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roodo.com/docunion/archives/3670685.html 社会改革与纪录片的开放性──兼回应潘朝成先生 作者：卡夫阿隆 谢谢潘朝成君的指教与回应。必须先说明一点﹐我在中时投稿的文章原题是＜水蜜桃阿嬷 与纪录片工作者＞﹐编辑改为＜纪录片工作者背污名＞﹐或许会产生我想为杨力州君或纪 录片工作者代言的感觉﹐但我并未得到任何授权﹐也只想发表个人看法而已﹐还请谅察。 其次﹐文章一开头提及商周难脱奸商形象、杨君强调善意、高金团队被某些论者认为潜藏 血统论与原住民沙文主义意识形态﹐都是我从网路、杨君团队与周边纪录片界朋友得到的 综合印象﹐不是我个人看法﹐请潘君再详阅我的文章语气。今天就是因为三方团队中都有 我熟识的人﹐我认为事件的发展有点变调﹐导致某些人事已经被简化或污名化﹐所以才会 多管闲事的提出提醒和建议﹐目的不在批判高金团队或潘君﹐所以潘文第二段质疑我在为 杨君辩护﹐第三段则以为是我本人在指责高金团队﹐其实是完全误读我的文章。 事实上﹐高金团队提出对商周与水蜜桃导演的批判﹐我并无意见﹐因为不管是否全部赞同 ﹐我认为都是未来讨论纪录片伦理的不错教材。为什麽特别针对潘君要求杨君对台湾所有 人道歉（原文是：杨力州导演应该向阿嬷与家属道歉、向泰岗部落道歉、向泰雅族道歉、 向原住民族道歉、向社会大众道歉）提出看法？是因为担心潘君的论述方式正好落入前述 外界对高金团队的意识形态批评﹐除非杨君是一位前科累累、恶名昭彰的纪录片工作者﹐ 否则真的很难不让人产生其他联想。不过潘君既已澄清他的重点是阿嬷家族﹐也无意推演 成汉人纪录片工作者与原住民族群的奇怪对立﹐我想算是我多虑吧。 作为纪录片工作者之一﹐我比较关心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事件学到什麽？而不是去分辨谁 才是坏蛋。也许是厌倦台湾政治场域中非黑即白﹐非敌即友的无聊逻辑﹐很不愿看到纪录 片场域也被前述逻辑与阴谋论渗入﹐这对台湾纪录片的发展将是一大伤害。潘君提到纪录 片工作者的弱势不能与原住民族的弱势相提并论﹐前者与阶级有关﹐後者与种族有关﹐的 确属性与主动性不同﹐但弱势者应无高下﹐问题只是如何结盟。跨越自我限制纪录不同族 群的故事﹐原本难度就很高﹐希望可以听到更多建设性的意见﹐而非令後来者却步的杀伐 之气。 另外一点﹐纪录片的功能在此事件中被特别提出﹐我同意潘君提出英国纪录片之父葛里逊 的论点相当重要﹐具有社会改革意识的纪录片或电影往往能发挥很大的影响﹐但问题是我 们有无权力将纪录片功能因此定为一尊？就好像文学场域中有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等类别 一样﹐我们对纪录片的想像能否再开阔一点？我自己的作品属性可能常会被归类为社会改 革派﹐但我从不会要求别人要路线一致﹐也不会认为作品中有社会意识就够了﹐一个作品 是不是好作品﹐还有很多的关卡要通过。社会改革意识或政治经济学的概念有没有在其中 ？可能是重要﹐但绝对不是全部或唯一的标准。 为什麽我甘冒被骂的危险强调这一点？因为纪录片工作者如果对彼此都缺乏开放性﹐如何 可能对你面对的题材、被拍摄者、创作形式等重要环节具开放性？纪录片工作者即使有少 数成名导演﹐多数仍是收入不如白领阶级的穷艺术家与真影像劳工﹐哪有力气因为创作意 识不同再去分门别派﹐党同伐异？ 我想最重要的是﹐不管你的创作意识是什麽﹐自己的作品为谁所利用？如何被利用（尤其 在商业脉络中）？可能是不宜再被轻忽的问题﹐因为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对纪录者自己与 被纪录者造成伤害。在＜水蜜桃阿嬷＞事件中﹐我认为与其追究纪录者是否恶意或影片是 否政治正确﹐不如多去思考或检讨纪录者与商业机制的合作出了什麽问题？有无以商业机 密为名的不合理限制﹐或失控的过度操作在其中﹐导致创作者两面不是人？我以为这是对 纪录片工作者或社会大众更具参考价值的地方。 後面都是我自己延伸的想法﹐已与潘朝成君的文章无关﹐如果潘君相信我的评论并无恶意 ﹐请不需再费神回应﹐您的部落纪录工作与教学工作更值得费心耕耘。 （作者为纪录片工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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