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发声，主动出击： 第四届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策展人林文玲教授专访 报导 / 陈平浩、林誉如 台湾目前的纪录片热潮，如果确实是有一支是朝向团结、向内凝聚、往一个中心凝缩、由「同一性」〈Identity〉逻辑进行导引的力量的话，那麽民族志影展也许可以发挥一股恰好反向、或者至少与之抗衡调整的力量。 人类学作为一个学术部门，在成立之初，其实就已经和「差异性」逻辑难分难舍：人类学者不断与异文化、与「他们」遭遇，也因而不断重划自身文化的轮廓、反覆探问「我们」究竟为何。正如访谈之中林文玲教授所言，连续四届影展下来，每次都能收到一些认为自己符合影展徵选条件的作品，然而，这些影片却一次又次拓宽了原本影展的包容视野、反覆改写了民族志影片的定义。 因应影像时代来临，在人类学学门之内衍生了「影像人类学」，试图在影像再现的层次上，去讨论愈来愈影像化、同时也更加复杂的世界。事实上，人类学在十九世纪诞生之际，就已经具备了影像的性格：摄影术的使用、田野调查的照片文献整理、对於异文化的凝视、帝国之眼、将整个世界加以图像化，等等。因此，影像人类学的兴起，并非是人类学学门迎合近年来视觉文化研究兴起的热潮，反而是藉着回溯到人类学起源的那一刻，反身观看、重划视野、再定义自身。 同时，或者正是因为如此〈人类学与视觉性难分难舍的起源〉，人类学也决不会在这个影像时代缺席。人类学家们不再只是十九世纪那般猎取奇观、以影像框取结合钢笔书写的暴力；二十世纪以後，不是人类学家将摄影机交予原住民，就是原住民自己组织起来、主动争取摄影技术的进用权利，在一种非单向的视线之维，试图对更为复杂的观看、再现弱势族群的问题，进行更为细腻的讨论。林文玲教授於访谈之中说明了「在地发声」的意涵，举出了独立制片的原住民导演，以及巴西、澳洲组织化的原住民影像计画，都说明了民族志影片已然进入了新的纪元，拥有了崭新的意涵 。 确实，影像具有不可小觑的力量。然而，这力量除了直接对於个人心灵的视界产生了冲击或者拓宽之外，基本上，它的力量仍是间接的。尤其在这个影像爆炸的时代，大量涌出而流动四散的影像之力，其实需要有理想性、有组织性的导引和汇聚，影像力量才能真正落实和发挥。影像人类学作为一个学门，就是试图透过严谨的文字和论述，去深掘、去接生影像内在的各种力量和意义。而民族志影展，则是藉由走出学院、向一般观众映演，试图让影像的力量得以发散至社会之中。 因此，民族志影展若要发挥影像力量，诚如林文玲教授在访谈中提及的，就必须组织常态化、运作制度化、以及行销推广等问题；作为一个非营利影展，这些问题正好反映了一种非商业的、而是社会运动的态度。影像可以产生感官上的冲激、文字论述可以深化讨论、而影展的组织运作则是为了让冲击面加宽、让讨论的成果得以播撒成荫。本周的头条采访单元，於2007第四届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举行的前夕，为读者们专访了策展人林文玲教授，请她介绍了这次的影展内容，也请她为影像如何发挥力量的策略，提出了许多珍贵的意见。 ---- 今年第四届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怎麽会用【在地发声】作为主题？ 林：以前，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大概都是原住民族群，他们一直是被书写、被拍摄的对象。但是八零年代左右，摄影机开始轻便化、便宜化、普遍化等因素，让原住民有机会去接触新式媒体，一、二十年下来累积了不少的作品。这次影展就关注在这个现象上，透过影展去介绍原住民与影像媒体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有一个特点：不只介绍原住民怎麽使用影像媒体，也去整理非原住民的民族志影片工作者如何去呈现原住民。所以看起来好像原住民发声作为主轴，但是其实我们希望带出「民族志影片怎麽去表达、再现原住民」的广义角度。其实是两个条件互相对话，藉此看出原住 民影片有何不同、或是原住民本身看出自己的意涵到底为何。 也就是说，一种是由原住民自己拍摄、另外一种是以人类学研究者身份来拍摄，两者呈现出不同的视野吗？可以请您举一些例子吗？ 林：这次我们有五个主题，其中一个是【回顾专题】，介绍了三部影片。其中有二部片跟新竹五峰赛夏族的矮灵祭有关，相当有趣。1936年日本人宫本延人拍摄了五峰赛夏族的矮灵祭。五十年後，台湾的汉人人类学家在同一个地点拍摄了同一个祭典。整个仪式变化不大，但却可以经由两部片的并置，呈现出不同的视角和意义。另外一部片则介绍了很有名的民族志导演罗勃嘉纳（Robert Gardner），他的手法常常引起热烈讨论、甚至争议。他常常配合一些人类学家的田野工作而一起拍摄。视觉文化研究或是民族志影片的课程，常常会放映《死鸟》这部影片，因为它的争议性非常大，可以激发很多讨论和思考。这部片中你可以看到英国人类学者如何和影片工作者一起去呈现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个地方。以上三部属於【回顾专题】，比较没有原住民自己拍摄的影片，所以我们在【导演专题】中安排了两位导演：一个是美国库比族非常着名的印地安导演玛莎耶瓦（Victor Masayesva），另一个则是台湾的马跃比吼。从他们的作品可以发现，原住民自己拍摄影片会比较像是独立制片，也因此我们得以了解从他们观点所反映出来的东西。 这次影展也包括了来自些巴西、澳洲的影片，怎麽和【在地发声】的主题扣连呢？ 林：刚才提到的【导演专题】，其实是比较属於从个人导演出发的独立制片，许多原住民创作者都是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在努力。不过，电影毕竟是个相当大的工业，需要许多人力、资源、技术、映演等层面上相关配合。原住民自己拍片发声的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属於组织运动形式的。所以今年我们放眼全球，介绍了以辅助原住民与影像软体更紧密结合为宗旨的相关组织机构，总共有三个原住民影像机构专题：其中两个来自南半球、另外一个则是巴西。【巴西村落影像计画】是非常有名的资助计画，始於1986、1987年左右，至今已经有二十年历史了。早期因为轻便摄影机 出现，促使巴西原住民拿起摄影机去对抗、回应政府的压迫；作品累积、发展到现在，其实已经跟早期的作品不太一样了，影像的语言、摄影机的运作都相当灵活和流利了，而故事的内容、甚至影片的形式，也相当独特而且成熟。在他们的拍摄计画执行了二十年之後，这次民族志影展选入了三部影片《村落影像秀自己》、《伊邦小孩的影像信》、《树果飘香的季节》。 另一部份我们介绍的，则是全世界第一个原住民电视台－「中澳洲媒体协会」（CAMA）。CAMA早期推动的是「广播」，致力於如何让地处偏远的原住民经由广播而和媒体有所接触。後来，组织才开始发展「录影带」部门，1980年到现在其实已经将近二十年；由於录影带的映演方式，是透过电视台跟卫星影像，所以节目形式比较短，大约二十几分钟。这个组织之所以入选民族志影展，是因为CAMA一直在推动原住民跟媒体之间更为紧密的结合；而早先发起这个机构的人也都与澳洲原住民权利组织有关。至於台湾的部分，则一定要介绍「台湾原住民族电视台」。基本上，他们也是 机构性、组织性的提供支持，让原住民以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他们的看法与他们的现实处境。所以，民族志影展除了导演专题、或个人独立影片之外，就是这三个影像组织的部分。 除了原住民族电视台以外，台湾现在是否也有像巴西这样规模较小的民间团体，进行在地发声的影像制作？ 林：原住民跟影像媒体、纪录片开始产生比较强烈的连结，差不多是在十年前的「全景传播基金会」，他们推动拿起摄影机来拍摄自己的故事。当时，「地方训练摄影工作者计划」在北中南东都有举行研习营，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原住民参与。据我所知，东部地方的训练营就出了好几个那时我们认为非常好的导演，比如说杨明辉和刘康文，经过训练之後，他们的第一部作品都非常有震撼力，表达得非常好。可是就这几年的观察下来，当初参与训练营的人的後续发展如何、以及他到底能不能把纪录片当成职业或志业，我觉得已经不是当初训练营的想像所可以包含的了。因为我其 实一直强调，虽然身为独立制片工作者，影片生产毕竟还是跟大环境有直接关系，例如可不可以把纪录片当作一份工作、能不能养活自己、拍出来的纪录片能够在哪些地方拨放、甚至能不能够成为职业或志业等等。显然地，「全景传播基金会」的训练营带出了一批人，可是影像工作如何持续，如何在台湾纪录片环境不是很发达健全的情况下持续的去创作，其实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最终还是大环境的问题，我们没有好的纪录片环境，以致於很多原住民朋友尽管有很多好题材、甚至说有很好的电影感，可是他必须要为生计而工作而无法拍片，或是他们不晓得可以跟 那些机构去做连结，让已经拍出来的影片可以有计画地放映、有好的放映场所等等。巴西的原住民现在拍摄的影片，之所以能够持续生产，跟很多辅助团体或是NGO团体都有关系；这些组织让他们有技术去拍摄、帮他们推广、放映，甚至推他们的影片到很多影展，跟自己原住民团体以外的、更大的主流团体做连结，让他们东西可以被看到、并且让更多人发现其特别之处。 近几年来，纪录片与各种影展发展蓬勃，民族志影展要怎麽面对此刻的环境？有何优势跟劣势？ 林：可能可以这样说：其实民族志影展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影展。比如纪录片双年展，谁都可以去；而女性影展的性别议题，不管男生女生大概都会知道是在干嘛。可是就民族志影展而言，民族志影片到底在做什麽，大家就不太知道了。这几年策展下来的经验很有趣，每个人都在问我：民族志影片到底是什麽、内容是什麽？要我给一个定义等等。老实说，我讲不出来它的定义，可是，当我看到每一届都有好几百部试着投到我们影展的作品、当他们认为自己的影片符合我们影展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对於民族志影片的看法，反而被这些导演拓展开来了。也就是说，举凡有关 文化内涵、关切的纪录片类型的影片，我们民族志影展都可以容纳，这其实拓展了我们以往对於民族志影片狭隘的看法。另外，民族志影片虽然是一个小众文化，大家也不太知道我们在做些什麽，可是如果你看一看我们历届的主题：比如第一届的【岛屿连线】、第二届的【迁徙故事】、第三届跟【家的变奏】有关，这些主题都跟生命经验、或台湾作为一个岛屿国度、作为移民性的社会，有着很强烈的关连性。 这样的主题其实很多人都会想了解，如果我们用影片本身较为平易近人、大众较易亲近的特性，去加以推广，其实确实能够留住一定的观众，也就是说很多观众从第一届到现在第四届都还继续参加。我一直觉得，影展中有不少学术性强、探讨深入议题的片子。这个时代如果要能吸引观众来看片，却要是比较讨喜、欢乐的片子。可是这几年来，我们发现社会上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人，需要透过比较深度的影片，来理解一些问题中比较有内涵的层次；虽然说观众群会比较固定，但是也好像不太会流失，而且看过了一次影展之後会希望下次还要再多介绍其它片子给他们。而我们在国 际民族志影展的隔一年，也就是双数年，都会做台湾各地的巡回映演活动。很多没办法来台北看影展的人会说：「天啊！有这麽好看的片子我怎麽都不知道！」所以说，虽然民族志影片好像是小众，但是议题却又很切身，然後又希望藉由电影这一种比较不那麽严肃、比较有穿透力的方式，去导入一些大家都很关切的议题。 您在这几届影展中，是否有观察到特定的观众群？ 林：观众可能主要就是制片工作者、老师、相关科系的学生，等等。可是其实也有很意外的发现：上次的影展主题是【家的变奏】，我发现有很多新的观众跑出来。我们那次的影片是在探讨「家的形式」跟「家的多元性」。当然，我们每次影展其实都会有几部跟性别议题有关的片子，所以上一届中，有部影片叫做《我的美丽与哀愁：巴基斯坦的跨性人》，其实就有很多关心这个议题、性别少数族群的朋友来看片。还有，上次我们选入了一部乱伦的片子《我亲爱的孩子》，没想到很多谘商科系、心理学科系的老师看过之後，就很想推广这部影片；他们说他们怎麽都不知道有这 麽一部影片，可以跟学生一起看、一起讨论这个议题。所以有时候会因为影片的题材让我们开发了新的观众群。 还有什麽可以主动找出新观众的方式吗？ 拓宽新的观众群、养成一些新的观众，其实一直是我们的企图，而且我觉得这样的目标是很好的。只是，我觉得做影展还是要有「经营」的理念，也就是要有「行销」的概念。几届影展下来，我发现需要去上一些行销课程，这样才能把好的影片以及互动的场域，更有效地传达给大众。这部份我觉得一定要加强。 很好玩，很多人其实会主动打电话给我们；比如台北市政府公关处说他们可以帮忙贴海报，她告诉我们可以利用很多既有的通路把讯息传出去。其实我们已经慢慢在累积一些这样的管道。 我觉得一定要改善目前影展推广的情况，这个部份要加强，要「主动出击」。所以我们除了透过既有的平台、管道去发出讯息，甚至我们工作人员都到处去「出卖」我－当我的经济人，跟电视台或是电台接洽，然後叫我去上节目等等，团队机动性其实很高。今年我们的promotion表面上看来没有什麽改变，但是我想到了一些新点子。比如说，以前是发新闻稿给一些平面媒体、杂志、电子媒体、电子报等等；我认为这些管道是基本的、一定要做到的。除此之外，由於我们是一个小影展，经费不是很多，没有办法请谁来当代言人，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就会尽量的去开发，所以会ꔊ峇@些比较「土」的方法。例如说，我会请我们的工作同仁去看一看学校老师们所开的课程，尤其是和通识有关的课程，我们可能会主动去跟老师接洽，比如我们会去跟教授台湾史或是族群发展史的老师说，其实有哪一些影片搞不好你会有兴趣带同学一起来看。甚至我们今年跑到台北一些学校相关科系去跟对方约时间，可能花个十分钟或是一个小时去介绍这个影展，告诉对方我们其实有团体方面的票价折扣，希望大家一起来看片。 民族志影展的时间似乎比其他影展都短，有没有考虑加长天数、达到一波推一波的宣传效果？ 如果影展时间拉长，相对的成本就要变高。基本上，我们这个影展和其他影展不同的地方之一，就是其他影展可能每一部影片至少映演两次，而我们只放一次。总共是四天又一个晚上，总共五天。因为如果只有放一次，所以假如你很想看的话，就会排除万难来看！而且其实观众群大概是固定的，如果只给大家一段时间，也是成本上的考量。 我们这个影展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我们会尽量邀请国外导演能够尽量出席其它影片的放映，也就是说我们会把他们拘留在这边五天〈笑〉，请他们在这边看电影。当然，他或她的片子放映时，我们也希望导演在现场跟观众做QA，我们都会做即席翻译，就算是葡萄牙语，我们也可以找到翻译。不过，我们希望导演在五天之内，不只是看自己的片子出席QA，也还要看别人的片子，尤其是台湾导演的片子。影展这边邀请外国导演，会帮忙负担机票以及住宿费用，然後跟导演特别讲说：拜托！一定要看我们台湾的片子，给我们在地导演一些好意见等等，尽量把外国导演拘留下来！ 虽然当然也有会一两个导演想在台湾玩一下就会跑出去啦！〈笑〉不过大多数导演都很热情来看我们的片。藉由这样的机会，国外导演会跟我们在地的纪片工作者产生互动，甚至产生一些很好的关系。比如之前有一个例子，有一个外国导演看到我们好的片子之後，引介到他们的国家去。 这样谈下来，在台湾推广原住民议题以及这个影展，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在什麽地方？ 我觉得「经费」是一个问题，然後另外一个是这个「组织」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台湾民族志影像学会」，是一个民间学会，是一个人力很少、没有收入的一个组织。於是，到底我们这样的组织要怎麽走下去，就变成一个重要课题了。在台湾有这麽多的影展，有很多影展可以拿到很多经费；但是我们这个影展没有办法像纪录片双年展拿到那麽多经费。所以，人力、物力、以及一个组织要怎麽维系运作下去，会是这样一个影展能不能继续走下去一个大问题。 因为这四届影展以来，我自己都是非常投入，但是其实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这样。虽然它毕竟是我专业服务的区块，虽然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可是我还有其他教学工作、还有其他学校的责任要做。像2001年我投入太过度，在身体上、精神上、时间上都有点负荷不了。所以影展势必要组织化、常态化，也就是一个组织要常态化，就要附属於某一个机构。比如说，我们虽然是一个组织，但是我们的办公室其实是中研院民族所提供的工作空间，而中研院民族所则是我们的一个协办单位。不过这样其实不是一个稳定、长期的方式。其实台湾有很多学会、协会，也都面临跟我们一样的问 题。 您觉得比较理想的组织与运作方式是什麽呢？ 法国的「国际民族志影展」（Bilan Du Film Ethnographiqu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一直都和博物馆〈法国巴黎人类博物馆Musee de l'Homme〉做紧密的结合，也就是说，民族志影展是博物馆的一个业务、一个单位；所以它这几年做的人类学影展就在那个地方，而且它的人力编制可能就是博物馆的人。其实国外有不少民族志影展，可能都是大学院校的人类学系相关部门在推动，可能人类学系本身就有这样的部门，甚至他们会制作影片、收藏影片等等，也就是说它是个常态性的机构。这种作法在台湾还没有实现。虽然我们的民族志影展，是亚洲第一个民族志影展，可是它必须要有更强的组织结构的东西来支撑它，才能把这个影展常态化。 最後，可以请您私人推荐三部影片给《放映周报》的读者吗？ 这次影展中，有几部片我想称之为「音乐叙事」的系列，也就是影片中以很多音乐歌唱的方式、去跟主题做了很好的结合。有一部片叫做《彩虹古巴》，是一个德国导演拍了五位男同志跟一位变性人的故事。我觉得电影的形式用一些念诗的方式，把影片弄得很有诗意、很有质感。因为古巴是一个工人国家，它对於男同志当然施加了蛮大的压力，而片中透过古巴的歌唱和音乐，把这个议题呈现得蛮好的。 另外一部片是《自由之声》，也可以算是音乐叙事系列，主要在介绍马达加斯加的一个乐团。那个乐团基本上一开始是为了反殖民，诉求就是如何脱离殖民统治。可是後来脱离殖民、获得独立之後，这个乐团却并没有因此而从社会上消失，他们继续探讨其它社会议题，比如说贫穷、教育。整部影片就贯穿了这个乐团的歌曲，整个看起来非常的流畅。 另外，民族志影展一直都甄选很多关於「地方民俗」或是「祭典」的影片。这次有一部影片来自尼泊尔，叫做《赤灵遶境》，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的妈祖出巡，可是他们绕境的是一根十六公尺高的巨大柱子，一路上摇摇晃晃，但是信徒不能让它倒下去，如果倒下去的话就代表往後社会会不安定，所以你要在山间道路上维持那麽高一根柱子不倒还真是难。这部影片我们台湾的观众看了应该会觉得蛮亲切的。虽然神的样子不太一样。 还有一部片《毕摩纪》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影片，最主要是在谈彝族的祭司，毕摩就是祭司的意思。这部影片的质感非常好，导演杨蕊很厉害。这部影片中你除了可以看到彝族祭司如何从事他们分内的工作之外，你也可以从中看到中国大陆的纪录片工作者，他们其实非常优异的、掌握影像的能力，相对地和台湾的风格非常不一样。 2007第四届民族志影展网页： http://www.tieff.sinica.edu.tw/ 时间：9/28(五) – 10/2 (二) 地点：真善美戏院 本文转自 http://funscreen.com.tw/head.asp?period=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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