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本报记者何定照 2007.11.13 若把一八九五年全球第一部影片「佛莱‧奥特的喷嚏」视为纪录片，纪录片至今已有一百 一十二年历史。然而在台湾，纪录片近年才从小众口味跃升为全民运动，甚至比许多剧情 片都更具人气和市场。 曾几何时，台湾观众对真实的兴趣胜过虚构？从「无米乐」导演颜兰权所说的拍片初衷， 也许可一窥端倪：「我们本来想拍替弱势发声的片，要谈台湾加入WTO後的农民困境，只 是片子拍着拍着，觉得有生命的人真可爱，人的角色越来越大，最後终於变成『无米乐』 疯狂版！」 确实如此。当「无米乐」的崑滨伯谈起眼睛为什麽会瞎，自省「可能是以前卖花生时，有 留着一些泥土或晒得不够乾，老天才惩罚我」，并结论「我以後要更诚心拜天，作得更好 」时，有什麽会比这位七十五岁阿公这样质朴而惊人的推论，更凸显台湾农民的无辜处境 ？ 又如「黑暗视界」中写信给自己的弱视生，当他以微弱视力紧贴着信，念道「我希望我的 眼睛不要失明，希望不要全盲，祝我身体健康」，有多少人能不动容？ 现代人生活世界何其小，看不到其他地方的人群，纪录片则以其真实之姿，告诉你这些人 确实存在。 在「飙纪录Live夜」座谈上，颜兰权说，「无米乐」刚上演时，曾被批「消费农民」，然 而，「当热潮消褪，改变也慢慢出来」。崑滨伯的孩子因为这部片，更了解自己的父亲； 崑滨伯种出的後壁米如今远近驰名，去年还成了冠军米；後壁乡成了观光景点，大家的生 活都普遍提升。 但这些都不够。正如「无米乐」另一位导演庄益增所说，当时拍「无米乐」，是觉得台湾 北部都不知道中南部在作什麽，所以选择後壁乡「呈现台湾农民的尊严」。但他没料到的 是，如今只有後壁乡受瞩目，其他农民处境都未改善，「这不是我乐见。」 诚然，纪录片从不是改革社会的直接途径，但它可以是个触发。而要怎麽让这些珍贵的素 材能发挥更长久的效应，是身为观众的我们该思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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