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fansss (新天堂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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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评论] 从镜头谈作者,评纪录片《天堂路》
时间Sun May 4 22:30:5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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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镜头谈作者,评纪录片《天堂路》
文/林木材
「作者论」(Auteur theory)是电影评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主要起源於1950年代
法国的「电影笔记」杂志。倡导者们认为剧情电影中的作者,应是导演而非编剧,
後来意义渐渐衍伸为,导演若在一系列作品中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印记,像是特徵式
的题材、风格或内涵,那麽就可以称之为「作者」。(有点对抗着当时的片厂制度。)
有句话非常传神地形容了作者导演的意义:「终其一生,只拍着同一部电影。」
纪录片纵然无法像剧情片里那样处处都可以设计出「作者」的烙印,但用类似「作
者论」的概念与思考方式来看待纪录片时,不仅常常可以发现影片中的暗藏趣味,
也能窥见议题之外的深层切面,特别是关乎於导演「创作本质」上的。当然,更必
须强调说明的是,此类评论分析方式难脱一种主观式的推论和臆测。我正是以这样
的角度,看见了纪录片里的拍摄者林家安所面临的障碍和问题。
记得林家安於2004年完成的纪录片《台北来的人》,记录的是从台北城市下嫁至中
部乡村的一位妇女。基於某些原因,生活的条件和精神状况并不好,摄影机紧跟着
被摄者,却用着拗口的学术名词不时问着对方关於「被男性宰制」之类的问题。当
时身为观众的我冷汗直流,纳闷着怎麽会有人用这样的「语言」去和人沟通。不仅
彼此间的交流显然有问题,也突显出一种极欲从对方口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答案的
心态,(这与透过对方的口阐述事件发展是不同的),颇让我感到不自在。
接着是看了2007年完成的纪录片《天堂路》。这部以记录台西地方居民抗争六轻、
八轻与台塑大炼钢厂的环境污染事件为主的影片,虽然放入了大量激情的抗争画面
,(甚至有很多部份是重复的,包含不理性的谩骂),理性讨论的层面少了些,但
用心的程度并不至於被抹灭。……直到我看见了某个镜头,突然唤醒了过去观赏
《台北来的人》的不舒服经验,一切像恍然大悟般,我彷佛明白了隐藏在所谓作者
身影中的创作局限。
这个镜头是这样的:
大群居民们集结着去某部会前抗议环境污染,在抗争的现场大家有秩序且理性呼着
口号。突然间,有个妇人按耐不住激动的情绪,做出了下跪且激情哭嚎的举动。大
伙正在意识着究竟发生什麽事的同时,林家安的摄影机以俯角(显然是站着),从
上往下拍去。前景是哭泣下跪的妇人,而背景却带进了两位拿着摄影机的记者,也
以同样的方式站立着拍摄这位妇人。
「竟然是一样的摄影方式和角度!」,不经意入镜的记者就像一面镜子般,完全反
映出了林家安在当时的尴尬矛盾位置。(纪录片有别於新闻,纪录片拍摄者有别於
记者,但在此刻竟完全相同。)
对於这个镜头我的理解和想像是:
作者一方面想把持自己旁观记录的位置,一方面又是与在地居民一起努力运动的夥
伴,这种矛盾思考在此镜头内毫无掩饰地暴露,一览无遗。也解释了为什麽影片总
充满着这麽多激情谩骂,却不见作者跳进来排解或是介入,但有时却会问居民们「
现在心情怎麽样?」,(我的意思是,仍必须透过直接发问,取得想要的答案,有
点类似新闻记者要取得速成效果的问法,但若已耕耘很长时间,应能捕捉与察觉到
居民心情才是)。在拍摄位置与身份上的游移和犹豫,无法全心投身事件的莫名顾
虑,害怕建立关系,使得林家安所拍摄的纪录片总存在着一种「距离感」。
这份「距离感」在《台北来的人》里,出现在双方对话的语言中(林家安频频以知
识份子的姿态向妇人提问,於是出现「宰制」、「父权」、「女性主义」之类的用
语),与被摄者的相处不是一种陪伴的姿态,而像是在找寻自己想要的;在《天堂
路》里则愁困於自己的立场,(仍带有知识份子对运动的一厢情愿心态,并企图从
人的身上去印证这些事情,而不是自己去观察和探析,於是在影片中便出现了压迫
态度与不明就理,就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对当地人是一种很严重的伤害),这层障
碍使得影片无力进入问题的核心,只能记录着抗争运动,重复着一场又一场火爆的
场面…。这对观众对於理解事件本身并没有帮助,甚至有塑造悲情英雄的形象之嫌。
在某场《天堂路》的映後座谈中,林家安提到了自己因为想要兼顾「美学」的部份
(特别着重於某些镜头的美感),而在「拍摄者」与「运动者」的身份间挣扎。这
些话让我深深思考着他所谓的「美学」究竟是什麽?是追求光影或构图的唯美性?
还是一种由内(初衷)而外的思维展现?
日本的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在谈及自己的纪录片时,总是侃侃而谈,并说自己一定
细细经营每个拍片环节。像是在摄影上,他说日本人第一眼看到陌生人时,因为礼
仪和文化性使然,都是从对方的脚开始渐渐往身上和脸看去,因此在他的纪录片里
,也都是从人的视角和观点出发,摄影机放在绝对不高於人眼的位置拍摄;如果摄
影机高於人眼,就等於是瞧不起人。千万不能直接拍摄别人的脸或身体,这是对人
的基本尊重。(电影大师小津安二郎也坚持低角度的拍摄。)
换句话说,以人为本、对人尊重,就是小川绅介紮实美学论述的底蕴和源头。小川
绅介如是说:「我拍纪录片最注重的一点,就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是人际关
系。」
这或许可以解释林家安影片里总产生着「距离感」的原因。西方纪录片在60年代发
展出了「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与「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两种不
同的纪录片美学,一派强调与被摄者的关系互动,另一派则希望像墙壁上的苍蝇不
涉入事物,彼此间的理论虽差异甚大,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在於,都是深深投入於对
所记录的世界与纪录者身份的思考之中。因此代表作品虽调性不同,但都同样地具
有力量,真实动人。
从这些例子来看,所谓的电影美学,是由内而外的,也就是说从内心的向往动机和
思考开始,向外延展,呈现在影片中的各个环节中,包括采取的形式和内容,但唯
有奋力地投入其中才能展现出可贵真诚动人的「精神」和「感情」。
小川绅介有次在自己的笔记里写着:「我们不仅是为了拍电影,而且是为了了解真
正的现实,才花了近三十年的时间,想起来不知犯了多少错误,被出卖了多少次,
经历各种的试验和失败。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声音啦画面啦以及各种各样的故事,
全部都浸透到我们身体里去了,这就是我们把它称为纪录片的原因。」
我无法得知其他人是怎麽看待《台北来的人》与《天堂路》,但我确实无法从片中
感受到生命的力量与动人的交流。以这篇文章来说,尝试着以「作者论」和「镜头」
切入,无非是意识到了影片中某些可议之处(尤其是作者的姿态)。从反覆思考和
书写的过程里,带给我自己的启示就是:「没有真正地投入,就难以拥有厚实的美
学基础,亦无法产生具有能量和热情的作品。」
而这里所谓的「投入」,不是希望作者毫无顾忌地将自己投身奉献於现场与事件当
中,而是要深深地,仔细严肃地去思考自己、摄影机、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
,进而透过理解「关系」的过程,带领观众往更深更远的地方走去,看清真正的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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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同时刊於「纪工报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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