位年轻的社运工作者,以影像作为工具,为可能改变
世界一点点而努力的故事。
Q 1: 请你谈谈一位就读於社会发展所的研究生怎麽会走上纪录片创作这条路?
崔:在《贡寮,你好吗》部落格中有我写下的拍摄手记,手记里就提到我所历经的几个
复杂关卡。我开始拍片时还是个研究生,由於大学时代参加学运的背景,加上跑一些影展
让我有机会找自己有兴趣的纪录片来看,因此,当吴乙峰在世新大学社会发展所开纪录片
课时,我就开始思考这两者间的关系。当时,我选择反核这个主题,跟我大学时代接触
学运很有关系,反核是我第一个接触的社运议题,她是我认识台湾社会第一个启蒙,也是
改变我个人世界观的开始。
拍摄一阵子之後,我开始到碰到第一个关卡:伦理问题。当地居民很需要年轻人的支援,
当时我既是研究者、拍摄者、又要保持某种抽离和客观。後来,我反省这样的位置没有
办法让我专心拍摄,我选择一个涉入的位置,开始帮他们的忙,用电脑、贴海报,身兼
社运工作者跟记录者的角色。第二个关卡是搬到贡寮。我慢慢抓出自己和居民之间的距离
,有时候对方还是会对我们有过多的要求,但我必须跟居民沟通什麽是适合放在影片中的
,不是所有素材都得当成证据或记录来看。
毕业那年,我请吴乙峰回来做口试委员,他看到我透过摸索拍了这麽多可贵的素材,指出
我像个拥有宝库却没有钥匙的人,他很建议我把这部片子完成。但是,影片拍出来和给
大众看之间是有鸿沟在的,我剪了第一个版本,明显发现拍摄及剪接技巧不足,这个不足
让我愿意再花两年的时间学习,我不希望这部影片只是运动团体间流传的历史记录。跟着
全景学习两年,我从场记、拍摄、剪辑、写剧本等等,重新经历创作者最基本的训练。
剪接的过程中,吴乙峰一直提醒我,影片最终是要感动大众的,过程中我们两人做了很多
磨合与沟通,我後来丢掉社会学那套写论文的方式,从考量观众感受的角度出发,直到
去年二月影片终於完成。
Q 2: 影片制作当时是否已经锁定目标观众是哪些人?而放映现场有找到你们的观众吗?
请谈谈你的观察。
崔:拍摄的时候我还没有非常清楚,但在剪辑过程中,我们就非常清楚对象是没有机会
接触反核运动的大众;另一部份则是自己生命曾经与反核发生关系的,希望影片能唤起
他们过去的记忆。
至於在放映现场看到几种观众,第一是平常喜欢看纪录片的,他们对环保议题不太清楚,
另外一块是被环保议题召唤而来的,平常不太看纪录片。其他还有做社区营造的观众。
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这部影片是政治敏感度很高的题材,但影片让不管是蓝营、绿营、
拥核或反核的民众都可以坐下来把影片看完,这是我们当初剪辑很注重的一点。台湾已经
太多对立了,我们不希望这部影片被扣上帽子,被认为是反核宣导片。
另外一块是大学生的反应,我们手边累积了一千多张明信片,这一千多封回响可以看到
他们的接受度是很高的。比较可惜的是,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中、高阶层主管人士,
就比较没有机会看到这部影片;当影片走非商业院线放映,没有主流媒体的奥援,这些
中产阶级人士就没有机会关注小众的、非主流影片放映的管道。
Q 3: 请谈谈这次全省巡回放映是如何布局与计画。是否已经发展出与其他映演通路的
合作模式?我有注意你们同时贩售DVD,这似乎也是另一种开发潜在观众的机会。
崔 : 我们很清楚做院线放映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但全景回头评估成本划不来,没有
新闻局补助,加上影片属性敏感,企业赞助不如当初他们做《生命》前去募款时来得顺利
。整个巡回人事及宣传的开销目前先由绿盟与全景两边共同负担,另外就是靠全国的募款
。DVD则透过全景之前合作过的通路,已经铺货下去卖,其他以带到放映现场贩售为大多数
。目前只要是有邀约的场合,我们都会带去卖,目前自己主办有十二场,被其他单位邀约
也有十几场;邀约是一个模式,自己主办是一个模式。目前我们在几个城市跑的时候,
同时也接受校园,如老师、或社团的邀约。
Q 4: 在有限的宣传资源可供利用之下,你认为到目前为止你看到最有效且最有影响力的
宣传工具是什麽?你们受惠的地方在哪里?
崔 : 我认为是网路的力量。这也是我自己这次比较惊讶的部分。过去我们自己环保团体
办活动时,人数都不多,大概四十几位就了不起了,而全景除了上回上院线的经验之後,
也很久没有推这种全国巡回的放映了,因次大家都抱着最坏的打算。我们自己预估每一场
都会很惨,可是每一场都出乎我们意料,都爆满。我们低估网路的力量,尤其是转寄信的
力量。只要你做好一封好的宣传信,还有自己的部落格,这两个都是全景和环保团体以前
没有试过的。而且这次根本来不及请网路写手参加座谈会,但是他们都是自发性的来帮忙
。
Q 5: 作为一位导演又身兼社运工作者,你是如何定位自己?是否有面临两难的时候?
崔 : 首先我必须说,我自己是受了训练的影像工作者,而这段训练的经历,让我非常
关注两种角色结合产生的火花,也许有些人觉得会分心,但我发现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社运
或社区团体,透过不同的机会与受过训练的纪录片工作者结盟,我相信慢慢会有不同的
拍片惯例或推广模式发展出来。
如果就推广的角度,我会给自己创作者这个角色赋予提升环境意识教育的使命,从这次
两个团体(全景与绿盟)的结合就可以为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注记。全景的任务就是将
纪录片的推广做好,而绿盟要做的,则是推广影片同时,为深化环境教育议题而努力。
我们在放映现场都会准备核四运动历史、能源手册等资料,我常开玩笑说,如果今天会场
题目是反核运动或能源政策探讨,可能没有人会来;相反的,正是因为这部影片的故事
感动人,我非常希望观众因此愿意翻翻手上的资料,唤起他们对公共政策的关注,或质疑
主流媒体的报导。
Q 6: 透过这次推广你们累积哪些经验是未来可以传承延续的?你接来还有任何拍片
的计画吗?
崔 : 我们这次透过放映现场的回函已经累积了不少名单,透过这些名单,未来如果有
类似的影片就可以针对这些对象来发消息。这次与全景合作就是将资源共享出来,我们都
认为只有自己原来的宣传管道,是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块观众的,这也让我之後类似影片
的推广活动会比较有信心。所谓社会运动的纪录片如果太过严肃或沈闷,还是很难吸引到
观众;有意思的地方是,每次放映都会看到几个来自贡寮的朋友,他们想看看自己家乡的
故事。我会留下这些年轻人的连络方式,希望透过这次机缘,他们会愿意回贡寮再多做点
事情。我也一直在思考,纪录片作为社会运动的工具到底该怎麽用?尤其在实践的过程中
,一定要有其他条件配合,例如,影片一定要好看。我接下来会继续与不同社区结合放映
活动,不仅是持续记录这个议题,还要让深化议题的运动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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