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8月 Cheers杂志 文／陈孟珠 他们的特质，让人很难抗拒，让人不知不觉就想亲近、聊开来。就像他们的作品《无米乐 》，很真、很感人，在朴实无华的影像中传递了想法和哲学。 「直到现在为止，我对《无米乐》还是没信心，许多人认为我们是在『讲疯话』。 我自己也很喜欢在观众席中问大家：你为什麽喜欢这部片，我也很想知道答案。每个人 都说阿伯阿姆很可爱，但感动人的电影那麽多，我相信一定有什麽牵动到他们。」 这是纪录片《无米乐》两位导演颜兰权和庄益增的开场白。 尽管这部纪录片已获得2004年台湾纪录片双年展首奖、南方影展不分类首奖／观众票选奖 、金穗奖优等奖、台北电影节媒体推荐奖与百万首奖的双料肯定，并且创造出国片少有的 500万票房，『叫好叫座』这4个字，我还是觉得好远，」颜兰权静静的说。 这是颜兰权第2部较广为人知的纪录片作品，也是第一次与导演庄益增合作。虽然名为 合作，但庄益增始终认为自己是被拉下水的，「谁叫她是我的查某？！当然要帮她啊，」 人称「庄子」的庄益增用一口乡土流利的台语夸张的形容，一定是因为大学时期认识了 颜兰权，自己才从过去的白净小生变成现在这副「外劳」模样。颜兰权也承认当初是她 拜托庄益增来帮忙，只是帮着帮着，却有了这令人惊艳的作品。 颜兰权认为自己算是「冲动型」的纪录片导演。像第1部纪录片《地震纪念册》，就是 当初在921地震後看到报导的新闻片段，「觉得（电视）框框之外一定还有其他东西， 摄影机背着就下去拍了，」颜兰权表示，《无米乐》则是因为接了文建会的案子， 到台南县後壁乡拍摄一部宣导短片，碰上这群可爱的农村人，觉得这些人快要走了， 这些景色快要消失了，得有人留下些什麽，替他们发出声音。「对於下一部片要拍什麽， 我不会做周详的计画，重要的是引起冲动的感觉。」 禁忌与奇蹟 颜兰权半开玩笑的说，《无米乐》犯了纪录片几大禁忌：农民（相较於比较强势的是劳工 、原住民、性别、宗教）、老人（相对於年轻人和小孩的娱乐性）、过长的时间、 没有冲突点也不煽情。「会有这样的热烈回应还真的是奇蹟，」颜兰权认为，拍这部片时 她并没有设定自己是观众，她是涉入其中、跟被拍摄者有情感的，但没想到观众的情绪 竟然跟自己一样。「一个导演会想要去交代观众的情绪，当我们决定放弃观众的情绪， 用自己的感觉来呈现这部片子时，不知道为什麽反而抓住观众的情绪？」 公共电视节目《纪录观点》制作人冯贤贤也不只一次用「奇蹟」2字来形容《无米乐》的 成功，因为实在很少有一部纪录片可以在电视频道播出2次、全国巡回影展之後， 再上院线还是成功。身为国内唯一纪录片播放节目《纪录观点》制作人，冯贤贤分析 《无米乐》成功的原因，除了导演们在这部片中将生命情境、生命哲学诠释得很好， 导演们的创作安排让这部片「好看」也是关键。「人们的观影经验是最直接的，如果摄影 画面不美、没有陈明章的音乐、没有阿伯唱歌，这部片还会好看吗？」和颜兰权认识、 合作已有5年的冯贤贤指出，纪录片导演通常由於经费不足，得身兼导演、摄影、配乐等 工作，因此在美学或音乐处理上都不会是最专业的表现。「但他们这次在《无米乐》 进步很多。」 和导演庄益增同为台南艺术大学音像纪录研究所学生、同时也是《无米乐》的摄影之一， 张光宗则分享了他从一位同行、也是工作人员的看法。「能拍到这些如此自然真实的对话 与反应，关键在於导演们和阿伯阿姆的互动，」张光宗形容，两位导演一个温柔、 一个乡土，很得老人家的缘，他们也愿意花整整15个月的时间和农民们相处，最终让 受访者不在意摄影镜头，可以自然的对谈、生活，也才能捕捉到老农民们珍贵的生命哲学 。「如果换做是别人来拍，和受访者的互动方式又不一样了，阿伯阿姆可能就会很客气， 也有所保留。」冯贤贤也语带佩服与珍惜的说，两位导演性格执着，愿意吃苦耐劳做 蹲点拍摄，深入、持久的记录一群人物，是最难能可贵的。 思考，与哲学 对於导演们的优异表现，颜兰权与庄益增倒是谦虚的表示，「与其说我们是导演，不如说 阿伯阿姆是导演，我们被他们引导的力量非常明显。」「我们只是工具而已，」 导演庄益增不假思索的简短回答。 谈起工作之外的生活，两位导演也坦白的令人惊讶，「我们没有自己的生活，今天我要 拍你，我每天看的是你，脑袋里想的也都是你的影像。」即使结束拍摄工作，这种情绪 仍然持续着。颜兰权表示，当《无米乐》拍完之後，她却有一种空空的感觉，「我一直 期待能跟他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感受一样的情绪，但我有吗？我真的有做到吗？当稻穗 在成长，我眼睛看到的是阿伯的喜悦而已，还是我自己真的感受到那种成长的喜悦？」 颜兰权甚至用自我反省的字眼来描述这段过程。 颜兰权善於思考，其来有自。 15岁就立定志向要走影像这条路，颜兰权的国中生活是在二轮电影院中度过。她为了 看电影跷课跷得凶、从国一之後就再也没交过作业，「老师说我是最好的学生，因为我 缴补习费那天一定会到，但之後人就不见了，」颜兰权笑着回忆。後来从商专插大时选择 念东吴大学哲学系以及双修社会系，也完全是考虑到要打好哲学的底子，才能做为将来 从事影像创作的基础。这些决定对於当时小小年纪的颜兰权，似乎有些早熟。大学就是 一头长发的颜兰权，给同学的印象就是爱思考爱讨论的女孩。经常跟着社会系、哲学系的 讨论研究课程，辩论人生哲学。 「我父亲是位哲学家，」颜兰权缓缓回忆，父亲只是一个在台湾电力公司上班的小员工， 却善於观察、思考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他经常跟我聊一些很深奥的问题，对於那时才 16、7岁的我来说其实是很痛苦的，」颜兰权表示，父亲经常和她探讨生命的意义，甚至 父亲在最後因罹患癌症病逝之前，还平静的问她，「为什麽我走了你要伤心难过呢？」「 你说，对我而言这样是不是很残酷？」颜兰权反问。 虽然残酷，但毫无疑问的是，父亲开启了颜兰权思考的能量。「这些过程是很好的刺激， 家人不一定会支持我想做的，但也不会给我压力。」颜兰权表示，从大二那年开始她就 吵着毕业後要出国念电影，本来家人是不认同的，但她相信最终「成不成功是一回事， 不断诉说是另一回事」。从15岁开始颜兰权不断告诉自己和家人、朋友们自己的梦想， 她也的确一直往同一方向去。东吴大学毕业之後，远赴英国雪菲尔（Sheffield）大学 完成电视电影制作硕士，同时结束了一段大学感情。 回国之後，却意外的重拾与庄益增的因缘。虽然庄益增自嘲长得像恐怖份子、送快递的， 又或是外籍劳工，但对於思考这件事，也同样早熟。 出生屏东里港的庄益增，是道地的香蕉农子弟。从小就安静、不食人间烟火，也没有 现实感，到了升大学的年纪，便同样思考起「生命的意义」之类的问题，因此也同样来到 东吴哲学系，造就了和颜兰权相遇的时空。 不同的是，和颜兰权对於影像工作的热情与意志力比起来，庄益增显得格外冷调。 「我是个没有灵魂的人，」庄益增经常挂在嘴边，说自己是个虚无的人。他拒绝工作， 因为替这个社会工作会为自己感到委屈，不想贡献自己的能力继续扶持这个资本主义的 社会。当你试图挖掘、拼凑他的性格，你会发现他是个「没有线的人」，让你无从依循。 两个人个性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却互补得恰到好处。颜兰权擅长沟通，采访时多由她发言 ；平时颜兰权粗枝大叶，安排、规画行程则由庄益增负责。两人默契十足。 台湾纪录片的困境 你知道吗？《无米乐》在电影院中的放映，都是发行公司自己去租投影机来放、也没有 做过专业的混音工程，导致用电视播放的画质比在电影院还来得好。「要把带子转录成 电影院播放的film（胶卷）格式还需要100万，我们没有经费，」制作人冯贤贤一语说出 台湾纪录片制作资金不足的严重性。虽然她强调，显然观众并不在意影片的画质，仍然 受到这些人物的感动，但经费不足使得创作者经常被迫在品质上做妥协。 导演颜兰权则是注意到国内纪录片另一个特有的现象。「台湾的纪录片导演似乎头上都有 着光环，他们俨然是弱势族群的代言人，」颜兰权表示，即使是在纪录片大本营的英国， 也没有这样的现象。「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让我的被拍摄者站出来。观众感动的是他们， 不是导演，为什麽会把所有的感动与掌声都给导演？」颜兰权开心的表示，只要阿伯阿姆 出现在放映会上，就没人要理导演啦，看着他们忙着为观众签名，观众真正看见的是他们 而不是导演，「这才是纪录片应该要表达出来的，不是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导演有多厉害。 」 最终的疯狂版 最後，回忆起当初影片拍摄结束，进入後制剪接的阶段，颜兰权透露一开始也曾经困在 纪录片应该要有的框框里，「於是一群很有趣的人被剪到很无趣」，连自己都看不下去。 两位导演於是放下手边工作，坐着聊起阿伯阿姆的点点滴滴，为什麽喜欢他们，喜欢他们 讲的哪些话，有哪些好笑的事，隔天就决定要剪一个「疯狂版」的《无米乐》。 「顺着影像走，最後我发现剪辑片子是取悦我自己。」 即使有些观众不懂纪录片和其他电影不同的地方，提出诸如「导演脚本写得真棒」或 「导演选这3个演员真会演」等令人啼笑皆非的另类赞美，至少那表示有愈来愈多观众愿意 尝试接触纪录片，有愈来愈多人能认同颜兰权和庄益增替这群农民们发出的声音， 那是一种对生命厚度的尊敬。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61.230.1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