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纪录片是一间大学 ＝＝＝＝＝＝＝＝＝＝＝＝＝＝＝＝＝＝＝＝＝＝＝＝＝＝ 因为曾参与纪录片《乐生／ Joyful Life》的拍摄，所以 写了这篇。影片是二○○六年完成的，迟至现在才写下这些 感想，是带着回忆的色彩，即便内容是描述第一次拍纪录片 青涩的心情。 ＝＝＝＝＝＝＝＝＝＝＝＝＝＝＝＝＝＝＝＝＝＝＝＝＝＝ 　写下关於《乐生》的经验是困难的，既使稍微了解这部纪 录片制作过程的人，都可以察觉它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但我却发现自己像不曾看过相关纪录片不曾碰触过这个议题 的人一样难以启齿；我想除了因为乐生本身的复杂以及捷运 的争议迄今悬而未决外，我感到最大的困难仍是，当我试图 下笔写下一些回忆时，同时也是种对记忆的抹煞，就像剪辑 对影像终究是一种伤害。写下关於《乐生》的一切，我像重 新参与它的剪辑，要找观点，要理性思考，但无论如何，它 终究是一个片面的说辞。 　《乐生》是公共电视「纪录观点」与台裔美籍导演张文馨 共同制作的纪录片，後者是我念大学时遇到的老师。影片从 二○○五年夏天开始拍摄至二○○六年四月，於二○○六年 完成并在公共电视播映；内容是关於乐生疗养院因捷运新庄 线的兴建而面临拆迁，所遭遇到的种种。 　第一次知道乐生是我刚上小学，那时没有捷运，连淡水线 都还没有。家住在树林镇——後来变为县辖市——靠回龙一 带，附近没有学校，小学头两年我都要独自搭公车到新庄这 头念书，而「乐生疗养院」即是其中一个站牌，过了乐生我 就得赶紧下车，所以尽管不曾知道乐生里头的故事，但那连 成一片如今已被捷运公司蓝色围篱取代的土黄色围墙，便成 了我童年对乐生的印象。往後几年，国中在离乐生最近的一 所，举家搬到新庄，徒步二十分钟我就可以走到乐生，乐生 在地理上都不曾远离我。 　只是很长一段时间乐生都未曾浮现在我的脑海，一直要等 到 Anita——导演张文馨的英文名字，我们最初要用英文沟 通，也习惯这样称呼她——通知下周的「另类影片制作」要 在校外一座麻疯病院上课，乐生才又涌现眼前。那是○五年 我大学三年级。当时乐生的争议已经传开，捷运也动工了四 年，不过我未曾参与其中，即便它早不是小时候的神秘世界 我那时并没甚麽想法，有的话也是我可以少骑一趟车去学校 ——迄今，我则为这幸运的遭遇感到惊喜。 　 第一次走进乐生是在梅雨季的春末，经验与雨水洗过的空 气一样新鲜。透过学生的介绍，我们走过大半个旧院区和未 完成的新大楼，截然不同的感受。旧院区里低矮的房舍与自 然朴实的气氛令人感到舒适，我甚至因为它安逸宜人的味道 与外头围墙高耸孤立於世的集中营想像有明显落差，而有一 些些失望，不过这落寞之後很快被莫名的恐惧取代，那是经 过王字型建筑物——早期医院的主体——的长廊下时，听到 过去院民常在此悬梁自缢的往事後。新大楼则是另一种感觉 它狭隘的空间凝结的空气很符合我当初对禁锢的想像，身旁 的同学留下了一张未来得及校正白平衡的照片，幽闭的空间 里惨绿的萤光灯泡，我认为那是一张「真实」的照片。 　 离开乐生前，我们与自救会里的大学生讨论过一番，中途 甚至一度有一些火药味；他们鼓励我们来乐生拍摄纪录片并 愿意提供必要的协助，但我们不确定，Anita 的直觉告诉我 们应该拍，但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贸然答应不会有好结 果。时值那个学期的最後几周，这势必将是一个课堂外的延 伸——无论时间或空间上的——，这部份我们欣然答应了。 　从接触到乐生开始，我们便不时感到时间的压力——我们 的对象随时有消失的可能。学期结束，Anita 外国籍的身份 必须出国一阵子，新大楼七月底将落成，搬迁成了院民间最 主要的话题，走在院区听到的都是这个，而除了找资料研究 与持续地走访乐生外，我们也必须找到资金，让影片能顺利 进行，尽管很多人开玩笑，认为我们可以住在乐生，不过对 我而言那是一种距离拿捏的失当，一种非必要的介入。 　 後来，我们找上了公共电视，除了 Anita 先前已有跟公视 合作过的经验外，最重要的还是「纪录观点」几乎已成为台 湾纪录片的摇篮，对於商业电台环绕的今天，保有这个空间 是令人庆幸的——同时我也得为影片未能达到预期感到内疚 合作的开始除了企画案外——公视要求我们必须完成作品的 剧本，以利送审——，我们较大的歧见在於公视不希望我们 碰触敏感的政治议题，其次，按当时的新规定，我们必须为 我们的团队另外找到一个制作人，做为我们与公视的窗口， 等案子通过後，由制作人负责掌控影片的制作，公视亦不再 与导演对口。 　 二○○五年秋天，经过公视审查後，完成签约。审查的会 议中，列席的包含《养生主》的导演朱贤哲，我对他一直有 很深的印象，他点出我们计画上难执行的部分，也说了一些 鼓励我们的话，不过，我对他的记忆是来自他之前曾经带着 《养生主》到我们学校放映，放映後的 Q & A，他不断强调 《养生主》带给他的许多第一次，包含爱心妈妈突然在画面 里哭时，他慌张的镜头——现在想来我在拍摄《乐生》时， 也经历了许多不知所措。而在《乐生》开拍前，我是兴奋地 抱着对第一次的期待。 　 这许多次前期的讨论中，大部分聚焦在 Anita 希望「与 乐生院民共同制作」的构想，我想一部份源自於她曾在尼泊 尔主持过类似工作坊的经验，另一部份则像是纪录片课堂的 延伸，我们在找寻弱势主动发生的可能，一种由关注到协助 的实践。对於习惯於「对应」与「观察」的我们，这的确是 一个模糊的想法，如同那年在台北电影节映演的《小小摄影 师的异想世界／ Born into Brothels : Calcutta's Red Light Kids 》，获得褒贬不一的评价，好的是我们终於可 能摆脱纪录片导演个人的观点个人的情绪，坏的则是，这也 是种高姿态，刻意抽离的结果仍可能因强迫对象表达或强加 观点於其身上而重落窠臼。 　 所幸我们碰到的是一群自主性甚强的对象，尤其是他们对 生命所抱持的态度。乐生的阿公阿妈——年纪上我差他们一 大截，但我们习惯用阿伯，阿妈，甚至阿姨来叫他们——是 很好相处的长辈，虽然刚开始拍《乐生》的时候，我因为未 询问就拿起相机拍照被骂，也曾被一个荣民伯伯念「游手好 闲」，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都是受到欢迎，受到照顾的。 或许真像院内一名员工说的，他们都老了，长期受到的误解 和歧视又深，只希望有人能陪他们聊聊，多了解他们一点。 　最初遇到的是八十多岁的林却阿妈，在贞德舍——这幢长 条型建筑是早先专门盖来给女院民住的。阿妈不到二十岁就 进了乐生，汉森病迫使她离开强褓中的孩子，六十多年过去 孩子都顺利长大，阿妈成了曾祖母；而几次寒暄後，我才明 白这是她最骄傲也最遗憾的事。在一次计画中的拍摄，阿妈 的女儿恰好来探望她，我们邀她女儿入镜，当下获得了同意 主要是一个固定的镜头，同时另外有一台摄影机在拍众人的 互动与抓其余的细节，访谈持续进行，我们因能有一个「团 圆」的画面感到一丝欣慰，不过随着聊到女儿成长经验里母 亲的缺席，两人哭了起来，镜头一端的我才感到异常的紧张 与惶恐，不一会儿阿妈的女儿站起来走出镜外，说她没办法 拍下去了，我本能地提起摄影机却不知道该拍谁，镜头慌张 地摇动变焦，我困在母女俩的距离里，也才知道最初不人道 的隔离一直没有消逝，在院民与亲人之间更是条难以跨越的 鸿沟。 　 那次拍摄在完成的剪辑里只留下少许的镜头，其中一个是 阿妈一个人低着头坐在空的椅子旁，画面上方则是日光灯管 垂下的开关因刚才的骚动来回摆荡着。阿妈说她的眼睛不好 怕光总带着墨镜，加上室内不亮，大多时候我都看不清她的 表情，只能从她的声音和动作去猜她的心情。一次，我们亦 步亦趋地跟拍她，拍她在行动不便下如何照料自己的起居， 看着阿妈一个人自然地用一双失去手指的手掌洗碗，我感到 有些讶异，难以想像这麽多年来她都是这样自如地过自己的 生活，突然画面里的她不小心掉了一件东西在地上，我还在 犹豫是否该跨过手上的摄影机去帮她拾起时，她已经努力弯 下腰用双手把东西夹起，动作自然的像是每次遇到挫折时， 她都会这麽做。 　 很多人会问为甚麽这些年长的院民不回家与亲人生活，院 民一贯的答案则是跟人家好手好脚生活在一起会自卑，在这 边大家都一样反而自在，还可以彼此照应。他们态度总是谦 逊的，林却阿妈是最典型的例子，纵使她生命中失去了许多 她还是一样坚强，她常不停地说，她长得丑又甚麽都不懂， 要拍甚麽你们就尽管拍吧。而我注意到，阿妈拍照时习惯把 驼着的背努力坐直。 　 汤伯伯是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院民。他有很强烈的个人 特质，活泼，聪明，在别人面前是非常开朗的。他有很多的 故事，而且非常会讲故事，他也很会认人，去过乐生几趟， 他就知道你是谁，这也是我最钦佩的一点；记得那时候连同 我们在内就至少有三个团队在乐生拍摄纪录片，加上许多来 访的人，许多愿意付出关心在这些人这片土地上的人，汤伯 伯都一律付出更多的关心在每一个人身上。 　 汤伯伯也是一个勾起我乡愁的对象。我们在认识不久後， 发现我们有些相似之处，他家在新庄，从小在新庄长大，在 台北读中学，还是我学长；所以，当他跟我们提到念书时被 检查出患了汉森病，同学是多麽怕他嫌恶他时，我能清楚想 见在教室里搬演的悲剧，混杂着几年前 SARS 掀起的恐慌， 罪恶感油然而生。我不知道如果我也是在教室里的一个学生 我会怎麽去面对，这个题目不曾有人跟我们主动提起，而那 可是许多人心中最好的学校。 　汤伯伯房间里有两幅精致的肖像画，是年轻的他和他的初 恋情人。汤伯伯回忆起突然知道自己得了病时很难过，就跟 这女生说希望她另外找个对象，两人也没有再见面，到了後 来汤伯伯才从别人口中知道女孩子出家了。在汤伯伯厌世自 杀的那一阵子，这女生写了封信来，鼓励汤伯伯勇敢走下去 信尾说着来生再续前缘。认识汤伯伯的时候，他的手已经很 难再拿笔作画了，看着墙上的画，角落笔筒里不同大小的画 笔，有时我真的很难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乐生的抗争 是否也是这样？因为太多令人鼻酸的故事而被视为矫情。 　 汤伯伯还是最尽心投入我们制作的院民，他给了我们许多 构想，并花了很多时间帮助我们，其中还包括了一出短剧。 点子是汤伯伯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来拍纪录片，但有些东 西我们是拍不到的，因为院民不会在人眼前展现出来；所以 他自告奋勇地演了一段吃糖果要给我们看。跟院民相处真的 是这样，虽然在一起谈天说地很自然，但有些他们感到自卑 难堪的事还是不希望我们看到，拨糖果纸就是一个简单的例 子。手脚不便的他们会高兴地收下你的礼物，但要等到你离 开时，才能拿出他们自己的工具来品嚐你的好意。能与充满 戏剧天分的汤伯伯合作真是甜蜜的一段。 　协助我们拍摄的还有许多院民：可爱逗趣的黄阿伯、如同 母亲一样照顾我们的蓝阿姨、歌声动人内心纤细的周阿姨以 及聪慧如一本书的阿添伯……等，我至今仍非常感谢他们的 奉献。阿添伯时常会说出发人深省的话，我记得○六年六月 他在《乐生活》——几乎跟我们同时期拍摄的另一部纪录片 由两位政大学生独力完成——毕业展公映时，对着全场三四 百名的大学生说了一段话，他把乐生院称为「乐生大学」， 跟大家一样进里头学东西的，他笑说我们四年就毕业了，他 从二十几岁进去到现在七十几岁还没办法毕业；在乐生他学 到了很多，对乐生的情感跟每个毕业生是一样的。那时才从 毕业制作爬出来的我听完很感动，他替我们过去的一年下了 很棒的注解；在拍摄《乐生》期间，与其说是他们教育了我 们，不如说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当影片迈入尾声 情感上是难过和不舍的，或许就像许多年前，没有一个院民 能想像自己有一天会为这个禁锢他们的牢笼走上抗争，参与 《乐生》的制作确实改变了我许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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