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连结中的资料贴上来，并推荐熟悉纪录片的朋友们参加！ 也许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书店老板本身是影评人出身，有时 映後座谈会邀请对纪录片有专业认识的朋友来讲评；我个人 觉得呢，纪录片的发酵效果是很重要的，如果看完能参与讨 论、比较或补充感想、解决疑问扩充视野，不啻为一种极为 直接又经济的观影方式。 其实绝大多数纪录片想要（需要）的是社群的力量，作为政 治行动、历史文献、研究方法及批判教育的可能性。如何让 散场後的感觉保留、转化成有生产力、改造力的动机，也许 就在这一场又一场小小的放映活动中。 （前两次人都不多 @___@||| 也许哪天可以在另一场放映活 　动中顺便办板聚揪团去？ :p） : 1. 观赏影片时书店必须停止营业，故酌收茶水费200／人，映後随兴座谈； : 预约限15名，报名专线：2625-2459 : 2. 当天书店营业至7点 : 3. 河友享8折优惠 : 4. 参加者可获赠79折购书优惠券一张，参加愈多，优惠愈多！ : 纪录片口述历史记录之李道明 : http://cinema.nccu.edu.tw/cinemaV2/recordOralList_show.htm?RMOPID=9 访谈者：王慰慈 访谈时间：1999-09-16 问：请你先作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答：我是1971年考进台大农化系，1975年自社会系毕业的。 问：你从什麽时候开始学电影的？怎麽会走上电影这条路？ 答：我学电影是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开始跟台大的同学和学长参与电影社团的活动，我 们那时候组了一个台大视听社电影组这样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台大最先开始放映 艺术电影的团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把《处女之泉》这个片子挖出来，然後在试片 间放映，也在台大学生的电影活动中放映，就这样子慢慢累积了跟电影观赏活动的 关系。大一的时候，刚好政大的一些朋友开始筹备「影响杂志」，等於是我进到大 学时就碰到了「影响杂志」的创办。因为我们在台大组织电影社团，但汉章那时候 是「影响杂志」这个团体里面唯一从台大毕业的，其他都是政大的人，所以後来当 政大那一批人大学毕业要离开的时候，但汉章接了「影响杂志」的主编，所以他後 来找我进去，也是因为台大学弟的关系。 进去以後当然就把很多的时间、精力都投注在编杂志、写文章上面，所以功课就不 能兼顾，後来我就想一想到底往下要做什麽东西，後来觉得还是朝文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我後来就去问社会系的系主任肯不肯收我，他也很爽快的答应，所以我就转 到台大社会系去，一面念书一面编杂志。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慢慢的跟电影的 拍摄也会有一点关系，但是台大一直没有很好的设备跟师资，在那个年代只有世新 、文化跟艺专有比较正式的跟电影有关的课程，但是就我所了解都不是很理想，所 以我想可能先毕业，然後再到国外去念电影，我一直有那样的一个打算。 不过我在那时候也慢慢看到港台的电影制作环境其实不是那麽理想，那个时候是武 侠片跟琼瑶的文艺片最高潮的时期，等我毕业以後当了两年兵，这个趋势也一直没 有太大的变化。可是等到我1977年当完兵到1978年中间这一年的期间，要决定是不 是要马上出国的时候，因为但汉章他到美国去念电影，所以他等於是把编杂志的事 情全部落在我们身上，我去当兵之前，基本上已经是杂志的主要编辑。 去当兵的这两年，「影响杂志」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接手的人把「影响杂志」主 要的经费都花光了，所以我当兵回来的时候，「影响杂志」也差不多要停刊了，因 为已经积欠印刷厂很多经费等等这些情况。後来我们仅存的「影响杂志」的这几个 编辑，我跟张毅、王侠军，还有林生财（林锐）几个人商量的结果，就是决定用比 较专业的方式，因为之前都是半专业的方式，就是大家一边念书一边编杂志，现在 既然大家手头上都没有太多的正事，像我才刚当完兵回来，所以我们就决定把杂志 先用专业的方式来做。 虽然说要做一个专业的杂志，但是每个月光我们的薪水就不知道要多少钱，所以大 家就说不领薪水，先把杂志撑下来，尽量去拉广告，所以「影响杂志」在我们那个 时候有一度是一个新版的。 问：你之前已经走了几年？ 答：台大有四年的时间，虽然我在当兵，还是有一点点介入杂志的编务，所以大概是六 年左右的时间，不过那六年的时间没有拍什麽东西，只有拍一些家庭电影，还有在 台大学生服务社团时有拍了一部简单的记录的东西以外，没有什麽真正实务的经验 。在我当兵回来编杂志之前，我曾经跟王晓祥谈过，那个时候他是杂志的发行人， 他也在中视当新闻部的经理，那个时候他曾经有意介绍我到新闻局视听处去，不过 因为我不想进政府机关，所以我就没有去。在那个时间前前後後刚好是中视的《六 十分钟》，还有之前张照堂他们几个人做的一点记录性的东西正在拍摄，所以我大 概也就是到中视看看他们做的东西，但是一直都没有参与他们真正的拍摄。 那个时候就是雷骧、张照堂，还有杜可风，他们几个都开始在拍摄纪录片，并且在 电视上放映的那个时期。我曾经一度有朝纪录片那个方向去发展的趋势，就是在我 出国之前，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冲劲，一定非要朝那个方向走，不过那个时候台湾的 电影慢慢开始有相当的危机。 在我当兵前後，大概大家已经慢慢看出来了，就是看电影的人数越来越少，然後电 影制作也被黑道所把持等等的这方面情形，所以去拍剧情片也似乎变成一个不是很 具有吸引力的环境。因此，我後来决定要到美国去念书时，就没有以申请电影为主 要的目标，一方面是没有作品，另外一方面也是觉得念完电影回来不见得会有很好 的出路，所以就决定往传播的方向走，所以我申请学校就申请传播的研究所。 不过我申请的那几个学校里面，比较爽快接受我的是Temple（天普大学），我选的 虽然是传播科系，但是那个时候我也知道 Temple 在制作上面有几个出名的老师， 虽然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已经离开了，但是那几个老师也是吸引我到 Temple 去的一 个原因，这几个老师在纪录片的历史上面是蛮有名气的英国纪录片工作者，如Basil Wright在30年代以「夜间邮件」出名的，所以我後来就这样走上拍电影的路。 1978年我到美国以後，第一年修的除了传播必修的课程以外，也开始兼顾电影制作 的课，所以在经过一年之後就申请转到电影制作，他们也很快的就接受我，是这样 子的一个过程。在大学里面大概还是以学影评为主，那时候倾向也比较是剧情片的 东西，但是到出国以後一个是走上制作的路，一个是走上纪录片的路，虽然在学校 也不是只有做纪录片，因为 Temple 虽然以纪录片的老师最多，但是也有做动画、 剧情片的东西，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电影训练。 问：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从什麽时候开始对纪录片产生兴趣？ 答：在台湾的时候，以前当然没有机会碰到什麽纪录片，我们唯一有印象的纪录片都是 在电视上看到，比方说有看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史》（World at War）等等，这 些算是比较好的纪录片影集。在那个之前，王晓祥在从美国回来台湾工作的时候， 应美国新闻处的邀请，介绍了一些美国的影片，包括实验电影跟纪录片，所以那个 时候看到像《北方的南努克》那些影片的时候，眼界算是大开，但是也没有特别觉 得一定要做纪录片，只是觉得纪录片好像不是我们所看到的像《中国之怒吼》这一 类比较教条性的东西，虽然我後来知道《中国之怒吼》其实在纪录片历史上也算是 一种类型，因为它是从美国片改装的，但那也算是一种类型，只是那是我们当时看 到仅有的一种类型，所以也不觉得那个东西有什麽特别的珍贵。 等到後来看到不同的类型，像《北方的南努克》的这一类的东西，就比较觉得纪录 片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但是也没有真正的投入。反而是看到张照堂他们在电视上 玩的那种半记录、半 MTV（music video） 那样子的东西，後来的《六十分钟》也 开始有做一点点本土味的东西，那时候我也看了《芬芳宝岛》，觉得有点新鲜感， 因为是拍本土的东西，不过因为也是李季准的标准国语旁白跟那个音乐的形式，所 以也是觉得不是非常的新鲜。 那时候我跟黄春明见过几面，他开始做一些《芬芳宝岛》的东西时，我看到他很辛 苦的在那里做，也知道这条路不是很好走。他那时候很想拍影片，自己去张罗摄影 机，结果把很多钱都赔进去，然後拍出来的东西也不太能用等等，我们也听到他在 讲这些东西，所以知道台湾的制作环境不是那麽理想，那个时候大概碰到的情况是 这样。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开始接受正规的电影教育，整个有系统的看剧情片、纪 录片的历史，当然在台湾的时候对剧情片比较熟，包括历史跟美学等等。 後来接受了整个有系统的一个纪录片训练，对於制作方面的每个环节也都接受训练 ，所以就比较清楚知道什麽东西是自己的兴趣，什麽东西是比较容易做的。当然， 因为 Temple 是一个以纪录片自豪的电影教育机构，所以我们很自然的都会往那个 方向去走，虽然後来也会稍微往别的方向发展，但是毕竟在耳濡目染之下，同学、 老师做的大部分都是这种东西，学校开的课有很多也是纪录片这方面，我在 Temple 的电影研究所大概待了六年，所以基本上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包括纪录片的观念 、制作的方法，还有选择题材的方向上。 问：我看过你金穗奖的得奖作品，有好一阵子看到的都是属於类似动画跟实验电影方面 ，你後来怎麽开始做纪录片？ 答：其实得金穗奖的那部片子是我的第一部纪录片，在那之前我同时也做动画。 问：同时？ 答：我是在暑假修动画课，花了半年时间把动画片弄完，然後在正式的学期课程，花了 一年的时间拍完纪录片那部片子，然後再花半年时间把它完成，所以一年半刚好完 成两部。 问：你要不要讲一下你那一部得奖的纪录片？ 答：《爱犬何处归》这个片子是我修第一个纪录片制作课那一学年的一个作品。 问：16mm？ 答：16mm的。在题材选定了以後，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到美国的第二年，也没有什麽交通 工具，所以花了很大的心力，也请了很多朋友帮忙，摄影师也换了很多不同的人来 协助，我自己也拍、录音，拍的地点也分散在很多地方，基本上来讲算是一个很好 的磨练。因为我第一次做纪录片，光是在剪接时，在 steenback上反反覆覆、拆拆 装装至少就有一百次以上，所以那个结构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下去找出来的，所以 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当然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我的指导教授也给我很多很好的意见 。其实这个作品我自己原先没有那麽大的信心，只是觉得做出来的东西还可以，算 是一个完整的作品。没想到我把片子寄去参加一些影展，居然还会得奖，所以就有 点意外，我自己才慢慢晓得这样子的片子是人家觉得还不错的，以前我只是觉得这 是一个完整的片子，我也觉得很短。 问：多长？ 答：十三、四分钟而已，所以没有把所有的话都讲出来，但是也没钱了，所以没有办法 拍，学校只给了五百尺的底片，剩下的要自己出钱。但是片子虽然短，居然还那麽 受欢迎，这个影展也邀请，那个影展也参加，我自己也有点意外。 问：主要的故事内容是什麽？ 答：其实我那个时候是从台湾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跑到美国去的时候（至少在1970年代 ，台湾还算是第三世界的国家），我看到宠物那样子的一个世界时，有相当大的一 个冲击，但是也想了解养宠物的那些人，当宠物过世以後，他们会花几千块美金把 牠们送到坟场去埋葬，还弄一个很漂亮的墓碑时，他们是怎麽样的一些人？所以我 也就去找了这样的一些人。 我那个时候没有想到在同一时期， Errol Morris 也以同样的题材拍了一个九十分 钟的长片，片名可能叫做《Gates of Heaven》（另外有一部剧情片叫「Heaven’s Gate」）。其实我们的题材完全一样，不过他拍的是一个墓园，因为高速公路经过 要被挖起来，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去把不同的人串起来，他那个片子当然 比较长也比较有趣，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倒楣，为什麽这一部在电影院很受欢迎，又 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片子跟我的片子在同一个时间出现？不过我自己才知道这样一 个题材，别人是这样处理，我自己是怎麽处理的，虽然说还蛮接近的，只是他让我 看到另一种 style的方式，我自己还是用我所看过比较传统一点的纪录片处理模式 ，还没完全想好那个 style的问题。但是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大家的题 目刚好都选的一样，就是会把过世的宠物埋到宠物坟场的这些人的内心世界跟他们 生活的 style，基本上大概就是处理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好长，中略 @@） 问：第十年，我觉得工作室的经验也是很宝贵的，你要不要谈一谈？那时候你怎麽会有 那样的勇气？ 答：为什麽会成立「多面向艺术工作室」？有一点是误打误撞，然後也是不知好歹，就 掉进一个陷阱，我自己也没想到。最初主要是因为1987年，我跟吴正寰两个人负责 金马奖国际影展的策划，我策划了一个台湾纪录片的回顾，根本没几个人看，但总 算还是办起来了。纪录片回顾展後来就办了一个座谈会，邀请相关的单位跟个人来 谈一些台湾纪录片发展上的历史与问题，那个时候代表公共电视制播小组来出席的 ，就是後来广电基金的宋颖莺小姐，宋小姐在会中跟会後表达了她会在公共电视制 播小组里面推广纪录片制作的观念，这是1987年。到了1989年的时候，她打电话告 诉我，他们内部愿意出钱来拍纪录片影集，而且是用影片来拍摄，这是一个非常大 手笔的计画，所以她就问我愿不愿意投案子。 因为1987年台湾解严，1986到1988这几年整个社会的变化非常大，其实一开始的时 候，我也跟胡台丽一起拍了一点点老兵的东西。 问：老兵？ 答：老兵运动，那时候老兵是最早出现的一个社会运动。所以我就想了一下，也提了一 个案子，叫做《人民的声音》，这是打算从社会运动跟环保、经济、教育，大概就 几个台湾转型中正在产生很大变化的题目，来做为一个记录的题材。他们接受了这 样的一个题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分头进行，我那个时候找了李泳泉做选举 ，那个时候刚好是台北县长选举，也是民进党成立以後和国民党正式的一次一对一 选举，所以我们就记录那个东西；我也找了曾壮祥，他做教育方面改革的一些记录 ；我自己是负责社会运动，所以我就先做第一集社会运动相关的东西。 在我离开光启社之後，我的下一个合作的单位叫「一流传播公司」，他们那个时候 是做台湾现代音乐作曲家的一个作品，我们也合作得蛮愉快的。所以我递案子的时 候是用「一流传播公司」的名义去递的，但是这个案子是我的案子，在财务上面就 变成有点复杂，他们也觉得有点麻烦，後来就问我可不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公司来做 这个案子，不要去麻烦他们。 问：这个公司是针对你的《人民的声音》，还是整个计画？ 答：针对《人民的声音》。所以我只好问广电基金，他们说我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公司， 然後再把案子移过来，所以我就成立了多面向。那个时候多面向纯粹是为了要做《 人民的声音》这一个案子，没想到片子做了一年，第一部片子快完成的时候，郝柏 村上台。郝柏村上台以後，之前李焕基本上是比较没有对社会的混乱情况作有效的 箝制，当然社会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跟呼声，所以郝柏村上来好像一副就是要整顿 所谓社会乱象这样的一个状况。 郝伯村上台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因为我原来记录的东西就是社会自由化转型和整 个改革的情境，公共电视内部则开始有尺度的紧缩，这个紧缩的来源是因为公共电 视制播小组的上司就是行政院新闻局，所以那个时候的新闻局的长官，我也搞不清 楚他的抬头，就是现在文建会副主委吴中立，他那个时候算是广电基金前身公共电 视制播小组的上司。 他开始警告小组里面的成员，他说现在已经换了老板，这样的题材不能做，要他们 来找我把那个案子结掉，已经拍的和拍完的就交上去，没有拍完的就要收拾残局， 像选举那时候已经打完了，国民党输掉了，那一年是惨输的一个局面，所以希望我 把拍摄带全部卖掉，然後就结案这样子。 我那时候有点不太甘心，其实我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因为後来那些片子一点用处 也没有，但是我就没有卖，所以就留着，因为我觉得当初答应人家要拍，是以一个 没有预设立场、比较中性的位置来拍摄，如果现在卖给你，到时候你怎麽样用这些 片子我也不晓得，所以後来想一想就没有卖。现在我有点後悔，因为将近有几十万 。总而言之，那个案子就停了。所以在1989年成立的公司到1990年就陷入了一个困 境，因为原先答应要做五、六集以上的影片，每一部片子一百多万的东西，拿到了 一百万就没有了，基本上来讲，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成立的公司。 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台中的科博馆来问我要不要帮他们做，因为他们要成立新的 展示，就是关於南岛民族，他们需要有一个南岛民族的简介，我自己也是傻傻的说 只要预算可以的话就做，我自己从来没想到做那个案子要做两年，因为我只打了一 年的预算，花了那麽多的时间跟精神，超乎我自己的预估，也是失算，所以那个片 子算是赔钱在做，因为花了太长的时间去做这个东西，预算也报的太少。 但是那是一个经验，也算是奠立我後来会往原住民题材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虽然 之前我跟胡台丽合作拍了《矮人祭之歌》，开始跟原住民题材有接触，但是真正能 对台湾原住民传统跟当时面临的现状有全面性的理解是透过这样子的机会。多面向 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也聚集了一些人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算是我们奠 基的一个时期，虽然说之前的《人民的声音》没有太多的成果出来。我们花了两年 的时间做了这个东西，中间也接一点小case来补足一下，所以有很多的钱就这样子 一直投下去，所以我说我自己莫名其妙的捡到一个公司，它也就一直贴钱下去，公 司长期以来一直是靠着我家人的支持，钱就这样进去，周转不灵就找朋友周转，就 这样子也做了十年，现在总算是比较清楚运作上面的经费跟我们自己也比较确定的 位置。 当然最主要的一个方向还是原住民，当然我们除了原住民的东西以外也做环保的东 西，也做民间一些比较重要题材的记录，比如说像香港97的事件，还有一些个别纪 录片的案子，像去年我们作了《褪色的蓝衫》（有关客家妇女的纪录片），像这些 都是我自己比较有兴趣去做的。我觉得多面向这几年之所以可以撑这麽久，当然还 是靠底下有这麽一批愿意跟着我吃苦耐劳、没什麽收入的青年朋友，当然这些朋友 都不能待得很久，待得最久大概就是四、五年，然後就差不多到了体力跟精力负荷 的极限，有的就要开始规划新的人生，比如说要去学校念书、出国或要结婚，有的 是身体状况变差需要休息等等，我都非常谢谢他们，这十年前前後後我想了一下， 大概也有三、四十位在多面向出出入入的人。 问：你们公司栽培了不少人。 答：也不算栽培，而是他们来协助我。 问：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会，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以公司制度去运作纪录片，又要有一 些坚持、理想，在台湾现在的社会是很难的。 答：我比较佩服吴乙峰，他的薪水可能比我给的还要低，可是他们那批人比较固定，他 　　可能在意识型态的部分比较坚持，我是比较自由主义的人，所以我不限制大家一定 　　要跟我一样有同样的理念、要有社会改革、要有社区意识什麽的，我自己是比较不 　　坚持这样子，唯一要坚持的是做事的态度跟待人处世的方式，以及与被拍摄对象的 　　互动，这一方面我们是蛮坚持的，要维持拍纪录片应有的精神。 　　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理念比较不是那麽坚持，所以做起来比较没有像全景是一个 　　战斗体一样，所以我想我很佩服他那样子的一个坚持，他可能赔的钱比我还要多， 　　我想他的状况应该也是如此，但是我想我们两个可能是比较怪异的人，他还能继续 　　坚持下去，我想我大概要准备休息了。 问：话说回来，从1987年开始，在解严之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比较完整的社会运动纪 　　录片，属於台湾本土的工作者自己拍的，好像也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开始，像绿色小 　　组，再加上你们这边也都一直在做，可不可以介绍一下那时候整个纪录片蓬勃的状 　　况，或者是怎麽样开始有这些东西出现？ 答：纪录片我一直觉得就站在历史的观点来看的话，绿色小组的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现象，在那个之前，台湾的纪录片几乎都不太碰触社会现实的东西，因为社会现实 　　在政治上面的压力蛮大的，所以都是用所谓比较隐晦、艺术的手法，比如说张照堂 　　他们出的那些东西，即使是题材有稍微一点点的可能性，但是都不是很有争议的方 　　式，也就是不是很直接的去切入、去处理这个东西。 　　绿色小组出来以後打着反政府的旗帜，可以像手术刀一样的切到骨头。当然它在美 　　学上面来讲，基本上是比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我想这是比较可惜的一点，但是它 　　在操作模式上面有它的一个社会草莽性，我想那个草莽性带给纪录片制作一个很大 　　的冲击。 　　这个草莽性当然也感染了很多不同的人，所以当时同时起来的人有像罗兴阶、江冠 　　明等等，其实罗兴阶算稍晚一点的，几乎大家都是在同样的一个情境，但是那个草 　　莽性都没有像绿色小组那麽足。在草莽性不足的情况下，像江冠明他们试图采取一 　　个比较中立平衡的位子，可是很快就垮了。我现在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好是坏，但是 　　它是一个社会的现状，当然那个草莽性後来也因为社会运动本身的能量往下降时， 　　这个草莽性不足以支撑纪录片的生存，也就是没有财务上的支撑，所以就很快就垮 　　了。 　　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使得纪录片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普遍被社会所认同 　　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才开始看到几乎所有台湾的任何一个活动都有摄影机的 　　存在，但那个之前几乎很少看到摄影机会存在很多不同的活动，几乎什麽东西都没 　　有人记录，比方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纪念美丽岛，可是却没有任何美丽岛活动的 　　影像。 问：1979？ 答：对，1979年。 问：只有官方拍的新闻？ 答：官方也没有拍什麽，所以我们知道差不多在1985、1986年以後，在台湾要找什麽东 　　西都有人记录，像我们也记录劳动党成立大会，这些东西在那个时候就开始有人记 　　录，在那之前像民进党成立大会是没有影像的。当然，整个局势的变化跟人的观念 　　大概是从绿色小组出现以後才产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我们在那个时候为了做《人民的声音》，所以1989年也开始 　　切进去，我们算是比较晚，晚了两、三年，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有被刺激到，为什 　　麽？1987年我开始在学校教书，87、88年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常常上街头，我 们也常常看到这些街头的东西，可是他那时候就一直在问我，你为什麽不去拍？ 问：那时候你看到的是指已经剪出来的片子，还是全部是素材？ 答：那时候大部分都是拍了以後，然後就很快的就在一天之内或是一个晚上就把它剪出 来，所以说它是没有美学的，也就是把它串起来就送出去，那个时候几乎就是在打 新闻战。 问：所谓的送出去是指他们播放的管道，还是怎麽样？ 答：贩卖，或者是在候选人的竞选总部或各地分部放映，不然就大量拷贝，马上就送到 　　各地去卖。所以我们在街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绿色小组就有接触，在那之前我 　　们其实就开始拍了一点，不是为了拍「人民的声音」才开始出现在街头。我刚才说 　　过，我的一个朋友在1987年就问我为什麽不去拍，所以事实上在87、88年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陆陆续续出现在这些街头上，但是有很多的场合其实主要还是在拍摄原 　　住民运动，所以原住民运动的东西我们拍的比较多一点；当然也会有环保运动，所 　　以我们也拍了一些；政治方面的运动偶尔也会拍一些。 　　整个街头的东西陆陆续续在1988、1989年的前前後後，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等於跟绿 　　色小组建立了蛮友善的关系，那些人後来也都变成老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络 　　。记录台湾从那样子的街头开始，因为我第一部片子是关於难民营的，跟台湾比较 　　没什麽关系，後来的《矮人祭之歌》比较有人类学的东西，真正开始记录台湾的时 　　候是从街头运动开始，其实也是蛮有趣的，那就可以看到许多不同的现象，以及各 　　种不同人性上面的一些东西。 问：《反杜邦》那个是不是在这个之後？ 答：《反杜邦》就是《人民的声音》里面的一部片。《人民的声音》有五、六个题材， 　　第一个题材是记录社会运动，那个时候是从《反杜邦》开始拍起，但是因为要结案 　　，所以我就决定把片子拆开来，我把社会运动中“人”的部分剪成一个片子，叫做 　　《鹿港反杜邦》，然後再交给公共电视制播组。 　　但是关於“事件”的部分，对於一些社会运动，最主要是环保相关的事件，这一部 　　份我自己拆出来，做成一个叫做《人民的声音》的片子，所以变成为了同一个目的 　　做出两部片子，所以在《鹿港反杜邦》交给公共电视以後，到今天十年了。 问：还没播？ 答：不会播，所以我打算最近要翻案，看能不能把这个片子再拿回来，或者是请公共电 　　视愿不愿意播出。 （下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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